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世昏乱”与“秦晋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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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絷先是到了狄国去探访重耳，提出如今正是国丧的关头，自古以来，“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如果不趁机回国，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不过重耳却不怎么领情，早先屠岸夷去邀请重耳的时候，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但却被重耳的舅舅狐偃给拒绝了。当时狐偃就曾说：“要想坐稳国君之位，必须要先强基固本，如果基础不牢靠，这个位置是坐不稳的。而国家丧乱期间夺取君位，就会把国丧当成乐事，把祸乱视为喜庆，从而道德感松弛，做出违背礼仪的事情。这样还如何教导民众，又如何当的好国君呢？”
重耳对狐偃这个解释显然不满意，就问道：“现在兄弟当中，我是老大，我回去担当君位也是合理合法的啊！况且自古以来新君即位都是在先君的丧期之内，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动乱了，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啊！”
对此，狐偃照旧是在宣扬他的那一套理论：“丧乱有大小之分，父母之死为大丧，兄弟不和为大乱。如今正是大丧大乱期间，贸然回国会很危险的。”
重耳说不过自己的舅舅，只好对屠岸夷说：“我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父亲在世时，未能尽忠尽孝，父亲去世后，又不能回去操办丧事，身负如此的重罪，恐怕是要辜负各位大夫的期许了。重耳不才，没有民众的支持、邻国的扶助和大夫的效忠，恐怕难以担当大任。”从这些话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恐怕是希望里克能为自己出头，摆平国内的乱局。
如今公子絷再来考察，重耳依旧是在狐偃“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地掩饰自己的欲望，推脱说父亲的丧礼没能参加，已经是不孝了，现在父亲尸骨未寒，怎么敢借贵国的力量回国夺位呢？然后仁啊义啊信啊什么的巴拉巴拉一大堆，以显示自己是一个遵从仁、义、礼、智、信的贤者，绝对不能因私心而废大德，坚决不肯回国即位。
但你要说重耳真就这么本分，还真不见得，否则的话也就不会在外流亡那么多年等待机会了。从当下的情景来看，公子絷名义上是来考察两公子德行的——如果这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且他也会严格贯彻落实秦穆公讲话精神的话——在他面前表现至仁至义便是获取秦国支持的有力武器。重耳这种装清高的德行，很符合后世儒家的一贯套路，那些争权夺位的帝王们，在即位之前都会推三阻四，让大家一再劝进才“勉强”同意登临帝位，真是虚伪的不要不要的。
因此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很难看到重耳的德行有多高尚，狐偃的谋略有多机智——相反，恰恰表明的是重耳和他的舅舅狐偃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秦国派人前来考察他们两个人，并不是要站在礼仪的角度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贤能，而是要来谈条件的——你能同意我的条件，我就扶你上位，若不能同意，对不起，一边凉快去——可重耳却用道德武器挡住了公子絷，让他根本没有机会与他进行深谈。重耳在选择逃亡地点的失误之后，再次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直接导致他与晋国君位失之交臂，最终不得不继续流亡。
当然了，也许有人会说，重耳和他的团队或许并没有那么蠢，这些伎俩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他们只是认为国内局势动荡，不愿意趟这趟浑水罢了，这恰恰是他的明智之处，足见其深谋远虑。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重耳此次放弃君位的争夺或许还真是利好消息，但这种判断是我们站在后人的立场上，以一个上帝的全能视角来看问题得出的结论。以重耳当时所处的局势，以及后来流亡的经历来看，他能够回国即位完全是靠运气，若不是后来夷吾的儿子晋怀公年幼无知惹怒了秦国，重耳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国即位，他这十九年的流亡生涯，恐怕也不会在史书上留下半点痕迹。事在人为，尽管此时回国有诸多的不利因素，但只要条件具备了，任何当初的不利的局面都有可能扭转——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春秋初年那场二王相争的故事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话说回来，如果重耳真的是看破了这一切，有意放弃君位争夺的话，那也只能说明重耳是一个缺乏担当精神的人，更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这不应该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该有的素养。
