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三十六
在古代，中國與西方在管理和策劃思想方面有很大的區別，西方在認知、邏輯、概率統計等方面比較發達，而中國在智謀、感悟和情思方面，特別是在治國安民、馭臣掌兵、為人處世、謀事知人等的智謀方面，卻比較發達。或許可以說，西方擅長於認知方面，而中國擅長於智謀方面，西方“善知”，中方善“謀”。
中國古代謀略文化源遠流長，既豐富，又深邃，中國古人很善於謀事、謀生、謀國、謀兵等，中國古人擅長於在日常生活體悟人生智慧，認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曹雪芹語）中國古人善於從智慧方面去把握天時、地利、人和的豐富內涵，去總結經世致用的道理，將“極高明”與“道中庸”（馮友蘭語）緊密結合起來，既重視願景與理想，又注重當下的穩妥的行為，知行合一。
與西方管理學說相比，中國古代謀略文化雖然缺乏嚴密的邏輯性和數字化的概率統計，但是，它注重與政治、倫理的結合，注重與和實際活動緊密結合，看似很平常，卻是很深刻的；看似很實用，其實卻非常睿智。
中國古代謀略思想倍受重視，各階層都很重視謀略文化。在朝為官的，雖然表面上冠冕堂皇，保持一種正人君子的樣子，大講仁義道德，但是，在背地裡卻十分崇尚謀略家，青睞謀略思想，運用謀略方法，閱讀謀略書籍。而在野派中，無論是歸隱的，混江湖的，佔山為王的，還是遊歷山水的，也都對謀略思想津津樂道，對謀略家倍加讚賞。坊間市井，更是廣泛流傳著很多謀略家的故事和傳說。民間大眾對歷史上著名的謀略家，如姜子牙、范蠡、孫武、張儀、蘇秦、韓非、張良、東方朔、諸葛亮、劉伯溫、曾國藩等，有一種讚賞和崇拜的心理，一代代流傳著他們的故事。
中國古代的謀略思想不僅很豐富，而且還形成了各個不同學派，各個不同的理論形態，此外，古代各階層、各個行業，也都大體有其謀略理論。比如，帝王有治國馭臣之道；大臣有謀權佐王之術；武將有用兵佈陣方略；文人有經世致用的方法；商賈有謀市聚財之法等等。
中國古代的謀略文化書籍也相當不少，比如，有專門論述謀略的專著，如《鬼谷子》《素書》《長短經》《權書》《帝王圖鑑》等，還有一些名為史書，其實是政治謀略方面的專著，如《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等，而《史記》中更是在每一篇後有《太史公曰》，闡述的就是司馬遷的謀略觀點。此外，在諸子學的各種論著中，有相當的篇幅也是談古代謀略思想的，古代謀略文化的各個學派，如儒家、道家、縱橫家、兵家、墨家、陰陽家等，他們的謀略思想也主要就是在“子書”中闡述的。
中國古代的謀略思想，有幾個類型的理論形態，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它們形成了中國古代謀略思想的主要內容，至今仍很值得探討、揚棄和借鑑。
秦始皇畫像
帝王權謀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可能是最受重視也是最發達的謀略思思。中國古代的主要政治體制是帝王專制，帝王佔據著統治機制的最高層，掌控著至上的權力，所以，帝王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在古代的政治生態中起決定作用，帝王的統治方略也成了政治家們、權貴們和學者們聚焦的政治論題。帝王如何統治，以什麼方式進行統治，如何管理朝廷，如何授權與牽制，如何立威與納諫，如何設計互相制衡的權力機制等等，都是倍受關注的權謀熱點和治政的理論要點。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形成了精緻、完整和系統的帝王之學。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帝王權謀成了重點討論的議題之一，帝王之學構成了古代典籍的重要部分，比如《尚書》中的《洪範》，道家學說中的“人君南面術”，《四書》中的仁政統治方略，還有《長短經》《素書》《管子》《商君書》《韓非子》《春秋繁露》《淮南鴻烈》《資治通鑑》等，都對帝王之術有詳細的論述，甚至以帝王權謀為主要內容。
