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穆斯林的葬礼》（以下称《葬礼》）是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被称作“现代中国百花齐放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傲然独立”。作 家霍达凭借其作为回族人的生活经验，以特有的悲情姿态，讲述了一个回族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呈现了穆斯林群体在历史长河和中国大地上的兴衰沉浮及艰难跋涉。正如小说题目选取的特定情境“葬礼”，是一个从肉体消散到灵魂回归的过渡仪式，仪式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送葬之人需承受凝视死亡的精神压抑，死者沉人大地的一刻也是生者走向下一个葬礼的开始。而作者正是以这样一种“向死而生” 的姿态，将自我沉人深渊，从而凝视穆斯林民族深藏的伤口，寻找精神救赎的出路和灵魂回归的彼岸。
一、玉与月：纯真幻想的破灭与证伪
穆斯林教徒又称作“清真”教徒，“清真”一词体现了穆斯林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追求。“纯洁无杂谓之清，真诚不二谓之真”，穆斯林最为看重的即是追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清”和“真”，以一种至清至纯至洁至真的状态应对人生。而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最能体现“清真”的便是贯穿全文的“玉”和“月” 两个主题意象。“玉”常被形容为晶莹清透、温润有方，古人常有佩玉的习惯，视怀玉如怀德， 高洁纯粹的玉象征着对高尚品行的追求。而“月” 也常被视为空灵高洁之物，皓月之光寄托了人们对光明磊落之高远境界的精神向往。《葬礼》 中的章节均以“玉”与“月”为题，两条叙事线索反复交织，营造了一种纯真而诗意的叙事基调。然而，《葬礼》中的“玉”是易碎的，“月” 是残缺的，狂热高擎的理想信仰随着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而支离破碎，高洁完满的纯真幻象被残酷的现实逻辑无情证伪。
在《葬礼》中，最能代表玉之精神的是梁亦清和韩子奇。梁亦清以琢玉为生，终日与玉相伴，琢玉技艺炉火纯青，而其性情也是如玉般温润纯良。而这么一个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纯粹玉匠，却在雕琢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时耗尽了所有精力，历时三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也 在最后关头不幸摔碎。于是，“生命在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瞬中结束了，他倒在那残破的宝船上， 滚热的鲜血把琢玉人和碎玉连成一体”，纯粹的理想追求终究抵挡不住无情岁月和残酷现实 的沉痛一击。韩子奇是《葬礼》中“玉”的化身， 其一生如玉般品行高洁，可以说，梁亦清对理想信仰的纯正追求在韩子奇身上得到了延续。 然而，韩子奇身上的“纯正”却也无法达到穆斯林所追求的“至纯”境界。首先，韩子奇并非回族人，而是祖籍泉州的汉族后裔，他以“异族”的身份进人回族的生活秩序，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较为迷茫。再者，韩子奇对“玉”的追 求也并非是绝对纯粹的，他对琢玉手艺的精益求精最初是起于商业性的功利目的，对玉的收藏源于玉器本身的经济价值。尽管其对玉的喜 爱和审美鉴赏逐渐超越了功利性需求，但仍难以摆脱俗世气息的侵染。此外，韩子奇高洁的品行也并非一以贯之的纯洁无垢，在性格刻画上，作者对其采用了 “美丑泯绝”的表现手法。 所谓的“美丑泯绝”，指的是“正反性格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以至彼此消融，即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一行为中既包含着善，也包含着恶， 美中有丑，丑中有美，同一性格元素在不同的视角下呈现出双重意义或多重意义”。如韩子奇抛妻弃子远赴英国，流亡十年，这种不顾家庭只为护玉的行为交织着“无法言喻的狠心” 和“无与伦比的热爱”两重性格元素；而其为了维护家庭而放弃爱人玉儿也纠缠着他的“负心”与“重义”，有让人不能容忍之处，却也有让人同情的地方。可以说，韩子奇是一块带有瑕疵的玉，也许瑕不掩瑜，但已足以击碎穆斯林一厢情愿的纯真幻想。
《葬礼》中“月”的代表是韩新月，如其姓名一般，新月有着“月”的清新脱俗、纤尘不染，她积极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对爱情与事业充满着憧憬。在与病魔的斗争过程中，她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强的求生意志，并勇敢地与教师楚雁潮相爱。其对爱情、事业有着美好向往与期盼，俨然是穆斯林式的纯洁化身。然而， 这么一个理想型人物却爱上了异族男子，这在回族传统规范中，被视之为“不洁”，宛如高居云端的仙子堕人了凡尘。同时，作者笔下的“月” 也偶尔呈现出沉郁的基调，如新月为填志愿而迷惘时，“一道弯弯的新月，浮在远处的树梢上空，浮在黑黝黝的房屋上空……像漂在水面上 的一条小船，这小船驶向何方” ,“黑黝黝” 营造了一种沉重的氛围，“浮在”“小船驶向何方” 暗喻着新月命运的漂浮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 由此可见，最具理想化的新月也只是一轮残缺 之月，随着新月的香消玉殒，穆斯林教义中纯洁无垢的理想寄托也随之破灭。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对穆斯林纯真理想的建构与解构，揭示了穆斯林“清真”信仰在现实逻辑中的艰难处境，其至纯至正的理想更多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随时面临着被历史和现实证伪的尴尬与无力。
