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喜馬拉雅FM餘秋雨的精品課《中國文化必修課》
中國文化的一個很大的弱點，叫較少公共意識。從公共空間來說，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非常大的弱點。
第二個弱點是較少實證思維，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弱點。這個弱點和公共意識相比，它的問題一點不少。某種意義上，可能會更大一點。它指的是什麼呢？
這個話是華裔的歷史學家，叫黃仁宇教授那裡得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啟發，他是這樣講的，他說中國文化在思維邏輯上最大的毛病是缺少數字化管理。
他的著作剛一發表的時候，我們好像不太瞭解他指的是什麼，甚至我們翻譯“數字化管理”的時候，還翻譯成“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樣很勉強的說法。
但是，現在我們全民都知道數字化是怎麼回事了，我們的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了，我們就明白黃仁宇教授指的是什麼了。
什麼叫做數字化管理的缺失呢？
黃仁宇教授，認為缺少數字化管理是很多像封建觀念、保守主義、極權主義等等毛病當中的一個基座。
譬如，在朝廷上皇帝決定要不要打這個仗，大臣們痛哭流涕地都在講忠和姦，都在講我們朝廷多麼重要，對方多麼的糟糕等等。
卻很少有人說：我們這個地方現在有多少兵，我們有多少糧食，我們庫存銀子有多少。這就叫數字了。
而且數字不能空講，要講得非常實在。我們從那兒調過來，調過來的道路是多少里路，要走多少天，押送隊伍需要多少人，這個叫數字化管理。
但是我們朝廷上更在乎的是，那些慷慨激昂或者痛哭流涕的聲音，忠和姦比什麼都重要，比數字重要，甚至於比真假還重要。
因為數字可以決定真假，這件事情能做不能做、是真是假，都是由數字來標明的。這一點呢，在中國歷史上歷來不重視。
但是由於歐洲比較早地進入了科學主義的啟蒙，當科學主義啟蒙出現以後，就已經開始擺脫了這種毛病，就是所謂假大空的毛病，也就是進入到數字化管理了。
舉個例子，以前有些報紙上寫，糧食畝產20萬斤、一天能夠煉多少萬噸鋼、15年趕上哪個國家、20年趕上哪個國家，都是數字。這些數字沒有被管理也沒有被實證，數字未被實證就不是我們今天的數字化的要求了，就是胡言亂語的數字了。
大量存在的非實證思維
黃仁宇教授，為了說明我們經常遇到的這種數字化失控，他舉了幾個例子。他舉了一個明代朝廷的原始資料叫《明實錄》，明朝的明，實際的實，記錄的錄。
實錄照道理應該是實實在在的，但是，他說嘉靖年間記錄有一次鑄錢，有9500萬管，它是寫在這個《明實錄》裡邊了。這個數字——一次鑄錢9500萬管，是明代200多年前鑄錢的總數的十倍以上。這個數字是完全失控了，簡直就叫亂寫。
他舉了很多很多這樣的數字以後，驚訝的不是亂寫，驚訝的是，《明實錄》寫上這些以後，任何奏報者、統計者、記錄者、抄錄者、核對者、校訂者和查閱者，全都毫不在乎。
黃仁宇先生又在明朝的檔案裡邊找到，全國軍屯的糧食居然在1505年到1518年這整整14年間，糧食的數字都是104萬又158萬旦，十四年每年都一模一樣，一旦不多，一旦不少。
那麼大的國家的糧食儲存，十多年間，每一年可以一旦不多、一旦不少，那只有一個結論，就是後面所記錄的全部是抄14年前的數字，完全沒有經過調查、沒有經過實證。
這就證明了，我們中國文化在數字化上的一個大弊病，就是數字化失控。黃仁宇先生找的是《明實錄》和明代的國家檔案，國家檔案都可以那麼亂寫，亂寫的時候的嚴重性就是，一大批的閱讀者、校對者、查閱者發現問題毫不在乎，而且也不把問題當問題。
可見，我們的文化在這方面還是個盲區。除了前面提到的公共空間是個盲區之外，實證思維也是個大盲區，這個盲區我們需要重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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