古代各主要學術流派，各學派的主要理論學說，也皆是以帝王權謀作為重要理論來闡述的，比如，儒家的仁政學說、“道統論”、“內聖外王”說、“民重君輕”論，以及“修齊治平”理論等，皆是圍繞著君王統治術而展開論述的；再如，法家“緣法而治”的基本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管理原則，特別是“法、術、勢”的學說，也都是從君王的角度去探討的；又如，道家的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基本原則，以柔克剛、以進為退、以柔弱勝剛強等處事策略等，也都是要求帝王應採納的治國方法；還有，墨家的義政、非攻論，名家的刑名之學等等，也是奉勸君王要採納、堅持和實施的政治策略，各學術流派的謀略思想，皆是希望能讓帝王能接受和運用，使其謀略理念能成為治國之道。
古代的皇權專制制度造成了政治體制上以帝王為絕對的核心，皇權不僅支配著政治生態，而且也支配著整個社會，支配著文化思想體制。皇權至上主義制約信仰、倫理、政治理念和宗族觀念，比如，在古代，“天地君親師”成為祭祀的最重要對象，敬天法祖、孝親順長、忠君愛國、尊師重教成為中國古人基本的價值理念，“忠君”成為極其重要的觀念。帝王被尊稱為“天子”，即“天之子”，體現著君權神授的觀念，而這種觀念正是為了傳播和強化君權神聖化的統治原則。
漢武帝畫像
帝王權謀理論表為幾個根本性的論點：其一是認為帝王的統治權是受命於天的，誰如果反對，便是逆天行為，是必須受懲罰的。如此一來，統治者便可以用法律、倫理，以及族規民約等方面的手段來對不忠的人（即逆天而為之人）進行懲罰。其二是認為一切土地和人，皆是屬於帝王的，《詩經》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就是說，普天之地，皆是帝王的土地，而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帝王的臣民，帝王擁有一切。其三是認為倫理政治一體化，強調“家天下”的理念，天下是皇家的天下，所以“國即是家”，整個國家就像是一個大家庭或大家族，而皇帝就是家長或族長，比如，宋朝就是“趙家天下”；同時，“家即是國”，一個家族或家庭，必須堅持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倫理道德理念，姓氏族內，家規族規堪比國家法律，甚至有時比政治規則還更嚴厲，家族族長有權懲罰和處置家庭成員或族裡的人。在族姓內，很多時候，族長比地方官員還更有權勢，血緣關係比政治關係更重要。所以，說中國古代社會是“家國同構”是很有道理的，而“家國同構”就是血緣倫理規則導向於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秩序的典型結構，倫理為政治服務，這就是古代帝王權術最厲害的招數之一。其四是確立和實施了君權的單向控制，強調君尊臣卑的控制機制，將“君為臣綱”作為政治文化必須自覺認同的基本原則，並以“君為臣綱”來統領“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一方面，使政治綱領成為倫理綱常推行的目的，並維持倫理綱常的正統性；另一方面，讓倫理綱常為政治綱領服務，而在政治綱領的維護下保證倫理綱常的擴展和傳播。於是，“三綱五常”就成了融政治與倫理為一體的帝王統治的高明策略，也是很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帝王統治術。
歷史上，所謂有雄才大略，能成大功立大業，創造盛世繁華局面的有為、傑出的帝王，如劉邦、曹操、漢武帝、隋文帝、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康熙、雍正等，大都是深諳帝王權謀的政治家，他們的政治成就也都是建立在嫻熟地運用帝王統治術的基礎上的。而改朝換代之時，繼位的新帝王，常常以承繼先皇的權謀治術為頭等要務，視先皇的帝王之術為統治秘訣。
據說，唐朝李世民專門撰寫了《帝範》一書，專論人君之道，很隱秘地論述帝王的統治權謀，當他將《帝範》賜予他的兒子時再三叮囑，一定要將書中所述的統治術作為他的遺訓。李世民對他兒子說：“飭躬闡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諱，更無所言。”《帝範》成書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是很重要的帝王謀略典籍，為後世帝王所重視。
