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自從結識蔣介石，直到1949年，蔣對他一直是厚愛有加，一貫予以賞識、提拔、重用，這在史學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從政治觀點看，張治中一生主張聯共，蔣介石卻把“剿共”作為終生職志；從用人標準看，蔣介石“從來依賴‘三緣’——血緣、學緣和地緣”，可張治中至多也只能與蔣牽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先後同學，但這不足以使蔣非得賞識、重用他不可。本文試就畢生主張親蘇聯共的張治中同極端反蘇反共的蔣介石能夠長期共處並得以重用的原因作一探討。
一、感恩知遇的舊倫理觀，使張對蔣竭智盡忠，讓蔣歡心
進人黃埔前，張治中的經歷坎坷不平。在幾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受盡了艱辛和磨難，飽嘗了世態炎涼，曾當過闊少爺的伴讀、門房、“備補兵”、“備補警察”。辛亥革命給張治中個人命運帶來了轉機，1912年11月至1916年11月，張得以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畢業時，在多次請求服役邊疆為國效忠而“不可以”的情況下，只好進倪嗣沖的腐敗的安武軍裡任見習軍官。為了使自己不致“被拖下水”，不致“被淹沒在腐敗與不義的命運中”，張治中“決心離開這腐敗的爛隊伍。” 隨後，張治中又過著七八年四處奔走居無定所的軍旅生活，曾經三下廣東，二去福建，二進四川。而軍旅生活的危險與精神上的無所依歸仍舊伴隨著他，並沒有人能夠給他提供施展才華的更大空間。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兩次人閩的過程中，張治中結識了王懋功，後來，“正是通過王懋功，使得張得以接近蔣介石，從而奠定了他在國民黨內發展的基礎”。蔣介石在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時，“從保定同學口中，知道張治中善於用兵，勇於作戰，是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 而在黃埔軍校召開的各種軍事訓練會議時，張都積極參加，獻計獻策，初步得到蔣的賞識。從此張治中才時來運轉，脫穎而出，一貫得到蔣介石的賞識、提拔和重用。
張治中出身貧苦家庭，所受的教育基本是傳統教育，“在私塾一共讀了十年”，至於所學內容，無非《四書》、《五經》一類線裝書。通過苦讀、苦背，在“裝滿一肚子線裝書的字句”的同時， 也完全接受了“君勞臣憂，君辱臣死”和感恩知遇，道義難忘等一套舊的倫理觀念。為了報答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張治中對蔣介石則竭智盡忠，忠心耿耿，時刻為維護蔣的領導與統治打算。”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一個肯講話的人，看到的、想到的，應該講的，就隨時向蔣陳述、貢獻。” 這也使蔣覺察到張對自己的忠誠，而蔣為樹立個人權威，也特別需要部下的忠誠不二。
隨著北伐軍攻克武昌，國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廣州轉移到了武漢三鎮。為了更有效地控制部隊，蔣“叫我辦學兵團，造就可以供應三個師的班長和基層幹部。” 與此同時，蔣又在武昌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並任命張擔任分校的教育長，學兵團也成為分校的一部分。張治中到校不久，武漢與南昌方面的鬥爭便日益激烈。1927年1月，蔣介石電召張到南昌，單獨跟他談了半天，當明白張依然是站在擁護自己的立場上時，蔣比較滿意。而此時，鄧演達也在做爭取張的工作，要張公開表示反蔣。張治中隨著蔣介石反共活動的加緊進行，武漢軍分校多數人的反蔣態度日益激烈，便明白告訴鄧：“我可以打電報勸蔣，但要我反蔣是做不到的。” 3月，張治中被再次召到南昌，蔣見到張後，直截了當地就說，“趕快回去，把學兵團帶出來，”“免得你在武漢當俘虜”。回到武昌後，當他提出要帶學兵團東征的要求時，被鄧演達毫無通融餘地地拒絕了，同時還要他辭去學兵團團長和軍分校教育長的職務。當時，張治中內心非常矛盾，要論政治主張，他應跟著鄧演達走；但蔣的知遇之恩，又決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背叛蔣。3月下旬，在辭掉學兵團團長和教育長職務後，黯然離漢赴滬，當蔣見到張後，面帶輕鬆的笑容說：“啊！文白也來了。” 言辭間流露出對張的忠誠的滿意。8月13日，蔣介石迫於形勢，宣佈下野。縱有蔣的“你沒什麼，還是留在南京好”的叮囑， 而張為表示與蔣同進退，隨後也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在訓練處的工作。