二、不洁：回族女性的挣扎与徒劳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建构的男尊女卑观念同样深刻地烙印在回族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问题同样出现在《葬礼》的民族叙事中。如梁亦清从来不让女儿上“水凳儿”，理由是手工艺人向来“传男不传女”，“女儿学会了手艺，归 根结底是人家的” 。而在新月的葬礼上，“妇女们都自觉地往后退去” ,因为“参加葬礼的穆斯林必须是洁净的，而且必须是男性” ,妇女们自知是“不洁”的。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回族血统的永久延续，回族妇女严禁嫁给异族男人，这也是导致新月的爱情破灭和走向死亡的主 要原因。因为在回族的传统记忆中，女性是以异族者的身份嫁给了拥有穆斯林圣洁血脉的男性， 通过异族女性的身体繁衍后代子孙。而男性则无这方面的限制，因为男性是种族血脉和精神信仰 的传播者，而回族女性与生俱来的“不洁”，则是精神信仰上的不纯粹，穆斯林宗教教义剥夺了回族女性在精神领域的平等权力，无论其如何挣扎，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困兽之斗。
《葬礼》中的梁君璧是穆斯林教义的虔诚信仰者，其常以清真文化的卫道者自居，其实自己早已是种族的“异端”，因为她嫁给了汉族人韩子奇。尽管其一厢情愿地认为韩子奇是回族人，如韩子奇临终时向其承认自己不是回族， 是汉人时，梁君璧认为他在说胡话，理由是“当年他是从泉州来的，泉州是回族最早的立足之地” ，但依然无法改变韩子奇是汉族人的事实。于是，她每天雷打不动地虔诚诵经、做礼拜， 便是在向真主忏悔以实现自我救赎。身为一名回族女性，梁君璧的一生都是在为丈夫而活。 初为人妻时，她相夫教子，辅助韩子奇重振奇珍斋；当韩子奇逃往英国避难，梁君璧一人操持偌大家业，为丈夫坚守后院；而当韩子奇流亡归来，她却得知了丈夫与妹妹的不伦之恋， 沉痛气愤的她却只能把梁冰玉逐出家门，依然为丈夫保留落脚之地，甚至将丈夫和妹妹的私生女抚养成人。这即是梁君璧的悲哀，她从来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庸而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中年的梁君璧强势霸道， 实则毫无选择，她一生都在忏悔，却堕人了不断自我赎罪却永远无法救赎的悲剧循环。
另一个极富悲剧色彩的回族女性是梁冰玉。 与梁君璧被动成为异端不同，梁冰玉是精神上的主动反叛者，其命运走向也更加地跌宕曲折。 梁冰玉的主要故事主要体现在她的两次“出走” 和两次“回归”。第一次出走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其恋人杨琛背叛革命，恋情的幻灭和革命理想的不被认可促使她愤而出走英国。 而这次出走使她的命运出现了巨大转折：在战争炮火中，她与姐夫韩子奇萌生爱恋并产下一女。这也使她的第一次回归成了无果的回归， 从而导致她的第二次抛家弃子的出走。而她这 一走便是数十年的销声匿迹，当她第二次回归家门时，女儿早已逝去，韩子奇和梁君璧也已经人土，曾经的家也成了政府保护的文物，她又再一次无家可归成了整个故事的结尾。同为伦理秩序的越轨者，梁冰玉和韩子奇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韩子奇得到了妻子的接纳，得以再次扎根故土重新开始自己的传奇；而梁冰玉却无法得到姐姐的原谅，始终处于一种无家可归、 无根漂泊的状态，她的精神反叛和对传统秩序的破坏加重了她作为回族女性的“不洁”，于是再难融人穆斯林的世界。
书中的第三个悲剧女性是韩新月，与其母亲梁冰玉不同，新月没有做错任何事，她积极探索知识，努力追求纯洁的爱情，对生活充满理想与热爱，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然而， 她的回族女性身份却葬送了她的爱情甚至生命， 她无法控制地爱上了汉族人楚雁潮，也无可避免地遭到了 “母亲”梁君璧的极力反对，为整个穆斯林世界所不容。真正的悲剧是自己从未做错，却仍然无法过好这一生，面对汹涌而至 的命运审判无能为力。韩新月是书中最为清纯高洁之人，却也最为脆弱无力，她不像梁君璧般可以通过忏悔实现自我救赎，更无法像梁冰玉那样狠心斩断所有羁绊一走了之，她在张牙舞爪的困难面前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道，只能用生命的消 散为自己的悲剧画上句号。韩新月的爱情作为小说的焦点，包含了作家霍达对于回族女性命运最为沉痛而深刻的审视，揭示了回族婚姻制度对于回族女性的人身禁锢和精神伤害。
《中国清真女寺史》中写道：“如果穆斯林男人有自己的归属感，返回祖先家园的‘归家感’和最后的安息地（归真），那么，在远离伊斯兰教本土的附属与认同、完全异类的参照和确认框架系统中，妇女应该属于哪里？” 《葬礼》 中，梁君璧、梁冰玉和韩新月等回族女性的精神主体始终无法得到认同，但却被捆绑上了爱 情、婚姻、性与生育上的义务和责任，其愈是挣扎反抗，身上的“不洁”枷锁便愈加坚不可摧， 身体和灵魂都将沉人穆斯林世界的无边苦海和万丈深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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