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一貫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現在一些地方地下非法宗教活動猖獗，只有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實好，開好正門，才能關上邪門。”3月11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主任王正偉在聽取政協宗教界別委員對“宗教人才培養問題”的意見建議時，特別強調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
學誠、李光富、郭承真、劉元龍、高峰、刀述仁等政協委員圍繞當前宗教人才培養中存在和麵臨的宗教人才培養觀念不一致、宗教學院經費和生源不足、教學體系和教材不完整、教學硬件缺乏、宗教教育和公共教育脫節、宗教中高端人才隊伍力量薄弱等問題，與到會相關部門負責人進行了現場交流。
王正偉表示，委員們談到的意見建議都很好，希望參會的各有關部門對委員提出來的問題不斷深入研究，予以解決。王正偉說，習近平總書記、俞正聲主席都對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宗教工作方針、做好宗教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國共產黨一貫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現在一些地方地下非法宗教活動猖獗，只有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實好，開好正門，才能關上邪門。堅持政教分離原則是當今世界一個普遍共識，要落實好這一原則，關鍵是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妥善處理涉及宗教領域的各類矛盾和問題，推動宗教事務管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王正偉強調，我國宗教要堅持中國化方向，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警惕和抵禦宗教滲透，警惕帶有政治意圖的宗教訴求，反對宗教極端、維護社會穩定應是每一個宗教界人士的責任和義務，要發揮自身優勢和影響力，帶頭在關鍵時刻發聲亮劍。要反對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的傾向，宗教界人士要加強自律自治，依法依規管理宗教場所和教職人員。同時要打造一支過硬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鼓勵他們不斷提升宗教造詣，切實為廣大信教群眾服好務、為黨和政府分好憂。
全國政協宗教界別小組討論人才培養
3月11日，全國政協宗教界別小組就委員們一致關心的宗教界人才培養問題進行了討論。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主任王正偉參加討論。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指出，佛教院校的知識結構比較單一，不利於綜合型人才的培養和塑造。由於種種原因，一些地方對建造寺院的熱情非常大，對教育方面的投入卻遠遠不夠。全國29所漢傳佛教佛學院為佛教人才培養作出了努力與探索，為佛教發展輸送了優秀人才，但佛教界仍然存在人才缺乏的困境。這不但影響佛教的發展、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同時也影響了中國佛教的對外交流與宣傳。
中國道教協會會長李光富說，“全國現在共有道教院校7所，其中兩所還處於半開半停的狀態，在校學生不足250人。道教院校經費短缺，特別是地方辦的道教學院，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道教學院專業教師缺乏、規範的統編教材缺乏。”李光富指出，中國道教協會將在未來繼續加大力度培養中青年人才：中國道教學院將重點辦好研究生班，同時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辦好道教學院;做好道教學院教師資格的認定和職稱評定;培養經典翻譯、弘道揚法、科儀法事、道教醫藥、武術養生等方面的人才。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郭承真指出，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存在與教育部門不接軌的問題，出現了經學院的文憑社會不認可、經學院畢業的優秀學生不能留校就職等問題。
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說，人才培養問題影響和制約著中國基督教的發展。“目前，全國的按立牧師只有5000人左右，這樣的人數根本滿足不了牧靈工作的需求，也讓國內外敵對勢力有機可乘。”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元龍認為，宗教教育應與公共教育相結合，要涉及語言、政治、歷史、傳統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不能脫離社會辦宗教教育。“天主教人才培養要將傳統方式與現代方式相結合，但因為經費、師資等原因，很多現代教育方式方法還未進入天主教教育。我們培養的宗教界人才不僅要立足國內，還要面向世界，所以培養人才這一任務十分重要而艱鉅。”
雲南省佛教協會會長刀述仁強調，培養宗教界人才需要打破長期以來辦宗教教育的傳統模式，要有創新精神。刀述仁說，宗教教育不應該只由國家宗教事務局來管，還要納入國家培養人才的大體系來統籌規劃。這樣，宗教院校的教師待遇、教師資格評定等問題才能得以解決。宗教院校的學生、老師應該與社會教育的學生、老師享受同樣的待遇。