總之，皇權至上的專制政治機制造成了文化思想聚焦於帝王之學，而帝王權謀也就成了古代中國社會最受重視的政治思想主題，也成了古代謀略文化的核心論題，同時，也成了政治學、歷史學、謀略學和管理學持續關注的重要論題，中國古代的帝王權謀、帝王學、帝王之術等，是很值得從管理學的角度去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的。而帝王權謀中的具體理論，包括馭臣之道、用人策略、任將之法、牽制之術、立威方法、治軍之策等，將另文討論。
曹操畫像
士人智謀是僅次於帝王權謀的重要的謀略理論。古代士人以學習知識和傳播文化為主要職責，他們是文化思想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士人是一種身份，有時也指一種群體，甚至也是一種內心的文化知識修養。士人有時也扮演著別的身份，比如，在朝為官的士人雖有官員的身份，但在學識上、修養上和價值觀上，卻仍有很明顯的士人氣質和很強的文化價值追求，官職只是他們的外在職務，而骨子裡，他們依然有著士人的性格和理想；還有，在野的士人，他們或在民間講學，或遊歷于山水，或隱居於山林，或潛身於寺廟（比如有些士人只讀經不信佛）等等，他們亦有士人的精神境界。在專制體制下，皇權至上制約著文化體制，古代士人往往與政治很難隔斷開來，他們在政治上尊王，學術上循道，倫理方面講仁義，教育方面傳道解經。當然，也有一些士人富有變革甚至反叛精神，他們與所處的朝代格格不入，傳播新理念，變革舊文化，倡導新理想，但從長遠看，他們仍是政治的參與者；還有一些士人，執意遠離政治，不求名利，追求超脫逍遙的境界，隱居於山林深處不問政事，不屑於權力，不涉經世雜務。但是，即便是躲開政治和世務，也是一種對政治的態度，是以逆反心理來對待政治，是對當時朝廷和統治體制的懟著的或不滿的態度。士人很難徹底獨立於政治。
張良畫像
在中國歷史上，從先秦到兩漢，士人的主要活動有相當的是集中於智謀方面，先秦諸子各種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諸子學爭鳴的精英人士，各種思想學說的傑出代表們，都努力在研究和探討治國理政的道理，各學派的代表人物都執著地奔走各方，勸說君王採取他們的治國謀略。比如，縱橫家們遊說四方，縱橫捭闔，出將入相，蘇秦遊說韓、趙、魏、楚、燕、齊六國聯盟，合縱抗秦，佩六國相印，任“從約長”（比現在的聯合國秘書長權力大，有兵權），有權有勢，顯赫一時；張儀則遊說各諸侯國，以“橫”破“縱”，使各國由合縱抗秦轉變為連橫親秦，他被秦王封為武信君，掌秦國相印，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縱橫家在戰國時是很吃香的，他們因為縱橫謀略使君王們對他們很重視，因為縱橫謀略可以使國家強盛起來。
再如，春秋時，諸子學中的一些傑出學者，也都是努力爭取為君王出謀劃策的機會，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韓非等是如此，墨家的代表人物也多是如此，就連孔子，在辦民間學堂之前，也有過一段時間周遊列國的時光，他向君王們推介其“克己復禮”理論和仁政學說，只不過，當時的君王們更喜歡法家、縱橫家和兵家們，他們對儒家學說不感興趣，孔子只好去辦民間學堂搞教育了。
除了各學派的代表人物之外，有水平的其他士人也多是努力在爭取謀國佐政，少數有機會擠上宰相、中書職位的士人，利用智謀輔助君王治國，並結合其政治理論追求推行政治主張，而一般文臣，或進諫上言，或為謀士佐助地方官員處理政務等，士人們很多是積極在為政而持“謀”的。
姜子牙畫像
古代士人以智謀政的身份在不斷變化中，較早如姜子牙，被周武王稱為“尚父”，管仲被齊恆公稱為“仲父”，范增被項羽稱為“亞父”。漢初，張良成為劉邦的高級謀臣，劉邦曾評價張良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三國時，劉備三請諸葛亮，諸葛亮於南陽呈獻給劉備關於蜀國未來發展的戰略策劃書——《隆中對》，諸葛亮從那時起，便結束躬耕隱居生活，成了劉備的軍師，南征北戰，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明清時期，地方官署主管官吏聘請無官職的佐理人員（作幕、佐治或佐幕），幫助自己處理刑名、錢穀、文牘等事務，這佐理人員便稱為“師爺”，比如，嘉靖年間被譽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為典型的紹興師爺，據《明史》記載：“徐渭，字文長，山陰人。為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掌書記。”到了晚晴，出現了陶澍、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四位著名大臣設立的幕府，被稱為“晚晴四大幕府”，而晚清幕府中的幕僚即是由古代士人謀士演變而來的，由於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士人智謀的服務方式也不斷髮展變化，晚晴幕府不僅成了晚晴人才的匯聚之地，而且還促進了中國早期現代化變化，而後來，隨著中國歷史從晚晴進入了近代，幕僚也成了智囊人員或顧問。