蔣介石定都南京後，便開始籌劃建立一所完全由自己控制的軍校，以取代黃埔、武漢軍校的地位。經過緊張籌備，1927年11月，該校正式定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由蔣介石兼任。按章程規定：“教育長承校務委員會及校長之命，處理全校一切事宜，如校長因故不能到校時，得代行其職權。” 由此可見，教育長實際是軍校日常工作負責人。蔣介石以黃埔起家，深知軍校教育的重要，一貫視軍校為禁地，不容他人插足，控制很嚴。由於蔣深知張治中對軍事教育向來有經驗，有興趣，有辦法。張一經請求，蔣立予同意。從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張治中任中央軍校教育長整整十年，從中不難看出蔣對張的信任程度。在軍校任職期間，張不僅傾注了全部精力和時間，而且竭力宣揚蔣介石的“功績”和“修養”，不避吹喇叭、抬轎子之嫌，“用意就是在鞏固人們對他的信仰，加強他對革命的領導。” 辦學之初，蔣介石提出了軍校的教育方針，即“開明專制絕對服從”。為了做到認識統一，思想集中。張治中解釋道：所謂“開明專制”，“不過根據黨的紀律學校規則之要求，而使用一種強制手段來執行罷了”；所謂“絕對服從”，就是“服從黨的紀律、學校規則和革命領袖蔣校長的意旨”。其中心旨意又在服從蔣介石。“絕對服從要做到什麼程度呢？好比我說這白紙是黑的，那末你就要說是黑的，不許說是白的。”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這不正是對蔣介石一貫宣揚的“凡是我的學生都應當盲從我”的最好貫徹嗎！我們為什麼要擁護革命領袖呢？張治中進一步解釋道：“中國現在處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時候”，“不論在政治方面，或社會方面，無容諱言，都是沒有真正統一，”其原因就在於缺少中心領袖。而誰又能擔此重任呢？張治中終於在《蔣校長之人格與修養》的演講中給出了答案：“校長蔣先生，他是完全具備了革命領袖的條件，無論在哪方面都是值得我們擁護的。”“我們只有誠心誠意擁護我們的革命領袖；努力革命事業，我們才有報仇雪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希望”。由此可見，張治中確實盡到了為蔣“分勞分憂”之責，而蔣介石“把張放在教育長崗位上也算是知人善任，看準的就是張的忠心”。
總之，在張治中與蔣介石相處的歲月裡，張治中對蔣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史實不勝枚舉。正是由於張治中一貫把“士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奉為最高信條，即便明知蔣的錯誤和終必失敗，寧可上萬言書，竭盡忠言，喋喋不休，也不願背離蔣。所以，蔣不僅對張的聯俄聯共主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而且能一貫賞識他、重用他。
二、不搞小派系，不留戀兵權，毫無野心，讓蔣放心
在蔣手下，肝腦塗地願意為蔣盡其忠的不乏其人，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象張治中那樣一貫得到蔣的賞識、提拔和重用。張治中對蔣忠心不二隻是蔣介石重用他的先決和必要條件，而張治中從不搞小派系，不留戀兵權，毫無野心，則是蔣重用他的另一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可謂派系林立，你爭我奪。諸如政學系、CC系、黃埔系、中統、軍統、桂系、四大家族等等，都是蔣家王朝反動統治的支柱。而到抗戰開始時，集團軍、軍、師、旅一級高級將領，多數出身於黃埔。何應欽、陳誠為了培植各自個人勢力，分頭拉攏，並自成體系。可張治中從黃埔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專事軍事教育十多年，真正是桃李滿天下，完全有條件、有資格去和何、陳爭奪。但他卻從不搞小派系、小組織，即使是“他的至親，都不擺在自己領導範圍內。他的胞弟張本舜原任吳忠信手下的新疆監察委員會主任，張治中一到新疆，就讓他辭職離去。” 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他沒有個人野心，這在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上層人物中，他是獨特的。蔣介石是一個權利慾極強的人，自己爬到最高位置後，必然要時刻提防來自周圍的潛在的威脅。蔣介石對何應欽、張治中雖然都是從大革命起開始賞識、提拔和重用，但何由於在1928年蔣介石下野和1936年西安事變時，顯露出了取而代之的野心，所以“蔣對張放心，對何防之，其根本原因在此。”
近代中國是“群雄”並起，割據稱雄的時代，一般軍人的最大夙願莫非是能夠掌握一支軍隊，擁有軍權。因為他們深知：誰擁有了軍權，誰就擁有了政治資本。而張治中的想法卻與眾不同，他在中央軍校的任職期間，先後“五綰兵符”，如果想握有兵權，並不困難，但他卻每次帶完兵後，都主動要求解甲歸校，從不擁兵自重。
1929年10月蔣馮大戰爆發，武漢是蔣軍的後方重鎮，遂決定設立武漢行營，並委任張治中為行營主任。張治中僅憑几千名軍校學生，坐鎮武漢，出色完成了武漢三鎮的衛戍勤務。大戰臨近結束時，張請求蔣准予把學生撤回南京，30日，蔣下令張治中結束行營工作。12月3日，他率領學生軍回到中央軍校任內。