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陳宗榮出席了討論會。陳宗榮說，五大宗教人才嚴重不足，成為其發展短板。宗教界人才培養存在4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認識方面，要不要培養宗教界人才和如何培養的問題。第二是結構性問題。宗教教育不在國民教育體系裡，與國民教育缺乏溝通，得不到社會的認可。第三是宗教教育基礎十分薄弱，學生和師資都不能滿足宗教與社會相適應的需求。第四是教育觀念滯後，教材、方法、設備都很難滿足當前宗教教育的需求。陳宗榮介紹，宗教界人才培養問題將列入國家宗教事務局今年的重要議事日程，國家宗教事務局將與教育等部門進行調研和討論，爭取逐步解決各種問題。
期待宗教慈善被社會認可併發揮更大作用
自2012年來，福建省道教協會、石竹山慈善基金會先後為寧德福鼎市赤溪小學、南平市孝茂民族小學、三明永安市民族中心小學等十幾所老、少、邊遠貧困山區學校捐贈1000多萬元建設教學樓。圖為2013年8月，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道教協會會長謝榮增等為福鼎市赤溪小學新落成教學樓（孝茂樓）揭牌。
3月9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對慈善法草案進行說明，這已是慈善法草案的三審稿。3月10日上午，全國政協宗教界別委員圍繞慈善法草案和宗教慈善進行了熱烈的小組討論。會後，記者就“慈善法”出臺對宗教慈善的影響以及宗教慈善所遭遇的困難採訪了兩位委員。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秘書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會長徐曉鴻說，“我們國家現在還有7100萬貧困人口，8500萬殘疾人，有1.6億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社會公益慈善需求很大，單單靠政府是不行的。因此，需要社會力量一起來做這個事情。‘慈善法’的出臺從法律的角度第一次把公益慈善提到這樣一個高度，是非常具有進步意義的。慈善法草案對什麼是募捐、怎樣捐贈、怎樣監督都作了詳細的規定，這些規定對於完善現代慈善制度和體系具有一定的意義。”
慈善法草案並沒有提及“宗教慈善”，但其中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慈善機構以外的團體、組織，可以從事力所能及的公益慈善活動。徐曉鴻認為，這實際上給宗教慈善活動提供了空間。
徐曉鴻指出，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是向善的，就基督教而言，慈善是基督教非常根本的內容，因為基督教講究博愛，講究愛鄰舍，可以說現代慈善事業源於基督教，公益慈善是教會傳統，因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在公益慈善事業中可以大有作為。“基督教慈善的特點是以小博大，希望做到拾遺補缺。這些年，我們在敬老院、自閉症兒童康復、福音戒毒、艾滋病群體關注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包括助學、助老等，有大大小小几十個項目，每年都動用了不少資金，基本上形成了工作常態化。2003年，基督教全國兩會專門成立了社會服務部，負責推動各地教會參與到社會服務和慈善活動中。”
對於宗教慈善組織所遭遇的瓶頸問題，徐曉鴻認為，社會大眾對宗教不能完全脫敏是阻礙宗教慈善發展的一個原因。“一提到宗教慈善就怕你藉著慈善名義傳教，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自己首先要反省。我認為，絕大多數宗教界人士還是抱著單純慈悲濟世的心態在做慈善，沒有其他目的。”徐曉鴻認為，讓宗教慈善組織得到社會的認可有利於更多的人參與到宗教慈善活動中，同時也可以激發宗教慈善組織的積極性。
小組討論時，很多委員對慈善法草案提了一些建議。一方面認為“慈善法”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建議“慈善法”還需要試行。徐曉鴻說：“試行中就一定會碰到一些問題，可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不斷調整和修改。”
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道教協會會長謝榮增認為，“‘慈善法’是一部慈善事業的基本法。‘慈善法’要系統規定基本的慈善法律制度，包括慈善概念、慈善機構、慈善政策等。國家鼓勵和支持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開展慈善活動，這當中應該包含宗教組織。”
今年，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宗教慈善”的概念，這是黨和國家對宗教界慈善工作的肯定和更大期望。謝榮增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宗教界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事業，在扶貧濟困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近年來，通過“宗教慈善周”等活動平臺，宗教界發揮自身獨特優勢，服務社會、利益人群，以善行義舉踐行信仰，為推動我國扶貧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努力。
