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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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失敗後，共產黨人鑽進了山溝溝裡，打起了游擊戰。但是，不願意鑽進山溝的左翼力量呢？他們有自己的選擇，其中代表者就是鄧演達。
鄧演達，廣東惠陽人，出生於1895年，創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他參與籌辦了黃埔軍校，更積極支持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北伐戰爭，旗幟鮮明地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倡導中間道路。在蔣介石建立南京政權之初，鄧演達高舉“第三黨”的大旗，展開活動，很快被國民黨逮捕。1931年11月29日，蔣介石密令將其殺害於南京紫金山麓沙子崗。
最後的國民黨左派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鄧演達是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人之一，他忠實執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共產黨人親密合作。他重用和信任共產黨人，支持中共的工作。在任職黃埔軍校期間，鄧就曾多次要剛從德國回來的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共產黨人張申府，推薦在國外留學而有才識的人士來軍校工作。張告訴他說“廖仲愷也曾找我談過此事，我已經寫了一個十五人的名單，其中第一個是周恩來”。軍校歷屆擔任政治部主任或代主任或副主任的共產黨人有周恩來、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魯易、熊雄等人，在工作關係上教育長和政治部主任的關係十分密切。在鄧演達的支持下，共產黨人熊雄主持整頓了政治部，使政治教育豐富多彩，生動活潑。
1926年7月，鄧演達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後，更多共產黨人受到重用。共產黨人孫炳文是他的留德同學，交誼很深。9月，孫從德國回到北京不久，鄧演達就和熊雄等聯名電邀他來廣州任職，孫到廣州後被任命為總政治部秘書長。
1926年冬國民黨中央決定創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鄧演達後被委任為分校代理校長和軍校常委。鄧演達和惲代英關係尤為密切，“惲代英是鄧的靈魂，鄧演達的許多主意都是惲替他想出的”。共產黨“請鄧演達派了有名的共產黨惲代英來做總政治教官，實際上執行政治部主任的職務”。
同時，鄧演達與共產黨人密切配合，支持共產黨人的革命主張。如1927年4月2日鄧演達在國民黨二屆常委五次擴大會議上提議組織土地委員會，並邀請毛澤東和譚平山參加。在鄧演達的主持下，從4月8日到5月6日間多次召開土地委員會會議、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和專門審查委員會會議。因土地問題非常複雜，在會議過程中，鄧演達提議說：最好正式請共產黨的同志共同討論。並且決定正式請中共中央負責人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參加。在會上，鄧演達和共產黨人緊密配合，互相支持。他曾提議請毛澤東、譚平山等起草《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決議案。當毛澤東提議制定一個土地綱領的意見時，鄧演達當即表示：毛同志的提議很好。當鄧演達談到解決農村政權“國民政府農政部應組織一個委員會，從速擬定鄉區縣自治機關的組織條例”時，毛澤東支持說：我很贊成主席的意見。鄧演達隨即指定彭湃、易禮容、譚平山為《農民政權問題》起草委員，以譚平山為主席。毛澤東曾經說過：大革命時代搞農民運動，陳獨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周恩來也說過：當鄧演達從蘇聯回來，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
1927年3月，武漢，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與會者合影。前排右起：吳玉章、經亨頤、陳友仁、宋子文、宋慶齡、孫科、譚延闓、徐謙、顧孟餘、丁惟汾；第二排右起：朱霽青、林伯渠、毛澤東、彭澤民、於樹德、陳其瑗、鄧懋修、丁超五、董必武、江浩；後排右起：謝晉、許蘇魂、鄧演達、惲代英、陳公博、詹大悲、夏曦、王法勤、王樂平、周起剛。
當1927年國共合作即將破裂之時，鄧演達不惜與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決裂，公開發表聲明反對反共政策。6月30日鄧演達發表了《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譴責汪精衛反對三大政策的行徑，憤怒指出：前時主張討伐蔣介石的，現在忽然有投降妥協的要求；前時主張聯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現在忽然有與共產黨分裂的主張；前時主張擁護農工利益的，現時忽然反而要去屠殺農民和嫉惡工友。接著，他辭去了總政治部主任職務，憤然秘密出國，與共產黨共進退。
聯共還是反共是區別國民黨左派與右派的一個最重要原則。鄧演達的行動充分證明了他是一個真正的左派，正如瞿秋白所言，當時鄧演達是左派中最後所剩的一個。
鄧演達與蔣介石：從朋友到對手
從1924年1月至1926年前後三年時間內，鄧與蔣的關係從總體上來說是融洽的、合作的、相互支持的。鄧對蔣是尊重、支持、服從，認為中國的革命需要蔣介石這樣一個人，故而對蔣介石特別小心謹慎，在與包惠僧等人的談話中，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與違反黨紀的各種事實只表示唏噓嘆息，從不正面提出反對蔣介石的意見。蔣對鄧則是信任、重用。
儘管期間兩人看法不盡相同，甚至當面交鋒，但並未影響二人之間良好的關係。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北伐，湖南戰場由不久前才歸順國民政府的唐生智擔任總指揮，但廣州的國民黨人對唐生智的信任度並不高，8月12日在部署進攻湖北的軍事會議上，蔣仍決定由唐生智任各軍總指揮，但又擔心唐生智若先攻克武漢，勢將以兩湖王自居，恐更難控制，故於24日召開秘密會議，要求第四軍爭取搶先攻佔武漢。蔣要求鄧演達率政治部火速趕往第一線。當時，在對待唐生智問題上鄧演達無疑與蔣是一致的。他受命之後，率隊從長沙出發，晝夜兼程，最後僅與蘇聯顧問鐵羅尼二人騎馬趕往咸寧，並在賀勝橋戰場上，向第四軍第一師師長陳銘樞傳達了蔣介石的指示，要求他第一個打進武昌，並交給他一份委任狀，任命他為武漢衛戍司令。蔣在赴江西戰場前，決定湖北軍事由唐負責，行政由鄧負責，並任命鄧為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以牽制唐。
