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落入流寇或农民起义军手中，对明朝遗民来说，是令人涕泣的日子。中高级官员殉身者不可胜计，宫女约两百人自溺而死。显而易见的，明朝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军民的拥戴。但是，面对李自成的攻势为何却只有极弱的抵抗呢？
公元1644年，明代流寇李自成向北迂回至长城经昌平而入北京。当他取得外城将入皇城之际，明帝朱由检自缢而死。他的遗旨称：“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今日故宫的景山，亡国之君悬颈之树已不复在，只是小山坡上有牌匾标明约三百五十年前悲剧终结之处。南望北京城，垂杨与璘瓦相间，旅游者犹可想见当年情景。
1644年的春天，明军部队唯一可能防制这悲剧演出者，为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当北京危急时，曾有旨召吴三桂勤王，只是这计划尚未能付诸实施，京城业已失陷。吴三桂于是开关让满洲兵进入。
各方传说吴对明朝及崇祯帝朱由检全不关心，他原有意降李自成，听说李在北京已夺其爱妾陈圆圆才改变初衷降清，于是影响到数亿中国人今后几个世纪的命运。
这说法逐渐为人所信，甚至登入历史之门，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当日名士的一首诗，内称“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辞意含糊似若影射。作诗人吴梅村自己就降清，后为国子祭酒，亦即新朝代国立大学之校长。
这传说纵使确实，仍不能解答当前基本的问题，不过和其他传闻一样，这种故事倒反映着当日亡明的群众心理。
当这朝代初建立时，其组织之原则稀少，可是这简单结构之下的复杂问题，却不能得到解决。自我抑制和对人谦恕实际上妨碍了合理的争辩，每个人甚且不能将本身的利益道出。
明代官僚既缺乏技术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问题，转而以争辩对付“软”的问题，于是涉及道德标准与皇位之继承。而对于朝代覆亡的责任，也以同样方式对付，亦即避坚而从柔，在各种传说之中夹杂着理智上取巧之处。
明代覆亡时，其变幻之速超过一般人的意料，事实之演进令人惊诧。当时人可能因为歪曲的报告使他们对实际发生的情形视而不见，或者有意自圆其说，以便甩脱他们的内疚和狼狈。总之，以后人目光批判，这种心理不能算作正常，也不健全。
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落入流寇或农民起义军手中，对明朝遗民来说，是令人涕泣的日子。
当日户部尚书倪元璐在家中悬梁自尽，一门同时殉身者十二人；其他高级官员自杀者有工部尚书，副都御史（监院副院长），刑部侍郎（副部长），大理寺卿（最高法院法官），中级官僚殉身者不可胜计，宫女约两百人自溺而死。
显而易见的，明朝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军民的拥戴。可是，何以李自成仅在入北京之前两个半月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此后渡过黄河，通过山西省的全境，取得长城上的堡垒，如入无人之境，即攻京师也只遇到极弱的抵抗？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
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
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
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一百三十四县分文未缴。
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优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户数一千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
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两千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一点五亿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
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五百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
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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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从夏商周开始，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极致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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