謝榮增說：“2015年12月23日，五大宗教發起了《關於宗教界開展扶貧濟困活動的共同倡議》。扶貧濟困、樂善好施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是實現中國夢的現實要求，也是我國各宗教的優良傳統。宗教界是社會慈善事業的一個主要力量，希望‘慈善法’的出臺可以引領宗教界更好地進行慈善活動，為宗教界開展慈善活動提供法律保障。同時，我們期待宗教界在進行慈善活動時所遭遇的困難能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幫助下得以解決，比如宗教法人問題、宗教慈善機構登記問題、宗教慈善的捐贈抵稅問題等等。希望不久的將來，宗教界可以在慈善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政協委員為發揮宗教界積極作用建言獻策
3月8日，全國政協宗教界別委員圍繞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進行了討論，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務院扶貧辦的負責人專門到會聽取意見，並作了積極回應，體現了政府各部門對宗教工作和宗教界的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副主席馬飈參加了小組討論。
馬飈指出，政府工作報告專門用一段話講宗教工作，特別提出要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階段，宗教界委員可以在廣泛凝聚信教群眾智慧和力量、增進共識、擴大團結等方面發揮優勢，有所作為。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湛如建議，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應加大對沿線重點宗教古蹟、寺廟的投入與保護，對多元文明進行比較宗教學研究，理性把握與不同文化背景國家間的交流合作，配合對外項目順利推進。
福建省道教協會會長謝榮增指出，中華文化有很多典籍蘊藏在宗教文化中，“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把《中華續道藏》、《大藏經》等宗教典籍整理列入，體現了國家對傳統文化的重視。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印樂指出，實施中華文化傳承工程是“十三五”時期的重大舉措之一，而佛教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佛教界在繼承農禪並重優良傳統、紮實推進教風建設、杜絕寺廟商業化發展等方面作了一些嘗試，還需要不斷創新，真正把包含佛教文化在內的中華文化傳承好、發展好。佛教界可以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廣泛開展民間外交，為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促進相互間的和平友誼發揮積極作用。印樂建議在中國第一古剎洛陽白馬寺建立中國國際佛教文化學院，加強佛教文化研究保護和對外交流。
青海省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馬長慶說，要推進政策法規進寺院，增強宗教教職人員和信教群眾的法治觀念，學法、懂法、用法，不當文盲、法盲、教盲，這是推進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重要方面。宗教界人士要發揮優勢，積極參與精準扶貧，幫助邊疆地區群眾同步奔小康。要著力培養年輕有為的愛國宗教人士，絕不能讓學識淺薄、品德不服眾、政治覺悟不高的宗教人士擔任宗教團體和場所的負責人。
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李山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合理佈局宗教活動場所，滿足信教群眾開展正常宗教活動的需求。根據信眾數量和結構分佈，把宗教活動場所納入城鄉總體建設規劃。對於建立時間較長、人數比較固定、活動開展規範有序的臨時租賃場地，建議批准為正式宗教活動場所。二是宗教房產問題。宗教房產是宗教界自養的重要經濟支撐，建議宗教房產稅收也能享受政府有關減免政策，增強宗教團體自養能力。
北京市基督教兩會會長吳巍認為，中國基督教要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一是尋求和探索中國化道路，紮根中國文化土壤，推進神學思想建設，努力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二是重視培養合格中青年教職人員，在重視神學教育的同時加強品德教育，培養愛國愛教、愛崗敬業、德才兼備的宗教人才。三是積極參與扶貧攻堅，希望黨和政府給予支持，幫助教會搭建平臺，樹立教會良好的社會形象。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阿地裡江·阿吉克力木建議加強宗教團體建設和宗教人士的教育、培養和管理工作;滿足信教群眾正常學習宗教文化知識和遵守宗教禮儀習俗的需求;為各大清真寺配建圖書室，做好正確宣傳伊斯蘭教知識的出版物出版發行工作和中國伊協維文網站建設;滿足成年女性穆斯林學習宗教知識的需求;重視發揮伊斯蘭教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建議建立絲綢之路國際博物館;對貧困地區教職人員生活予以幫助;淨化網絡語言，防止有人藉助網絡破壞民族團結、宗教和睦。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雷世銀建議，要準確定位各級宗教愛國團體屬性，以便給予相應的政策措施和人員待遇;堅持開展天主教中國化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希望發改委等部門繼續支持各地主教府的建設，鞏固我國天主教民主辦教、自主自選自聖的成果。
