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而讀，志向迥異
胡喬木與季羨林都是1930年夏天考入清華大學的。當時季19歲，胡18歲。胡考取物理系，入學後轉讀歷史系，季念外語系。兩人雖為同窗，但日後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胡喬木走的是革命之路，季羨林走的是學術之路。
胡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只讀了一年多，就因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暴露身份被迫離校。之後，被調到共青團北平市委擔任市委委員、宣傳部部長。再之後，胡在鹽城、杭州、上海從事革命活動，於1937年奔赴延安。
季羨林在清華四年，專心讀書。畢業後，回到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教了一年書，即赴德留學，一去就是十年。此時，胡喬木早已到延安，成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
多年後，季羨林還清楚地記得胡喬木（當時叫胡鼎新）在清華大學從事革命鬥爭的一些往事。早晨，在盥洗室同學們的臉盆裡，常常會發現革命傳單，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裡都明白，這出自胡喬木之手，但是沒有一個人去告發。有一天夜裡，胡喬木摸黑坐到季羨林的床頭，勸他參加革命活動。季雖然痛惡國民黨，但對於政治鬥爭，他的態度卻是逍遙派，不參與，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他的主要志趣在於追求知識。所以儘管胡喬木苦口婆心，反覆勸說，他卻只同意到胡主辦的工友子弟夜校去上課。至於讓他參加其他革命活動，他硬是沒有點頭同意。
胡喬木、季羨林
季羨林於1946年回到闊別十年的祖國，在北京大學任教。1949年春夏之交，他忽然接到胡喬木從中南海寫來的信。信中說：“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季羨林當然記得那個面容清秀、說話帶蘇北口音的老同學，原來當年那個在學生洗臉盆裡撒傳單的革命青年已經是毛澤東的秘書兼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胡喬木在信中告訴季羨林，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他問季是否願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併到北大來。季羨林看完信後激動不已，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知道，北大東語系是1946年季羨林歸國後創建的，建系初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六七個人，七八條槍”，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師除季外，還有王森、馬堅、金克木、馬學良、于道泉五位。學生人數比教師人數還少。最初創建東語系時，東語系有個說法叫“倆人班”，意思是說東語系的系主任是季羨林，然後有一個秘書叫王森，實際上全系所有的政務大事也包括好多雜事都是他們兩個人來負責。
所以季羨林立即給胡喬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信發出不久，胡即到北大拜訪季羨林。舊友重逢，倍感親切，胡特意告訴季：“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回教徒為什麼不吃豬肉？》等，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胡喬木是個細心人，他沒有稱“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這個詞，這給季羨林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也表現出胡對季的尊重。很快，南京東方語專和中央大學邊政系、邊疆學院的師生高高興興地來到北大，這些師生們的鋪蓋還沒放穩，又開始了1952年的院系調整，這一次東語系得了個第一。據《北京大學記事》記載：1952年8月25日，東語系共有教師42人，舊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幹部120人，師生總數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
1951年，中國政府要派出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和緬甸。此時兼任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的胡喬木，正參與組團出訪之事。胡喬木想到了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主任、正從事印度文化研究卻一直無緣訪問印度的季羨林，於是，他給季寫信，問他是否願意參加代表團。季當然非常願意，也非常感謝胡喬木的關心。於是他隨代表團於1951年9月20日離開北京，次年1月24日返回，出訪達四個月，暢遊了印度和緬甸。
相交一甲子，友情是濃是淡