中原大戰爆發前的半年間，張治中受命編組新軍，到1930年的2、3月間，陸續編成了步兵教導第一旅、第二旅共6個團，炮兵2個團，騎兵、工兵、輜重各1個團以及學兵營、戰車隊。5月，奉蔣令將該部定名為教導第二師，任命張為師長。教二師是當時最大最新的一個師，“雖然訓練時間不長，但編制齊全，所有槍械均系新制”，且“各級官佐均為黃埔出身，堪稱蔣介石手下的示範部隊。” 5月底，張奉命率領教導第二師北上參戰。隴海戰役結束後，“蔣已不預備讓我再回軍校，內定馮軼裴繼任教育長”。在別人看來，這無疑是天大的喜訊，但張知道這個消息後，卻堅辭教二師師長，向蔣說：“現在師長人選比較容易找，至於本教育長這一職務，還是我來吧”。
“一·二八”淞滬戰役中，張治中奉命擔任第五軍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增援十九路軍抗戰。《淞滬停戰協定》簽定後，張回到南京，“何應欽告訴我，已經內定朱紹良為軍校教育長，還是要我去帶兵。”第五軍是當時的一支勁旅，張治中再一次可以輕而易舉地擁有別人夢寐以求的機會，理應感到高興，可張治中考慮後對何說：“教育長還是我相宜些，軍長給朱紹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願意當教育長。” 並向蔣“懇切地請辭軍職，幸蒙允許”。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在福建宣佈獨立，張治中任第四路軍總指揮，提師入閩作戰。回師後，張再次交卸兵權，仍回中央軍校，繼續擔任他的教育長。
從中不難看出，在蔣介石需要時，張治中一次次挺身而出，為蔣弛聘疆場。完成任務後，又能一次次主動交出兵權。一方面表明了他對蔣要求軍人的“順逆之分”、“公私之辨”是體會於心，身體力行的；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並不留意兵權，政治上毫無野心。對於這樣一位沒有絲毫個人野心的“忠臣”，蔣介石自然非常滿意，重用之又有何礙！
三、在國共和談中，蔣介石不得不倚重張治中
蔣介石在國共關係問題上從來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規，即通過武力“剿滅”中共。但在戰爭未準備好之前，往往採用反革命兩手中“和”的一手，與中共進行和談，以爭取時間。而這種與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後，每每落在了張治中的肩上。
就整個國民黨上層集團來看，張治中確實是一位比較合適的人選。早在黃埔軍校時期，張治中就“與周恩來、惲代英、熊雄等同志時相過從，曾為維護國共兩黨團結而努力。”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了躲避參與對中共的軍事“圍剿”，在國民黨中央軍校教育長任上一呆就是十年，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 並且與中共及其領袖人物維護著良好關係。在政治主張上，他始終不渝地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對國內問題，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決，通過和談以達到國共合作。因此，他的對外形象與政治主張使他適宜於與中共打交道。從與蔣的個人關係來看，蔣張關係比較親近，對於張治中的忠誠，蔣介石是深信不疑的。再加上張沒有派系，毫無個人野心，讓他出面與中共接觸，蔣介石比較放心。而隨著中共勢力的不斷強大，“蔣介石也需要張治中這樣的人物作緩衝，在形勢需要時與中共應付。” 由於張治中對國共合作、國內和平抱有“痴心夢想”，也樂於為之奔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已成為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員，美英蘇三國合作不斷增強，並都希望中國穩定，這直接影響到蔣介石的內外政策。在國內，由皖南事變而引發的國內與黨內的矛盾分歧的激化，財政經濟危機的加深，以及中共一直堅持爭取國共關係好轉的政策，都促使蔣介石不得不謀求兩黨關係的改善。1942年7至8月，蔣介石兩次約見周恩來，表示要好好解決國內問題，並指定張治中和劉斐為代表同中共談判。這是張治中第一次代表國民黨與中共進行談判。雙方先後談了八個月之久，最後周恩來代表中共提出了四條要求。張治中認為中共已經作出了很大讓步，是“應該可以接受的條款”， 而蔣介石卻不置可否，此事就此擱置了下來，歷時八個月的談判成為空談。但從此“他作為國民黨處理國共關係的重要角色而登場，參加了國共之間的幾乎所有重要交涉。”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需要時間；完成內戰的部署，更需要時間。同時又迫於國內外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呼聲和壓力，蔣介石又不得不用“和”的一手，把張治中等人推出去，接二連三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經過四十三天的艱苦談判，雙方雖然簽定了《雙十協定》，但第三天蔣介石就下達了“剿匪”密令。