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唐衛民提出4點建議。一是繼續推動落實宗教房產遺留問題，幫助宗教界解決自養困難問題。二是繼續關心宗教院校建設，支持宗教院校改善辦學條件、提升教育水平。三是支持宗教界開展與港澳臺地區的宗教交流，增強中華文化的向心力。四是推進依法管理宗教事務，重視發揮宗教正能量。宗教界必須在法律允許範圍內開展活動，政府也要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避免工作的隨意化。
宗教界委員：中國宗教法治化進程不斷推進
中國五大宗教部分人士在全國兩會期間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宗教管理更加法治化，廣大信教群眾的法治意識也不斷增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3月8日在河南代表團參加審議時指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2005年，《宗教事務條例》正式施行，中國宗教工作實現了由主要依政策辦事向依法管理的轉變。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說，佛教戒律要求佛教徒“不犯國制”，即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法規。佛教要想得到健康發展，更好地發揮社會作用，順利開展對外交流等事業，就要以法律和制度為依據。
學誠法師說，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我們要積極參與和推動宗教法治化進程，將內部的戒律清規同現代社會的法律及管理制度相結合，同時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道教主張‘先修人道，再修仙道’，修人道首先要遵守法律和社會公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黃信陽說，道教界非常重視增強信教群眾的法治意識。
強化信教群眾的法治意識也是中國伊斯蘭教界的重要工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郭承真說，自1996年以來，中國伊協通過開展模範清真寺評比等活動，引導穆斯林依法開展宗教活動。
郭承真說，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這些年，很多農村穆斯林人口進入城市。但由於法治意識淡泊，少數穆斯林不時因經濟利益與他人發生糾紛。經過耐心的宣傳教育，穆斯林的法治觀念不斷增強。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元龍說，中國的政策和社會環境促進了宗教事業發展。他說，在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應依法加強管理，進一步規範宗教界的社會行為，使宗教活動在法律框架內開展。
“宗教活動與事業納入法治化軌道，這是宗教發展的必由之路。”劉元龍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說，宗教界的法治意識增強，也重視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目前《宗教事務條例》較寬泛，應在宗教財產、場所管理、教職人員有關規定等方面進行細化，增加可操作性。
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告訴記者，十多年來，國內出現了各宗教人口流動加快等一些新情況，《宗教事務條例》需要與之相適應。有關部門開始著手修訂《宗教事務條例》，已形成初步文本，正徵求黨政機關和有關學者的意見，特別是廣大宗教界人士的意見。
宗教界委員談基督宗教中國化
基督宗教“中國化”的議題古老而常新，早在唐朝景教入華之時，就已經拉開了基督宗教“中國化”的序幕。由於基督宗教在華的傳播時斷時續、跌宕起伏，因此，其“中國化”的歷程也複雜多變。當今中國倡導積極引導宗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種適應特別要求中國宗教發展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天主教界與基督教界如何看待“中國化”問題?他們又進行了哪些“中國化”方面的實踐?兩會期間，記者特別採訪了天主教界和基督教界的委員。
沈斌：天主教中國化的最終目的是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江蘇省天主教愛國會主任沈斌說，“自福音開始傳播，就產生了文化適應的問題。基督的信仰來到一定的文化環境裡，本地教會的成員以其文化特質、本地語言及生活體驗表達對基督信仰的經驗;福音訊息與本土文化的接觸產生互相激勵的作用，福音能寓居在本土文化裡，而本土文化也能得到靈感，發生轉變甚至有新的創造。天主教在中國經歷了並將繼續經歷這一過程。”
沈斌強調，天主教傳統信仰必須以《聖經》、聖傳為依據，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普世教會，這個信仰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不能變。沈斌說，“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提出天主教中國化，基督福音要與中國文化相融合。天主教之所以提倡教會的本地化，就是為了使各地教會能夠植根於自己所生存的土地，做到自主自立，從而讓福音的傳播適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會制度，從而得以廣揚。”