然而隨著蔣介石與鄧演達在對待聯俄聯共問題上的分歧日趨擴大，雙方漸行漸遠，最終走向決裂。1926年12月22日，蔣介石認為鄧演達主張的政治部出版品多共產色彩，對之特別警惕，“如此反宣傳，對於本軍、個人乃黃埔為害尚小，對於革命前途影響殊大！”電令鄧嚴厲整飭。尤其到1927年1月蔣介石在南昌建立中央黨部，意欲與武漢聯席會議分庭抗禮之後，蔣、鄧矛盾開始急劇惡化。鄧演達此時向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坦承：他和蔣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蔣總有一天會覺察到，誰是在為他革命的生命著想，誰是阿諛著他、斷送他革命的生命的。
1927年2月初，武漢發起恢復黨權運動，試圖控制蔣介石個人軍事獨裁的勢頭，為此成立了行動委員會，鄧演達被推舉為成員，擔負領導責任；並受委派兩次飛赴廣州，試圖說服李濟深與武漢持同一立場，但均遭到拒絕。23日鄧演達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有的人骨子裡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趕快在政治的局面裡取得政治的權柄，所以有一個新的反動局面，新的革命危機——第二個辛亥革命的危機。蔣介石閱悉該文後，“不勝憤異！人情其如此乎！”但蔣仍對鄧抱有一絲希望，2月22日致函鄧演達，剖切言之，“猶冀其悔悟也”。然而當蔣得知鄧演達試圖勸導黃埔學生及李濟深反蔣的消息後，對鄧徹底絕望，痛罵“演達誠妄人也！”遂即鄧演達與唐生智聯合反對蔣介石，蔣直稱“唐生智竟與鄧演達狼狽為奸，叛跡益露”，在日記中感嘆“處境艱難，已至極點”。至此，蔣、鄧二人從親密無間的盟友轉變為勢不兩立的對手。
1926年，北伐途中的郭沫若（右一）、鄧演達（中）和蘇俄顧問鐵羅尼（左一）
煙消雲散的第三黨
國共合作破裂之際，鄧演達秘密出國，1927年11月1日與宋慶齡、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宣佈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開始反蔣鬥爭。在旅居歐洲兩年多之後，1930年5月鄧演達歸國，並於8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新黨，即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人稱第三黨）。該黨發佈的《第二號通告》明確提出反對代表地主豪紳、買辦、大銀行家及帝國主義者利益的蔣介石政權。
鄧演達為第三黨擬定了一條政治路線，即後來所謂的中間路線。其中心內容是平民革命理論，他說：我們可以簡單地稱呼中國革命為平民革命，平民革命是中國現時唯一的生路。什麼叫平民？他認為：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的，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參加生產行程的分子，都應該是勞動者，如直接參加生產的各種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僱農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擔任運輸分配等等及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我們總稱上述這些人們為平民群眾。平民革命包括以下具體內容：一、反帝反封建反蔣介石是平民革命的主要目標；二、建立平民政權是平民革命的首要鬥爭目標。鄧指出平民政權是以工農為基礎，以農工為中心的；三、實現社會主義是平民革命的最終目的；四、平民革命就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
鄧演達為早日實現平民革命，積極進行組織策劃和宣傳輿論工作。他發起組織黃埔革命同學會，以上海為中心，在北平、武漢等地設分會。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十八軍的羅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蕭乾以及西北軍的楊虎城、鄧寶珊都參加進來，很快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鄧演達還多次發表文章，淋漓盡致地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本質。
鄧演達的這一系列活動，最終招致蔣介石的強力制裁。1931年8月中旬，鄧演達前往江西準備策劃起義，臨行前去看望臥病在床的朱蘊山，對朱說：“我要穿草鞋去行動了，請你留守上海代我負責。”朱十分擔心鄧的安全，對鄧說：“外面風聲很緊，你要警惕，倘有失處，瓦解全局。”鄧回答說：“現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朱允諾負責留守。誰知未過三日，叛徒陳敬齋密告鄧演達行蹤，鄧旋即被捕。
蔣介石初始對於殺鄧還曾有所猶豫，但蔣之親信戴季陶對其警告說：今日可怕的敵人，不在汪精衛、陳濟棠，能動搖根基、分散黃埔革命力量的，除鄧演達之外無他人。此時胡宗南等20多名黃埔學生聯名寫信，要求力保鄧演達，無疑使得蔣浮想聯翩。當時又恰逢寧粵對峙，蔣介石被迫下野，但他深信只要有黃埔系和軍隊的支持，他就會復出。而現在他擔心下野後，兩廣方面會釋放鄧演達，鄧也許會與孫科、陳銘樞、甚至胡漢民合作，利用自身的優勢控制黃埔系，進而控制軍隊，如此則蔣重新上臺的困難將會大得多。經過權衡利弊後，蔣介石最終在下野之前下令於11月29日處鄧演達以死刑。
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大地上，國民黨的向右轉與共產黨的向左轉都是國際大環境的投影，第三黨的所謂“政治主張”是不可能有空間的，蘇聯不會支持一個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左翼勢力，英美更不會幫助一個左派政黨。就這樣，隨著鄧演達的遇害，第三黨勢力亦瞬間煙消雲散。而中國大地上左右兩翼的博弈又持續了整整二十年。
（本文對馬烈、張光宇的相關論著多有參考，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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