周恩來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對知識分子人格上尊重、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關照、思想上包容是一貫的。這從他與胡喬木、喬冠華30多年的交往中可見一斑。
一
周恩來第一次見到胡喬木，是1943年7月16日從重慶回延安，參加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從當年11月15日起，周恩來在整風學習會上，連續作了5天報告，回顧了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的經驗教訓。每次會上，一個青年總坐在會場一角，不停筆地埋頭做記錄，周恩來知道他就是兩年以前接替周小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才31歲。周恩來在報告中，對自己參加革命20多年來工作中的失誤和不足作了深刻檢查，並分析了根源和危害，使胡喬木深受教育，打內心裡崇敬這位頂天立地的共產黨人。
1945年8月28日，胡喬木隨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國共和談。同年10月10日，《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簽字後，毛澤東返回延安，胡喬木奉命留在重慶，直到當年11月25日，才與周恩來一起飛回延安。這段時間，胡喬木在中共代表團駐地曾家巖50號，與周恩來有了更多接觸。周恩來的印象是：胡喬木是個不錯的知識青年。
周恩來與胡喬木聯繫最密切的是隨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他們在一起，先後到過12個縣，在37個村莊住過，多數時間，周恩來與胡喬木同住一間房。
1947年4月12日，周恩來隨毛澤東一行來到安塞縣王家灣住下。王家灣是個小村莊，緊貼著半山坡，只有十幾戶人家。貧農薛如憲老漢騰出兩眼半又黑又破的窯洞，毛澤東（化名李得勝）住裡面一眼窯洞，一半是小土炕，一張破炕桌，兩個圓木墩子（凳），就沒有空隙了；另一半是長方形土糧倉，擺滿了酸菜缸，站在院子裡就聞見一股酸菜味。周恩來、陸定一（化名鄭位）、胡喬木3人擠在迎門一間土炕上，共用一張小炕桌，辦公時擠不下，胡喬木找了個小樹樁子，墊上棉衣，伏在鍋臺上工作。右首半間是個小土炕，鑽進去腰也伸不直，任弼時（化名史林）在這裡辦公、睡覺。當時生活很艱苦，周恩來和大家一起喝榆葉摻面做的糊糊，啃榆葉窩窩頭，一點不嫌苦澀，毛澤東還笑呵呵地說：“好吃極了。”6月10日，周恩來隨毛澤東一行，離開住了58天的王家灣，來到靖邊縣小河口鎮。這個鎮子，依山傍水，被一片蒼翠的樹林包圍著，河灘上是一座地主的大院子，十來間磚砌的瓦房式窯洞，三面排開。當地習慣住窯，窮人只能靠山坡挖土窯住，有錢人就用磚砌個門樓，外形像瓦房，進門還是窯洞，冬暖夏涼，住著很舒適。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胡喬木都住在這裡。半山坡上，一家軍屬的三孔窯洞，借來給毛澤東辦公、住宿。毛澤東住北頭，警衛人員住南頭，當中窯洞炕上，是房東老漢養的蠶。8月1日，離開住了50天的小河口，經過連續19天的長途行軍，來到朱官寨。在這裡住了29天，又向葭縣神泉堡轉移。10月27日，離開神泉堡，兩天後來到米脂縣楊家溝。因為事前派汪東興來，將這裡破窯洞作了整修，環境也比較安全，住了64天。1948年3月23日，周恩來隨毛澤東一行在吳堡縣蟋蜊谷渡口東渡黃河，向河北阜平縣城南莊轉移。5月26日毛澤東由阜平縣到達平山縣西柏坡。在這一年多時間裡，胡喬木除了為中央起草文件、中央開會作記錄，還按照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指示，為新華社寫了許多消息、社論和評論。在寫這些文稿時，胡喬木連辦公桌都沒有，不管炕沿、缸蓋、碾盤、石頭，隨處一坐，紙放膝頭上，就動起筆來，這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西柏坡期間，中央集體辦公會由周恩來主持，胡喬木作為新華通訊社社長出席會議。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出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胡喬木是新聞總署署長，仍任毛澤東秘書。因為工作關係，兩人接觸更多了。
1951年1月8日，胡喬木因勞累過度，突然胃出血，吐了一大盆子血，急送北京醫院搶救。北京醫院院長、外科專家周澤昭親自為胡喬木作檢查，是胃潰瘍引起的胃穿孔大出血，必須立即開刀。周恩來聞訊，立即趕來，召集醫生會診，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也來了。有人擔心胡喬木長期超負荷工作，身體很虛弱，怕經受不了動大手術。周恩來徵詢他夫人谷羽意見，谷羽表示同意“開刀”。胡喬木手術後出現了意外，胃與腸粘連，需要第二次開刀，這下胡喬木可受不了了。周恩來聞訊，又一次來到北京醫院，聽取醫生們意見，他問醫生：“除了再開刀之外，還有沒有別的辦法？”經過醫生們的研究，最後決定不動手術，吃藥、打針治療。胡喬木手術後，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特地派人將頤和園的諧趣園整修好，讓他和谷羽住進去休養。