沈斌認為，基督徒天國使命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結合，讓信徒、教會、國家成為命運共同體，這就是天主教中國化。中國化不是政治化，而是教會願意與國家同甘共苦，一起分擔國人的悲苦、憂傷、成功與希望。
那麼，天主教中國化有哪些方面的具體實踐呢?沈斌指出，第一是禮儀上的中國化。“教會的現存禮儀傳統中有拉丁禮儀、拜占庭禮儀、科普特禮儀、敘利亞禮儀、亞美尼亞禮儀等。由於地域文化的差異，天主教的禮儀模式呈現多元化。因此，‘梵二會議’同意地方教會使用本地語言舉行感恩祭，倡導禮儀改革即禮儀本地化。所謂禮儀本地化，是指如何把在教會敬禮中的有機的文本和儀式加入到一個具體的本地文化當中，從而使本地文化的語言、思想和禮儀模式也能被吸取到教會的禮儀當中。本地化的禮儀使人們感受到本地文化，識別出自身文化。教會的禮儀必須要經過本地化，使之不被認為是純粹的外來之物，這樣才能讓人們感到更親切，更有歸屬感和參與感。因此，中國教會的禮儀當然也應該是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禮儀。”
關於神學的中國化，沈斌認為，天主教傳入中國，隨之而來的是歐美神學和經院哲學，中國天主教尚沒有及時對傳進來的歐洲神學思想進行揚棄性研究，使之成為自己的東西。沈斌說：“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有自己的哲學和神學思想。時至今日，我們只顧照搬歐洲傳來的神學和哲學，我們神哲學院的修士們仍然在使用以士林哲學及歐洲文化為載體的教會神學。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全國成立了神學研究機構，但我們可以和發展中國家天主教神學的發展作比較：南美有‘解放神學’，非洲有‘黑人神學’，菲律賓有‘草根神學’，中國天主教會有怎樣的神學呢?今天，我們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但還沒有形成與政治、經濟、文化相稱的神學思想。我們應該加大對神學的研究力度，早日形成為中國大眾所能接受的中國天主教神學思想體系。這樣，我們才能說中國天主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中國天主教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化。”
此外，沈斌認為，還應有政治與管理層面的中國化問題。他指出，中國天主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就是要堅持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愛國愛教的道路，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遵守國家的憲法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使教會活動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整體利益，努力對天主教教義作出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新闡釋，為民族團結、社會發展和祖國統一作貢獻。“要不斷適應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發展和新要求，不斷充實新的時代內涵，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防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抵禦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影響等方面作出新努力，要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作出新貢獻。”
沈斌認為，中國化應具體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和實踐。
第一、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要從根本上解決天主教對當今中國的政治認同。愛國主義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也是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基礎。”
第二、提高法治化水平。“要強化法治意識，注意學法知法、用法守法。要正確看待公民與教徒、國法與教規的關係，始終牢記公民身份高於教徒身份，始終牢記宗教可以無國界、但國家一定會有邊界。在當今時代，國家仍然是保障人個體生命安全的最終堡壘，是保障人個體利益的最後防線，遵守國家憲法法律、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公民的基本義務，不允許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
第三、要推進民主辦教。“民主辦教的目的就是調動教會內的積極力量，推動教會的牧靈福傳工作，促進教會與社會的和諧。按照‘集體領導、民主管理、相互協商、共同決策’的原則，通過一些制度和會議形式，在主教之間、主教與神父修女之間、聖職人員與平信徒之間形成團結，產生合力，共同推進中國教會的健康發展。民主辦教的目的是使人意識到天主子民共同分享主基督的先知、司祭和君王職，能讓這種理念在今天的中國教會本地化神學思想構建中，成為我們中國教會自身的福傳模式。”