重慶談判後，張治中飛往新疆，與三區代表談判新疆問題。在此期間，由於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受挫，美蘇兩大國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又派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爭端。為了敷衍國內外輿論及美國的壓力，蔣介石又用上了和的一手，而蔣介石與中共言和，少不了張的周旋，因此連連致電，稱“此間有事待理，希即暫時回渝為要，” 並派路過迪化的將經國催駕。張治中回來後，積極參加了整軍談判、東北談判以及最高軍事三人小組，為維護國內和平而奔走。而蔣介石出於他一貫敵視中共的立場，對戰後與中共達成的諸項協議一直心存不甘，在關內一時不便動武的情況下，決斷先在東北動武。因此，在東北調處協議剛剛簽署後，蔣就態度強硬地指示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政府軍隊為接受主權進入東北境內之行動，不受任何之限制。” 至此，三人軍事小組會議已接近尾聲，萬般無奈的張治中只得黯然卸去三人小組之職，第三次飛越天山。同年6月，在一切準備就緒後，蔣介石終於大打出手，掀起全面內戰。戰的一手出籠，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張治中苦心積慮、付出大量心血而談成的一系列協議全部化為一張廢紙，懊喪的心情不言而喻。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雖然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主和，但當張治中當面請求回西北去時，卻遭到蔣的制止，蔣嚴肅地對張治中說：“我既然決定下野，以後就要和談，你怎麼能走？你應該聽我的話！” 顯然，蔣為了達到下野後幕後操縱的目的，不僅需要李宗仁當傀儡，也需要張治中等去負責和談，和中共去周旋。從而取得喘息的時間，然後有朝一日捲土重來。這是蔣介石玩弄反革命和、戰兩手的最後一次，而棋子仍是張治中。
在歷次和談中，張治中雖然出於維護國共合作和國內和平的良好願望，但終究無法擺脫國民黨右派路線的桎梏，不論蔣介石每次重開和談的目的是什麼，他都一概離不開為國民黨著想，為維護蔣介石的反對統治著想，竭盡全力，以達到蔣介石的願望。在北平和談中，為把“戰犯”一條從和平協定中刪去，而不遺餘力，就是為蔣介石打算的突出例證。因此，張的和談活動，在客觀上為蔣介石的反動政策出了力，幫了忙，成為蔣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
張治中與蔣介石具有長期而極端密切的關係。蔣對張從大革命起，一貫賞識、提拔、重用；而張又出於一種感恩知遇、道義難忘的舊倫理觀念，對蔣竭智盡忠，鞠躬盡瘁，時刻為維護蔣的領導與統治打算。兩者相互作用，互為因果，鑄就了一條血肉難分的人際關係的紐帶，張對蔣的忠心耿耿是蔣重用張的前提和基礎，也是蔣張關係中的一根主線。張治中從不搞小派系，不留念兵權，毫無個人野心，是蔣重用他、信任他的根本原因。由於張治中與中共有長期密切的關係，蔣介石又把他當作反革命兩手中和的一手來使用，張治中在客觀上成了蔣介石推行對中共和談政策或應付國際壓力的重要工具。隨著中共勢力的不斷強大，這種工具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時候又是非常重要的，這又加重了蔣對張某種程度的倚重。
註釋：
（1）《張治中回憶錄》 張治中著，第40頁
（2）《和談將軍張治中》 汪朝光著，第51頁
（3）《張治中與中國共產黨》餘湛邦著，第22頁
（4）《張治中回憶錄》 張治中著，第8、11頁
（5）《張治中與中國共產黨》餘湛邦著，第21頁
（6）《張治中回憶錄》 張治中著，第59頁
（7）《張治中回憶錄》第61、62頁
（8）《張治中回憶錄》第666頁
（9）《張治中回憶錄》第63頁
（10）《張治中回憶錄》第64頁
（11）《張治中回憶錄》第65頁
（12）《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3編，第30頁
（13）《六十歲總結》張治中著
（14）《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9編，第166頁
（15）《蔣先生之人格與修養》，（附錄），中央軍校1933年印
（16）《和談將軍張治中》汪朝光著，第57頁
（17）《張治中與中國共產黨》餘湛邦著，第231頁
（18）《張治中》餘湛邦著，第23頁
（19）《和談將軍張治中》汪朝光著，第62頁
（20）《張治中回憶錄》第92頁
（21）《張治中回憶錄》第83頁
（22）《張治中回憶錄》第83頁
（23）《張治中回憶錄》第111頁
（24）《張治中回憶錄》第1頁
（25）《張治中回憶錄》第1頁
（26）《和談將軍張治中》第175頁
（27）《張治中回憶錄》第685頁
（28）《和談將軍張治中》第177頁
（29）《和談將軍張治中》第207頁
（30）《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三），第97頁
（31）《張治中與中國共產黨》第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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