1954年3月8日，胡喬木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第四稿後，右眼患了中心性視網膜炎，又一次住進北京醫院，周恩來因忙於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準備工作，不得分身，特地託人傳口信，建議胡喬木去蘇聯莫斯科克裡姆林宮醫院治療。隨後胡喬木赴蘇，當年8月才回國。胡喬木眼疾日漸康復，他又忙碌起來，協助周恩來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這年9月16日，周恩來致函胡喬木：
“現將政府工作報告草稿第二、三兩部分付印，約好於今（17日）早送你。第二部分還有些材料可以取用。第三部分從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取來，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刪改，你最好不要多用時間去看它，因為改寫的報告，在政權一段宜短，以重寫為妥。
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將各方面初稿彙集改好後，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兩週，竟不能終篇，而且誤了時間，給你造成極大困難，這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錯誤。嚴格說，也是思想上的錯誤，現在時間有限，請你與伯達同志一商，按照主席指示，如能重寫就重寫，不要受原稿的任何拘束，也許更便利些。如何，請酌。”
1955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決定在1956年初召開一次知識分子會議。為此，中央專門成立了由周恩來負責，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錢俊瑞參加的“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胡喬木是十人小組成員之一，他受周恩來委託，起草會議報告。1955年11月30日，周恩來起草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綱，12月17日、19日兩次約胡喬木商談如何起草知識分子問題報告，就報告的指導思想、結構、基本內容和重點，系統地提出意見。胡喬木在家裡，把蒐集到的有關知識分子的重要材料和文件，擺了一長條桌，仔細翻閱，精心起草，沒日沒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谷羽一覺醒來，他書桌上的燈光還亮著。大約忙了兩個多月，起草工作有了眉目，過了1956年元旦，報告草稿出來了。1月6日起，周恩來多次召集十人小組成員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反覆討論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確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周恩來在胡喬木寫的報告草稿中，親筆加上“他們（指中國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是一個重大改變。多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初，總是把知識分子看作是附在剝削階級“皮”上的“毛”，這下為知識分子脫掉了“剝削階級”知識分子帽子。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有關部門共1297人出席，劉少奇主持會議，周恩來作報告，這個報告博得了與會者經久不息的雷鳴般的掌聲，每個人都為黨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和深切關懷而深深感動。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胡喬木忙於起草劉少奇在八大的《政治報告》。周恩來對此很關心，他於9月10日致函胡喬木：“喬木同志：外交部同志起草的這個稿子（指政治報告國際部分），只是將原稿國際形勢和國際支援兩個部分同外交部前稿參合在一起，而沒有很好地加以改寫。這就顯得眉目不清，形勢和任務、國際關係和國際團結都有混淆之處，我以為這部分題目，或者叫‘國際關係問題’，或者叫‘我們在國際關係中的政策’，而不宜叫‘加強國際團結’。內容先講形勢、後講任務。形勢這部分大體可用，但仍需在開頭加以概括及分析。任務這部分，可以先講國家關係，後講各國人民之間的支持，但必須根據五項原則，條理分明，界限分明，這部分較難修改。我們的主要意見就是如此，並且傾向於不將兄弟黨的關係寫在這裡。因為我忙於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不可能再參加討論和修改了，一切請酌。”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盡力保護胡喬木。