第四、要推進公益慈善工作。“公益慈善是對基督愛的誡命的具體實踐與見證。中央六部門印發了《關於鼓勵和規範宗教團體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該文件給予了宗教慈善組織更多的空間。我們要積極興辦老人院、孤兒院等公益慈善機構，力所能及地為社會大眾送去更多的關愛。只有這樣，教會在社會上的正面影響才能日益擴大。”
沈斌最後指出，天主教中國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要在教會的日常工作和社會參與中，與改革開放同步，與國家發展同步，與國家振興同步，最終使中國教會的牧靈福傳工作推向新的高潮。
徐曉鴻：基督教中國化是發展自身並與敵對勢力鬥爭的有力武器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秘書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會長徐曉鴻說，“基督教在近代曾經被殖民勢力所利用，但當時的基督教界也為近現代的中國各項事業作過一定的貢獻，比如在教育、醫療方面。但是，那個時候自主權不在中國，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吳耀宗先生髮起了‘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
徐曉鴻認為，現在中國的基督教雖然在組織機構上實現了獨立自主，但是還需要更深層次地在思想上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是更艱鉅的任務。“1998年以後，基督教在丁光訓主教的倡導下提出了開展神學思想建設，要從神學上來解決殖民時代遺留的一些舊有的思想問題。丁光訓主教是最早使用‘中國化’一詞的，神學思想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從神學思想上中國化的過程。我們現在提出基督教中國化就是要達到3個認同：與中國的歷史認同、文化認同、社會認同。達到這3個認同，基督教就能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宗教，而不再是洋教。基督教現在雖然已不是外國人辦的，但實際上它的‘洋教’形象還是有的，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可悲的事情。但也有可喜的現象，那就是中國基督教界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拾人牙慧，必須將中國基督徒自己對《聖經》的理解、對於神學的理解，也包括三自愛國運動60多年的成功經驗，總結昇華為神學思想，這是我們自己獨特的東西，可以成為中國基督教對普世教會的貢獻。”
徐曉鴻說，基督教中國化的實踐是多方面的。“我們現在倡導建教堂不要都是哥特式的、西式的，應該吸納中國元素。我們的讚美詩也是這樣，不一定都要用西方的曲調，可以融入民族曲調、民族元素。基督教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是如此，繪畫、雕塑等等，我們都主張能夠融入中國元素。”徐曉鴻告訴記者，基督教全國兩會正在努力把神學思想建設的成果轉化為講臺信息，希望牧師的講道融入中國化的元素，講道時舉的例子儘量貼近現實、貼近信徒，而不是都舉外國人的例子，讓信仰與現實處境結合得更緊密。
徐曉鴻認為，今天我們所說的基督教中國化不同於以往所說的本色化和處境化。本色化更多是從文化上來考慮，處境化更多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考慮，中國化則是兼而有之。徐曉鴻強調，“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們所說的中國化是要與今天這個偉大的時代相融合、相適應，基督教要適應的不僅是中國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與現代社會相適應，也可以說是要符合主流文化或者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督教中國化意義重大，當然，我們還在推動階段，這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漫長過程。”
徐曉鴻還指出，對於中國化的問題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有的人說為什麼一定要基督教中國化而不是中國基督教化。從基督教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基督教不論在哪個國家、地區，都是需要本土化才能生存發展的。一些抱有這種想法的國內外勢力實際目的還是西化、分化中國，這裡確實有一些錯綜複雜的鬥爭，境內外現在有一些勢力也一直在和我們爭奪信徒，而基督教中國化是我們發展自身並與之鬥爭的有力武器。”
兩會聲音
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實現基督教中國化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 傅先偉