自新中國成立初兩位老同學聯繫上之後，胡多次前往季家看望，可季卻“來而不往”，一次也沒有去過胡家。胡心裡常常惦記著這位老同學，在北戴河休養期間買回來的大隻海螃蟹，也總想著送一筐給季嚐鮮。別人給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給季一份，可季什麼東西也沒有贈過胡喬木。季剖析過自己的心理：“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我自己並不清楚。難道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優秀的知識分子那種傳統心理在作怪嗎？”“我是一個上不得檯盤的人，我很怕見官。”在季看來，老同學胡喬木已經是個“大官”，作為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季極力避免“攀龍附鳳”之嫌。胡的“官”做得越大，季越是與這位老同學拉開距離。但胡對此卻從不介意，一如既往地關心照顧老友。
終於有一回，季羨林去了胡家。那是1986年冬天，胡通過季的兒子季承捎話給季，說他想找季談談，問季願意不願意到他那裡去。季也正為學生的事憂心如焚，他擔心學生年輕幼稚，感情容易衝動，一旦事態擴大，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一聽到胡喬木的邀請，立即應承。胡把自己的車派到北大，把季接到中南海他的住處。外面剛剛下過雪，天寒地凍，但胡喬木的家中卻溫暖如春。胡全家人都出來作陪。談話是在兩個老友之間進行的。談話開始，胡開宗明義，首先聲明：“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六十年來的老朋友。”季是個聰明人，當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於是便把自己對青年學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般和盤托出，毫不隱諱。他們談了一個上午，只是季一個人在說話，胡一直靜靜地聽。季說了很多，但要旨非常簡明：“青年學生是愛國的。在上者與年長者唯一正確的態度是理解與愛護，誘導與教育。”最後，胡說他完全同意季的意見，並要把季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
季羨林一生不願意麻煩人，尤其不願意麻煩在高位的人。所以即使是胡這樣的同學，為個人的事情，他也不願意求人，不願意沾他的光。但是有一件事卻迫使季找了一次胡。
那是1991年9月，季羨林在聊城參加了傅斯年學術研討會之後，隨代表們到臨清參觀名勝古蹟。接待他的是當時的副市長馬景瑞。在陪同參觀臨清古塔的時候，馬景瑞突發奇想：當時的臨清古塔為維修一事已爭取很長時間卻沒有結果，這次如果由季先生出來說說話，國家文物局能否破例撥款維修古塔呢？於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他把想法向季提了出來。季讓他們準備一點材料。10月，馬景瑞到北大送材料時，季告訴他們已經給胡喬木寫了信，內容是：我這次回故鄉臨清，當地黨政領導向我提出臨清舍利寶塔的修復事宜，我是一介書生，兩袖清風，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有辦法，只好請您幫忙。季為了家鄉的古蹟，破例求人，而胡傾全力相助。經胡喬木和國家文物局負責人的批准，舍利寶塔的修復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
到了晚年，胡喬木的懷舊之情愈加濃烈。他最後一次到季家，是夫人谷羽陪他去的。不過，谷羽和季羨林的兒子到樓外去閒聊，屋裡只有他們兩位老友。季萬萬沒有想到，這是胡最後一次到他家。不久，季就聽說喬木患了不治之症。聽到這個消息，彷彿當頭捱了一棍，他怎麼也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一輩子都沒有主動去看望過胡喬木的他，這次真想破例主動到胡家看望。但胡無論如何也不讓他去，無奈只好服從安排。
1992年8、9月間，胡喬木委託他的老伴谷羽給季捎信，讓季去看他。季羨林知道，這是要同自己訣別了。他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來到胡住的醫院。一進病房，就看到喬木仰臥躺在床上，吸著氧。喬木看見老友，顯得很激動，抓住季的手，久久不放。看來胡也知道這是他最後握老友的手了。胡突然想起了在《人物》雜誌上讀過的季羨林寫的《留德十年》的文章，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此時此刻百感交集的季羨林，連忙答應，書出版後，一定送他一本。
這是兩位老友見的最後一面。不久，胡喬木就離開了人世。
季羨林的《留德十年》出版後，他想到胡喬木的墓前焚燒一本，以慰其在天之靈。然而，按照胡喬木的遺囑，他去世後，骨灰都撒到了他戰鬥過的地方，連骨灰盒都沒有。季羨林手捧這本小書，淚眼模糊。
季與胡相交60年。胡喬木生前，季羨林有意迴避，從不主動接近。胡喬木去世後，季老常常想到他，頓生知己之感。是的，胡喬木是理解他的。他知道季羨林“不是此道中人”，所以從不向他流露為“仕”的感受；知道他有知識分子的“傳統心理”，從不苛求於他，交往中總是積極主動。甚至胡好心約季和他一起到甘肅敦煌參觀，而季由於厭惡地方對中央大員逢迎招待、曲盡恭謹的場景，而婉言回絕他，他也能理解和寬容。季又何嘗不是胡喬木的知己呢？人們只看到胡嚴肅的外表，而季讀懂了他豐富的內心和正直的實質。他說：“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面很嚴肅，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本文原題《胡喬木與季羨林》，選摘自《八十一年人生路——胡喬木生平》，本書編寫組 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3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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