1967年2月1日，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萬人批鬥大會，上午8時，中國科學院造反派將胡喬木揪去，在胸前掛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胡喬木”的大牌子，和其他批鬥對象一起，列隊站在主席臺後面等候。大會批鬥誰，就把誰押進會場。直到下午3時，輪到批鬥胡喬木時，周恩來聞訊連忙打來電話，他才免了這場批鬥，被押送回家。周恩來見胡喬木一再被揪鬥，擔心他的健康，特地擬出三條規定：“一、今後各單位革命群眾不要再把胡喬木同志揪去批鬥，如一定要揪去，必須經中央批准，各單位如需向胡喬木瞭解情況，可以到胡處座談，但不能鬥爭，談話範圍只能限於同該單位有關的情況，其他情況一律不要談。二、今後革命群眾可以向胡喬木提問題，但胡寫的檢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給中央，不能交給‘聯絡站’或其他單位，中央不承認什麼‘聯絡站’。胡喬木身邊工作人員寫的大字報也如此處理。三、胡喬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換個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應的休息。”這三條規定，經陳伯達、康生、江青“圈閱”同意，2月28日晚，由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向胡喬木和他秘書商愷宣佈。但胡喬木只安定了個把月，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發表後，因文中點了胡喬木的名，胡喬木又被揪鬥。後來毛澤東乘車路過胡喬木住處（南長街123號），準備去探望胡喬木，因走錯門而未遇，此消息傳開，揪鬥胡喬木之風才逐漸平息。
胡喬木
二
抗日戰爭爆發後，喬冠華以“喬木”筆名，為香港《時事晚報》寫“國際時評”，周恩來知其名卻未見過面。香港淪陷後，喬冠華奉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護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安全撤出香港，於1942年秋來到重慶。周恩來派夏衍坐中共代表團的小轎車去接喬冠華。這是喬冠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留下的印象是：周恩來豁達大度，和藹可親。周恩來得知喬冠華感冒身體不適，婁山關又翻了車，一路上很勞累，像長輩那樣囑咐他：“你要多休息，怕是感冒有病，要檢查治療，工作問題以後再說。”
同年9月，重慶《新華日報》按照延安整風精神進行改版，周恩來指派喬冠華為《新華日報》編輯，主編“國際述評”，同時要喬冠華主編《群眾》週刊，派左負、曾興如二人作他助手。周恩來還交代喬冠華，多參加一些中共代表團外事組的活動。此時，喬冠華的行蹤被國民黨軍統局二處處長王新衡發覺了，他親自到喬冠華臨時住處馮亦代家調查。周恩來擔心喬冠華的安全，讓他搬到中共重慶地下黨租來的純陽洞附近一幢小平房裡。
1943年4月初，喬冠華得了腸穿孔引起的腹膜炎，蜷曲著躺在床上，兩手捂著腹部。龔澎與李灝將喬冠華送到市民醫院搶救，李灝請外科主任梁樹芳為喬冠華做手術。周恩來聞訊，特地到醫院看望喬冠華，還送來了當時最珍貴的消炎藥盤尼西林（青黴素），並讓龔澎抽時間多來看望。這年秋天，由馮亦代、鄭安娜夫婦牽線，喬冠華與龔澎結了婚。當時喬冠華住化龍橋，龔澎住曾家巖，生活不方便，周恩來特地在曾家巖50號三樓騰出一間辦公室，讓喬冠華夫婦住。1944年秋，龔澎生下第一個孩子，取名喬宗淮，滿月後，龔澎又和喬冠華投入緊張的工作，常把小宗淮留在“周公館”，由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幫忙照看，哭了抱，餓了喂，忙得不亦樂乎，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都說這個“仔仔”命大福大。
抗戰勝利後，周恩來於1946年5月3日，由重慶遷來南京梅園新邨。喬冠華夫婦調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喬冠華擔任中共方面的新聞組長。過了個把月，喬冠華夫婦返回南京，隨周恩來去上海，住在馬斯南路52號周公館。按周恩來指示，籌辦英文版《新華週刊》，喬冠華每一兩週舉辦一次有文化人參加的時事座談會，介紹時局變化，國民黨軍如何的迅速崩潰，人民解放軍如何的向前推進，以拆穿國民黨當局的謊言。11月15日，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召開“偽國大”，命令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喬冠華夫婦也不能呆在上海了，英文版《新華週刊》只出了三期，喬冠華夫婦即奉周恩來之命，去香港籌建新華社香港分社。行前，喬冠華夫婦向周恩來辭行，周恩來感慨地說：“好容易打敗了日本，老百姓都想過和平生活，而現在又得打仗了。你們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幾年以後再見面了。”說到這裡，周恩來看看手錶，時近中午，便邀喬冠華夫婦去吃飯，說：“我給你們餞行，吃一次上海大閘蟹。”1947年1月20日，周恩來致電在香港的喬冠華、龔澎：“毛主席新年祝詞、解放報新年獻詞及陸定一的國際問題文章（指1947年1月4日至5日《解放日報》連載的陸定一《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一文）都收到否？