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o祈風
中國封建社會存續兩千餘年，個人專制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王朝制度一家獨大，國家認同感嚴重不足，造成政權執掌者的政策制定出發點偏離應對外來衝擊的正常要求，轉而以沒有國家參與的自我防衛為形式。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盛況空前，這使得封建主對此高度警覺，而暫時擱置了對英法等列強分裂中國的抗擊，甚至不惜與“洋槍隊”合作。清末改革家恭親王奕訢就認為，農民軍起義是“心腹之害”，割佔中國領土面積最大的俄國則是“肘腋之憂”，前者危及性命，後者卻有“治癒”的可能。甚至在洋務運動遭到失敗之後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統治者尚還宣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外來侵略的實力認識和本國政權的定位極為狹隘，輕視外來侵略者所能造成的危害。維護統治地位和自身利益，已經成為封建社會歷史的慣性。而洋務運動的發起者正是出身於這種體制下的官吏和皇族成員，其引進西方近代科學的直接目的就在於戡亂和剿匪。歷史記載，1862年李秀成與湘軍作戰時“……專恃洋槍，每進隊必有數千杆衝擊”，且“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大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證明太平天國後期使用新式武器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洋務派重臣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曾向郭崇韜承認“賊之火器精利我百倍”，這種狀況不能不迫使清政府更新軍械、掀起洋務運動的風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認為洋務運動直接出於對國內起義軍鎮壓的需求以維護統治者的既得利益，是相當合理的。
把列強的侵略和經濟掠奪納入洋務運動的背景之中，是承認外來勢力對傳統中國極大損害的體現。客觀上來看，西方文明的到來雖然沒有因此而對中國的政治結構體系產生影響，但也打開了一個制度的缺口，使得清朝統治者不得不自上而下地推行軍事改革以及新思想策略以追求自主。1861年，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一觀點迎合了清末舊制度面臨的複雜問題，也反映了封建地主對未來出路的合理設想，因而很快引起新舊兩派人物的討論，成為洋務派改革的先聲。《盛世危言》指出：“中學其體也，西學其用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較早解釋了“中體西用”這一思想。隨著“中體西用”呼聲漸高，朝中的開明官吏也成為這一思想的擁躉。以恭親王奕訢為代表的皇族和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的官僚階層，紛紛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開展了一系列旨在引進西方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傳播和學習西方文化理論，建立近代工業機構和總體框架的活動。關於這種嘗試的號召並不是第一次，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前後，魏源就已明確打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旗幟。區別只在於，在李鴻章的時代具有壓倒一切的緊迫性的軍事改革，在魏源的時代卻不具備這種性質。
洋務運動的開展過程有些耐人尋味的意思。官僚們把學習西方的改革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建制，另一部分是改制。在徵得朝廷核心權力的許可後，李鴻章等人開始著手組織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漢陽鐵廠等一系列國有重工企業，投入國家資本，但不進行商業週轉和盈利，生產品直供清朝軍隊使用。李鴻章認識到，要想富強，首先需要自保，因此他將大部分的精力投入軍工產業，以求“強軍利民”。這個做法是合理的，但還不夠正確。只求結果不考慮過程的錯誤思維方式、軍事管理和缺乏物質激勵的僵化管理，導致軍工企業的產品出現了明顯的質量下滑；在所有制上也僅在後期引進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這影響了軍事企業的總效率，使得軍事企業對清軍的直接支持力度日漸式微，從而與其創辦的目的背道而馳。
一般認為，民用企業開啟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先河，但很難說這本身不是一種無心插柳的行為。在民用企業創辦之前，中國的經濟結構以自然經濟、官僚經濟和尚未完全發展的商品流通為主，而民用企業存在感的不足來自於傳統的封建制度維護自身穩定所採用的“重農抑商”政策。不過，民用企業本身就是受到外資利潤刺激和本國軍事燃料需要而產生的新事物，再加上多樣化的資本來源和經營模式，以及官僚資本對民用企業經營狀況的有效保證，最終也取得了不錯的業績，有言曰“稍分洋商之利”，更有甚者如輪船招商局已經超越了自身被賦予的經濟利益，開始起到捍衛國家經濟主權、保護長江流域通航線的政治作用。據統計，鴉片戰爭後至1860年外商在華設船舶修造廠25家，基本壟斷我國沿海和南方內河航運。自1872年浙江漕運局總辦海運委員朱其昂招集商股，取得包運漕糧、空船減稅的特權之後，輪船招商局規模不斷擴大，發展至擁有30餘艘輪船、10餘個分局的大企業，相當程度上擠壓了英商怡和、太古和美國旗昌洋行的業務空間，以商戰的形式奪回航線主導權。此外，漢陽鐵廠、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礦冶企業在1878-1894年間產能值不斷增長，並佔領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局部市場。這些企業具有的或多或少的涉外性質也成為官僚經濟繁榮的原因和保證，但比起這些，更大的意義在於它們改變了社會群體的組成和結構，形成了新興的產業工人階層，也鞏固了具有雙重經濟地位的買辦階級的實力。
洋務運動的系統性變革也體現在
南疆號手
這種論點有合理性，但是沒有必然性。
舊的社會制度和新的社會制度暫且定義為從奴隸制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變，社會主義社會先不談，因為社會主義的研究和實踐還不完整和徹底，
那麼新社會體制是否一定戰勝舊的社會體制呢？
所謂社會體制變革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革，而且生產關係更加合理，公平造就生產力的釋放和提升，從理論上分析，新的社會體制戰勝舊的社會體制合情合理，
但是並不是說在軍事上，新社會體制團體就可以戰勝舊的社會體制團體，舉個例子，鄭成功收復臺灣。
當時鄭成功是被清軍殺的走投無路才想去臺灣自保，至於是不是為了反清復明咱們不說，他去臺灣趕走了荷蘭，當時的荷蘭是什麼樣的存在呢？17世紀中頁，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伕，船隊遍佈全球，一兩萬艘，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問題來了，鴉片戰爭又是什麼情況呢？其實是工業革命讓中國和西方的距離拉開，而工業革命又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也是新生產關係促成的。
我們再說朝鮮戰爭，中國那個時候是社會主義嗎？不是，甚至連資本主義都不算，轉型期，美國無論從哪方面都佔據優勢，結果大家也是清楚的，戰術上不分勝負，戰略上仁者見仁吧。
所以這個問題就要看你從那個角度看待了。但是新的社會制度必然造就社會整體實力的提升甚至跨越，這是毋庸置疑的。
80後遠去
歷史上以野蠻落後制度擊敗相對先進文明的制度的先例很多，就中國歷史上就經歷了很多次，大前提都是在冷兵器時代，進入工業化階段的世界再不可能出現落後社會和生產製度擊敗先進社會生產製度的事情，否則，當今世界早就不是這個格局了，人的頭腦,眼界，科技創新意識、合作精神和包容胸懷才是主宰世界的最終手段，野蠻落後統治世界只能成為這些落後群體的夢囈了。
自己的國王3
需要看什麼制度。如新制度有利於社會發展需要，則戰勝或取代舊制度就是社會發展趨勢。但也不能用始終一詞，有反覆。
一片葉兒飛
舊體制有年輕旺盛的時候，但新生嬰兒的誕生預示著將來一定會打敗那個老了的舊體制。
蛩嗚齋主
各有秋千，看當時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