我们再来看夷吾团队的表现。公子絷告别重耳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梁国拜会夷吾，夷吾的谋臣郤芮敏锐地洞察到了秦国的真实目的，于是就劝夷吾说：“你现在在外流亡，能不能回去就全靠秦国了。现在仰人鼻息并不丢人，能够得到真的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就不要自作清高，该忍的就忍了，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只要你能回国得到国君之位，一切还不都是你说了算？”
于是夷吾便盛情地接待了来访的公子絷，并就未来晋君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友好的会谈，最终在一系列双方关注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会后在送别公子絷时，夷吾特意向公子絷致送了大量的财礼，以表达对两国两君友好关系的美好祝愿，并特别委派郤芮为全权大使，对秦国进行了回访。
夷吾向公子絷赠送财礼，委派郤芮访秦的安排，都是为了趁热打铁，尽快促成与秦穆公之间的交易，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做了哪些交易呢？
在介绍这场交易之前，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秦国的发家史。我们知道秦国原本只是周朝的附庸，得益于骊山烽火造成的混乱局面，平王东迁时将整个宗周的地盘打包成一张空头支票，许给了秦襄公。当时周平王的打算或许本来就是想要丢弃宗周故地的，因为以他自己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办法收回来的。既然已经是一块弃地，做个顺水人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秦国人能不能活下来，就完全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秦人不仅顽强地在宗周站住了脚，还极大地扩展了其领土的范围，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最晚到晋国七十年内战的中期，秦国的势力范围便已经扩张到了黄河沿岸。比如在公元前708年，也就是晋小子侯在位的那段时间里，秦国就曾先后侵袭芮国和魏国，并干涉芮国的内政。这里的魏国，便是半个世纪后，也即晋献公十六年（661BC）带领赵夙、毕万所伐的魏国，其位置就在山西芮城县北部，而芮国就位于魏国的西南方向，大致在芮城到陕西大荔之间，已经与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有重叠了。
到了晋献公时期，秦晋两国的冲突便更加显现，比如晋国伐郦戎的当年，也即晋献公五年（672BC），秦晋之间便有了第一次的交锋。当时秦国已然是第一梯队的大国了，而晋国还只是所谓的“偏侯”，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于是便有了秦晋战于河阳，晋国战败的记载。
到了献公十九年（前658年），晋国第一次假道伐虢之时，秦国正在征伐茅津之戎，作战的地点就在虞、虢附近。也正是因为如此，晋献公才为伐虢一事寝食难安，其所忧虑的不仅仅是虞虢之间的联盟，更包含着与秦国抢时间的焦虑。秦国加快了东扩的步伐，与晋国争夺虞虢所占据的战略要地只是时间问题，晋国不得不图谋抢在秦国之前占据虞虢，堵住秦国的东进之路，这才是晋献公的忧虑所在。
那么问题来了，虢国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殊性呢？我们知道，虢国的政治版图大致在山西平陆到河南三门峡一带，对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或许我们没有太多的概念，但若是提到函谷关，熟悉先秦历史的人或许就会恍然大悟。函谷关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是沟通陕西关中与河南平原地区的重要枢纽，如今重要的铁路陇海线便从此通过。而崤山和函谷关的险要地势，也让它成为后世兵家必争的要塞，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无论是秦国东进还是六国合纵攻秦，函谷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而函谷关所在的位置，距离虢国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三十公里。尽管春秋早期的国家形态，大都是以都鄙构成的城邦联合体，并没有据守关隘的习惯，但占据虢国，对于遏制秦国的东进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秦国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在西垂戎狄混杂的环境中艰难求存，如今终于成为称霸一方的强国，免不了就会产生东进参与中原事务的野心。可他们的土地基本上都在黄河以西，其东进中原的道路被秦岭、黄河所阻绝，若要想突破地理限制东进，打通黄河谷地狭长的崤山通道就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因此，对于崤山和函谷关周边区域争夺，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两国争夺中原霸权的一场预选赛。这场争斗的胜负，是决定着秦晋两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就算他们都是倡导和平主义的圣贤，恐怕也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从而诱发一场巨大的冲突。