我們已編了4種小冊子，前兩種（1947年展望及論戰局）已到滬，第三種論時局已到北平，第四種反映美帝淪中國為殖民地明日送出，到後均將由滬以紙版及原稿轉你們，請翻印。關於國際形勢，望你們仔細研究陸的文章，當知對蘇戰爭目前已不存在，反蘇戰爭的叫囂只是企圖獨霸世界（蘇聯除外）的煙幕，故實質上美蘇矛盾在世界制度上雖是基本的，但不是實際政治的主要矛盾。宣傳兩點尚對，但美國反蘇已在削弱，連范登堡（時任美國參議院議長、外交委員會主席）也轉移目光到東方了。四大家族（指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亦在北平翻譯英文，譯好後送你處統一校正後送美出版。”喬冠華夫婦還按照周恩來指示，接待安排從國民黨統治區疏散到香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後，喬冠華又奉命聯絡在香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分批撤返北平。
新中國成立後，喬冠華先在胡喬木任署長的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任局長。不長時間，周恩來又點名喬冠華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辦公廳副主任，同時也是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周恩來兼任。從此，36歲的喬冠華登上了新中國的外交舞臺。1950年12月，他擔任新中國第一個代表團的顧問，隨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1951年6月，他再次擔任顧問，隨李克農赴朝鮮參加停戰談判；1954年4月，他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隨周恩來出席第一次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1955年4月，他隨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亞非國家首腦會議）；1961年10月，他擔任中國代表團顧問，隨陳毅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十四國討論老撾問題）；1971年至1976年，喬冠華連續6次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屆“聯大”，他還出席過兩屆特別聯大，一次由鄧小平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另一次由李強任中國代表團團長、他任副團長。喬冠華先後訪問了五大洲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了中蘇、中美、中日等重大外交會談。喬冠華先後擔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部長助理、副部長、部長，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在外交戰線上奮鬥27年的歷程中，周恩來給了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支持。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毛澤東稱之為“鹽城二喬”的胡喬木和喬冠華，在他二人成長過程中，周恩來是付出了許多心血的。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因病逝世，胡喬木、喬冠華都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周恩來的崇敬和懷念之情。胡喬木當時身體也欠佳，他幾次抱病去醫院探望周恩來，參加了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喬冠華隨中央領導人護送周恩來遺體去八寶山火化，當晚又護送他的骨灰去勞動人民文化宮，讓首都幹部群眾和外國使館人員前去悼念。當時“四人幫”控制著中央，把守靈規格壓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守靈，給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一名部級領導輪流值班。喬冠華在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會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為總理送行了，我們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說的辦。但我本人準備三天都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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