要把加強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推進神學思想建設結合起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倡導和神學思想建設的融通之處，在於對個人道德素質養成的重視和對社會公德的呼喚。近些年來，我國基督教在神學思想建設中所積極倡導的積極向上的人生觀、上帝面前的平等觀、忠心盡力的天職觀、彼此相愛的人際觀、感恩節儉的生活觀、和睦同居的家庭觀、助人有福的慈善觀等，在今天都可以化作強大的“正能量”，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水乳交融，成為一股強大的精神動源，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要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加強教風建設結合起來。當今世界，國際風雲變幻，社會問題複雜，各種價值觀念和社會思潮多彩紛呈;一些消極、頹廢的觀念有所滋長，一些人思想困惑、信仰迷失，一些領域誠信缺失、道德失範。此時，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反映出黨和政府重視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以及希望改善社會風氣、重整社會道德的良苦用心。這些年來，基督教的發展有目共睹，但問題也接踵而至。建堂圖高圖大、豪華奢靡，教牧人員官僚主義意識抬頭、遠離信徒、爭權奪利，教會和兩會團體的凝聚力減弱等。在全國基督教兩會的倡導下，各省、市、自治區基督教兩會以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抓手，加強教風建設，取得了實際的效果。
要把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大力推動基督教公益慈善活動結合起來。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在踐行，而基督教界將其實踐在推動各地教會公益活動上面。通過開展公益慈善活動，廣大教牧人員和信徒更加自覺地履行公民義務，更加自覺地擔當社會責任，從而實現一個好基督徒與一個好公民的角色重合。
大力推進神學思想建設、積極開展教風建設、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是基督教實現中國化的努力途徑，而基督教界也在實踐中欣喜地發現，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有許多相合相適之處。這或許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基督教中國化是基督教界接地氣之舉。
充分發揮中國穆斯林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 陳廣元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推進，中國的穆斯林群體正逐步拓寬“向西看”的國際視野，發掘與沿線國家增進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新機遇。我國目前有回、維吾爾、哈薩克等10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穆斯林總人口超過2300萬人，主要分佈在新疆、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地區。這些地區是傳統絲綢之路國內關聯度最高的地區。“一帶一路”沿途有一大批伊斯蘭教國家，涉及十幾億穆斯林人口，伊斯蘭教深刻地影響著這些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國際關係。所以，從歷史相連、宗教相同、文化相近上來說，中國的穆斯林群體在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對外交流中擁有獨特優勢，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能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力量。中國穆斯林可以借“一帶一路”與沿線各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中國穆斯林可以積極搭建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以此助推“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中國穆斯林可以積極倡導和平主張，促進“一帶一路”戰略和平發展。
積極鼓勵和支持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 穆可發
宗教界開展公益慈善活動總體是積極有為的，但也面臨著一些困難和問題。
一是專業人才的匱乏制約了宗教公益慈善活動的可持續發展。絕大多數宗教慈善組織都是以宗教團體或宗教活動場所成員為主進行管理，在開展公益慈善活動的規範性和組織協調方面，從業經驗不足，專業素養有待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宗教公益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小而散”的現狀限制了宗教公益慈善活動的社會影響力。目前，宗教界參與社會慈善公益活動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規模偏小、服務領域不寬、活動形式單調的問題，難以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三是在開展扶貧濟困、公益慈善活動方面還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從五大宗教看，有的宗教收入較多，推進慈善活動的力度就比較大，有的宗教連自養都有困難，開展慈善活動存在較大難度。從地域分佈看，經濟發展較好地區的宗教慈善活動則更容易得到各界支持。
服務社會、利益人群是我國各宗教共同的優良傳統。如何積極引導好宗教界參與社會公益慈善活動、發揮好宗教界公益慈善的優勢和潛力，我們認為，要著力在政策扶持與規範、社會支持與監督、組織建立與自律等方面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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