正是有这么一个认识，两国可以说都是秉持着“只争朝夕”的劲头，铆足了劲在崤函通道布局，经过多年的竞争后，终于还是让晋人占据了先机。晋献公先在十六年（661BC）伐灭了位于函谷关西北方向的魏国，其后又趁着秦国君位频繁更替（极有可能涉及内乱）的机会，先后于十九年（658BC）和二十二年（655BC）两次出兵伐灭了函谷关东北方向的虞、虢两国，等到秦穆公控制了国内的局势，崤函谷地早已被晋人牢牢控制在手中了。
看到这个结果，才刚刚即位不久的秦穆公简直恨的要死，真想趁着年轻气盛跟晋国打上一仗。可晋献公这个老滑头还真就不给他机会，他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大女儿——也即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伯姬嫁给了秦穆公，并把被他视为不稳定因素的虞国俘虏一起打包，作为嫁妆送给了秦国——这其中就包含被称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老前辈——以安抚秦穆公那颗暴躁的心。
秦穆公一手抱着晋献公的女儿，一手拉着贤明远播的五羊大夫，眼睛里却流露出凶狠的光芒，狠狠地盯着他的老丈人。但出于不可描述的原因，秦穆公始终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岳父撕破脸，只好咬牙接受了这桩联姻，以维持秦晋两国表面上的和气，算是为“秦晋之好”的千古佳话开了一个好头。
但所谓的“秦晋之好”，是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和好的关系并不稳固，很容易被突发情况所动摇。而仅仅四年之后里克之乱的爆发，就成为撼动“秦晋之好”神话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因此当晋国的两公子纷纷求助于秦国的时候，秦穆公喜出望外，他知道，夺取崤函通道的机会终于来了。
秦国人不是活雷锋，公子絷也不是教导处主任，因此他在访查两公子态度的时候，身上肩负的最大使命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德行考察，而是提出交换一个会严重损害晋国利益的条件：
割让河外列城五。
河外列城五具体是哪五座城池，史书上没有给出详细说明，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零碎的记载来探求大概。比如《烛之武退秦师》的段落中，烛之武提到晋国曾“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说的就是晋惠公许诺河外列城五的事情，可见至少焦、瑕这两座城池是包含在内的。焦邑的位置就在虢都上阳附近，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西南部的某地，瑕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陕西省潼关县以东，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地处山西、陕西、河南的交界处，这两座城池恰好就位于崤函谷地的两端，由此也可以看出秦穆公的用心。
在和秦国使者的对话中，夷吾就说的很明白：“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岂谓君无有，亦为君之东游津梁之上，无有难急也。”也就是说，秦穆公不缺的就是土地，如今他之所以着急忙慌地介入晋国内争，为的就是以后东游黄河——也即向东方经略——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让他跳脚的难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便是取得河外列城五的主权。
这个分析显然会伤害秦穆公的粉丝，让他们心目中那个善良仁慈的美好人设被毁于一旦，但实情恐怕就是如此，秦穆公正是以此作为筹码，对两公子进行要挟，来干预晋国君位之争的。对于秦穆公来说，得到了夷吾许诺的河外列城五，就等于打通了秦国进入中原的通道，从此就可以在中原叱咤风云，这才是他想要的。
这样苛刻的条件，恐怕不仅仅是重耳，就连夷吾也是无法接受的——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重耳为什么一见到公子絷就开始装，其用意大概就是想堵住公子絷的嘴，以免让他提出这样一个让大家都尴尬的问题。在他看来，既然这个条件夷吾也无法接受，从大概率上应该不会成为影响君位归属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当两个卖家争夺一个主顾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成买方市场，卖方是没有议价能力的，除非他们谁也不想做成这单生意。重耳的失算之初就在于此，他不仅仅低估了买家的决心，也明显低估了他这个弟弟的无耻程度和志在必得的决心。经过不怎么艰难的谈判，夷吾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秦国方面提出的要求——而且按照儒家对夷吾黑化的人设，甚至这个条件都是他主动提出的——既然如此，秦国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夷吾呢？
