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這座古城，在安徽的中部，地處長江、淮河之間。在古城南側，緊靠包河的南岸，有一座不算大的島嶼，為紀念宋代名臣包拯所建的包公祠，就坐落在這個島嶼上。這座建築規模並不宏大，但莊嚴古樸，令人肅然起敬。
1999年4月11日，紀念包拯千年華誕，安徽省合肥市各界人士，聚集在包公祠，為這位曠世清官拜祠謁墓。
民樂隊奏起佛樂《王會念佛》，人們排著整齊的隊伍，井然有序地走進包公祠。包拯的銅像端坐在堂上，稜角峭厲，嶽嶽寒蒼。堂前香菸繚繞，人們恭敬祭拜，虔誠之氣把歷史和現實的距離巧妙地濃縮在一起，煥然如包拯在世。人們望著高風亮節、虛懷若谷的包拯的銅像，把歷史真實的包拯和精神象徵的包拯揉合在一起了。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史書上早有記載；精神象徵的包拯，則存在於民間傳說中、文學藝術作品中和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它所會聚的精神力量，是無所不在的。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對包拯的敬意，就有對“包青天”的嚮往，就有對包拯精神的弘揚。中華民族永遠需要包拯的清正廉潔、剛正不阿。
在冥冥之中，我們彷彿看到了一千年之前的那個真實的包拯，正與當前億萬人民所頌揚的精神象徵的包拯在會面、在對話，好像有一股彪炳千秋的浩然正氣在包公祠內迴盪，在宇宙太空中共鳴，引領人們跨越千年時空進行宏觀和微觀的比較和探討。
包拯這位封建時代的清官，既受到黎民百姓的喜愛，也受到封建統治者的讚揚。因此，千年以來，包拯的形象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豐滿，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鮮明。這是很奇特的。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人們在紀念包拯的同時，很想撥開一團團歷史的迷霧，從中吸取寶貴的教益。
作為歷史人物的包拯，有著多方面的建樹，創立了一系列豐功偉績。但是從幾千年的歷史人物來看，包拯並不是最突出、最卓越的。與曹操、諸葛亮等相比，他沒有驚天動地的文治武功，也未獲得高高在上的官職頭銜；與關羽、岳飛等相比，他無馳騁疆場的豪氣；而與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等相比，他沒有鴻文詩篇的熠熠生輝。就是與同時代的范仲淹、歐陽修等相比，他也不是最拔尖的。然而，從包拯形象的歷史影響看，卻有著他獨特的耀人光彩。
有人說：包拯是生逢其時的。他所處的時代是宋朝“至平極盛之世”，又是社會矛盾尖銳發展時期，而皇帝仁宗“善容正人，延說議”，“有不可惑之聰”。沒有仁宗對包拯的讚賞，“卒大任以股肱者”，包拯“欲必行其道於時，難矣乎”！忠孝是封建倫理道德的最高境界，仁宗對包拯的忠孝是讚揚倍加的。包拯累倒在辦案大堂，仁宗派人去看望、送藥；包拯病死在家，仁宗親往吊暗，並賜諡孝肅。包拯死後，宋朝歷代皇帝都表彰包拯的忠孝，這是史無前例的禮遇。宋王朝積極樹立包拯的形象，以此來揚善懲惡，推動社會前進。
但是，並不是仁宗皇帝一人，也不是北宋王朝一代君主對包拯情有獨鍾。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王朝是如何對待包拯這個人物的。在元代，人民群眾是把包拯作為解民於倒懸的形象來歌頌。對於統治者來說，要使元朝長治久安，對那些權豪勢要、貪官汙吏的霸道也應有所收斂。倘若聽任“百官自行威禍，進退生殺，唯意是從”，那麼政局就很難穩定，經濟就很難發展。因此，元朝統治者也推崇包拯，並允許包公戲有較大發展。
到了明代，社會案件越來越多，而且複雜奇巧；官吏越來越貪，而且昏庸無能。統治階級對官吏不得不提出新的要求，既要清正廉明，又要細察善斷。於是，包拯又成了一個集破案、斷案於一身的法官、偵探典範，後來被胡適先生讚譽為“東方的歇洛克·福爾摩斯”。
到了清代，統治階級已非常自覺、積極地將包拯塑造為彰忠斥奸、盡力為皇帝效忠的形象了。很多地方都修建包拯的祠、廟、碑、墓，直隸總督李鴻章更捐資2800兩白銀，將合肥的包公祠修茸一新。“忠”成了宣傳包拯的主題，“移孝作忠”、“忠孝完人”成了包拯形象最輝煌的光環。
清朝滅亡後，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包拯作為反腐倡廉的形象，受到了更大的重視和宣揚。毛澤東曾說，“包青天剛正不阿，希望中國能多出幾個包青天”。改革開放以來幾度出現的“包公熱”更是有力的明證。
歷經千年的倡導、塑造，歷史真實的包拯形象演變成了精神象徵的包拯形象。從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包拯形象之盛傳不衰，增輝添彩，並不是用“生逢其時”可以解釋得清楚的。
有人說：包拯的形象塑造，文學藝術起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藝術形象的包拯，最早是在俗文學中塑造的。所謂“俗”，是對受眾的集群性和廣泛性的簡要概括。“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於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
一般講，俗文學比雅文學傳播得快、傳播得廣。對於俗的傳播文本，總是有較廣泛的受眾抱有興趣，並將此興趣迅速傳送到一個相當大的集群面去。
包拯的最早傳說見於文字的，是詩人元好問的《續夷堅志》所記載的一則讚頌包拯的逸事，此事的記載是在包拯逝世後的58年。緊接著，《三現身包龍圖斷冤》《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合同文字記》就成了宋代有關包拯斷案的最早的三篇話本。從此，包拯的故事越編越多。從最初的話本，到元雜劇中20多種故事、後來《龍圖公案》中的100多種故事，其流傳演變歷經宋、元、明、清，直到當代的236集的電視連續劇
《包青天》，構成了龐大的故事系列，呈現出不斷擴增的過程。包拯的藝術形象真正作為中國文化的精神、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精品，是完成於俗文學向雅文學的嬗變之中。其標誌是元朝關漢卿的包公戲，沒有關漢卿的精雕細刻，包拯的藝術形象是很難登大雅之堂的。
在俗向雅的嬗變中，包拯的藝術形象趨於完美、得到昇華，而俗文學中摻雜的一些糟粕，諸如包拯與煙花女子的故事等，被逐一剔除了。雅文學中的包拯形象，光彩照人、振聾發聘，反過來又對俗文學中的包拯形象進行指導、規範。包拯的藝術形象，就這樣在“俗”與“雅”的娘變、融合、發展中，受眾的集群也越來越大，並且世代相傳，越來越豐滿、完美了。
人們可能又要問：為什麼歷朝歷代的文人學士有如此地熱情塑造包拯？是什麼魅力吸引了他們？這是一個謎，一個誘人的謎。
要揭開這個謎，還必須做一些細緻的、客觀的、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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