士人智謀在中國歷史上一直髮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帝王、公侯，或是朝中官員好，甚至是地方督撫等，都把士人智謀視為是謀略支持的重要資源，都把有謀略的士子看成是出謀劃策的重要人才，無論稱為尚父、仲父、亞父，或稱為謀臣、軍師、師爺、幕僚等等，皆起著十分重要的智力輔佐功能。墨子說：“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墨子·尚賢》）這就是說出了士人智者的極為重要的作用。
聰明的帝王們都知曉士人智謀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尋找謀士和聘請謀士，讓謀士們為他們的統治出謀劃策。比如，早在商周時期，君王就知道聘請謀士的重要性，當時流傳著“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故事，為了請到姜尚，周文王主動“上鉤”。春秋戰國時，列國君王皆在搶奪智謀人才，有智謀的士人是很受尊重的。蘇秦、張儀曾在多國任過高官，這即是表明有智謀的士人很有人才競爭優勢。後來，三國時劉備三顧茅廬故事，也是在表明君王求賢若渴的態度。漢武帝時期，有“舉賢良方正”的人才制度，是在選拔有學識、識智謀的學子；明清很重視科舉考試，是重在選拔賢智人才等。
從另一方面看，士人也以各種方式爭取能輔政為謀，努力爭取為君王出謀劃策的機會，比如孔子曾周遊六國，希望能得到君王重用，以推行其仁政和仁義；縱橫家四處遊說，成功說服君王，爭取權力，爭取權利，爭取官位，千方百計擠上高官位置，極力推行其縱橫方略；漢時設五經博士，學子們都爭先恐後往太學裡擠，力爭通過太學門檻，往高處晉升，有的士人後來果真當上了帝師。歷史上，還有一些士人，通過為皇家注經修史，或通過以詩文銘志來靠近高官權貴，努力另闢捷徑，想能成為權臣或高官的謀士。在官本位文化體制下，古代大多數士人都在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找為君王、公侯、高官、權貴等出謀劃策的機會，士人以其智謀換取權利，也博取功績和名聲。
《六韜•龍韜•王翼》曾論述了謀士的謀事職責，論述得很有道理：“主圖案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這即是說，謀士職責，乃謀國之案，消國之危，除國之患，評將之德才，嚴明對兵之賞罰，授人才以官職，決斷疑難問題，裁判處事之正錯。
從具體方面看，士人用智以謀事，可分不同層次，或者說，可分為由近到遠的不同謀劃方式：首先是為自己謀，只有先保存自己，並讓自己有生存的優勢，之後才能謀別的事。其次，是為別人謀，如果只“謀己”而不“謀人”，不為別人考慮，不為別人出謀劃策，那麼，這樣的士人就只是一個自我自私的人，那麼，他的智謀也就沒有真正的用處，成不了謀士。再次，是謀政治、軍事大事。政治是國家的根體制和建立體制的活動，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謀士必須能為其輔佐的主人謀劃政壇的競爭策略，謀劃兵家的攻伐妙策等。還有，是為國而謀。就是說，謀士要對國之資源、體制、軍力、人才和與他國關係等進行全面謀劃，提出強國和禦敵的戰略性計劃。最後，為天下謀，亦即“謀天下”，高境界的謀士，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關注天下蒼生的沉浮，籌劃的是大利於天下的大策略，這才是大智謀。著名的“橫渠四句”，即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說的就是大智謀的訴求。
閱讀更多 文城觀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