公子絷回到秦国以后，就把自己的谈判成果和所见所想都汇报给了秦穆公。《国语》在这个事情上还是不老实，按照其中的说法，秦穆公认为重耳既然这么贤能，就应该立重耳啊——好像秦穆公还真就是一个老好人似的。然后公子絷就说，重耳这么贤能，夷吾这么愚蠢，我们应该立个不争气的才好控制啊，然后秦穆公就同意了。
尽管这个说法也反映出了秦国人的态度，但却不是打动秦穆公的关键因素。秦穆公之所以选择支持夷吾，除了他敢于许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夷吾故意使用心理战法，让秦穆公这个买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从而提高自身的议价能力。在双方会见的时候，夷吾就曾经透露过一个消息，说他已经重贿国内的贵族，策反了不少重耳的支持者。他有意透露这样一个消息给秦国的使者，实际上是在说我并没有被动的等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而是已经开始在国内布局了，不论是你们最终选择支持重耳，还是故意拖而不决，都会让你们丧失即将到手的利益。
据说公孙枝就因此表示反对支持夷吾，因为这丫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反而是浑身都是心眼儿，他愣是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把买方市场转化为卖方垄断市场，这种手段可不是一班人能干出来的。就咱们秦国这些老实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啊？秦穆公也看的很明白，但你不支持他你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呀！他到现在才发现，介入晋国内争或许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从一开始，他就太过于轻视自己的对手，以至于处处陷入被动，生生就把一副好牌给打臭了，最终让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被夷吾牵着鼻子走。
至于重耳，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直在那里装——国内派人去劝他，他装；秦国派人去谈条件，他还是装——本来他就已经处于劣势了，不积极地争取，反而一直在装仁义。如果此时决定拥立重耳，且不说依照重耳的性格，他根本不会给你许诺割让土地的事，就他的这德性，就算是上位了，可能过不了几年还是得让夷吾这小子给坑了。到那个时候，秦国人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支持夷吾呢。
在取得国内支持这件事上，夷吾还真不是打空炮。重耳目前最大的支持者便是里克和丕郑，为了策反二人，夷吾也是豁出去了——连河外列城五他都舍得割让，还有什么是他不能许诺的？他向重耳的支持者许诺，只要他们改变立场支持自己回国即位，就同意封给里克百万亩的汾阳之田，给丕郑七十万亩的负蔡之田。
丕郑这个人就不用说了，之前里克拉拢他的时候，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荣华富贵的愿望，夷吾的贿赂可以说是正合他的心愿。至于里克，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意志飘忽的摇摆派，在早年骊姬之乱的一系列事件中，他都表现出了优柔寡断和易被人左右的性格特征。发动叛乱诛杀奚齐、卓子，可以说是里克一生中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了。里克对于重耳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我们很难判断，但从常理来说，他选择支持重耳很可能是出于对“立嫡立长”观念的执守，因此其态度本身就不坚决。
夷吾为了回国夺位，针对国内国外的各方势力都做过严谨的调查和分析，至少他对里克和丕郑两人的秉性是了如指掌的。正是因为丕郑的贪婪和里克的摇摆，让他看到了可趁之机，用区区百万的田土就轻而易举地瓦解了重耳背后的势力，真真地切中了对手的要害。
因此当重耳还在等待着秦穆公的垂青，等待着里克为他摆平国内的乱局时，夷吾却早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国内国外均取得了有力支持，扫平了自己回国的一切障碍。到第二年（公元前650年）四月，秦穆公派兵护送夷吾归国即位，是为晋惠公。此时距离晋献公去世刚刚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一场硝烟弥漫的君位危机，在夷吾等人的周旋下，得到了巧妙的化解，而重耳也在君位的第一轮争夺中，宣布落败了。
待续……
晋国史话·第一辑 晋文公霸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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