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10月24日，開國上將蕭克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他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湘南起義、兩萬五千里長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今天，我們就通過一篇文章來懷念武能殺敵，文能著書的蕭克將軍。
開國上將蕭克，從農家子弟成長為一代名將，而10年紅軍戰爭，是蕭克上將軍旅生涯的重要階段：在踏遍萬水千山的長期轉戰中，他鍛鍊成長起來，擔任過紅一方面軍的軍團長、紅二方面軍的副總指揮、紅四方面軍的王牌軍長，相繼在三大主力紅軍擔任要職。
1
“我在‘鐵軍’的戰鬥和生活，對我治軍、用兵影響極大”
1927年6月中旬，在北伐奉系軍閥回師武昌途中，蕭克在河南許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1日，作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葉挺)七十一團二營四連代理連長，蕭克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起義領導人組織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決定實施佔領廣東重新北伐的預定戰略。第十一軍(軍長葉挺)，是由北伐軍中號稱“鐵軍”的第四軍一部擴編的，南下廣東期間連番惡戰，在江西會昌迭克強敵，自然而然也贏得了“鐵軍”美譽。不過，“8月的江西，多晴少陰。從南昌出發十多天了，就沒遇到一個陰雨天，火辣辣的太陽總是高懸中天，連一絲雲彩的遮擋都沒有。頂著驕陽行軍，人昏沉沉的，由於出汗過量，腿腳也有些發軟”。因此，第十一軍的士氣不能不受到影響，逃亡現象非常普遍。這時，蕭克的治軍能力得到了鍛鍊：“那時，在整個起義軍中，我們七十一團二營四連是保持戰鬥力比較好的連隊之一。我這個連開小差的少，生病的也少。從南昌出發時，全連共有110人，到汀州時有八九十人，到廣東後還有七十幾人，保留了近三分之二。我這個連的班排長、司務長、通信員等骨幹都是廣東人，他們願意回廣東，情緒高，鬥志旺，帶動了部隊。除此之外，我覺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經驗可以總結。比如，注意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工作。我雖為連長，……對政治工作也重視。從南昌到撫州途中我連指導員李亭林跑了，我就兼做指導員的工作。從南昌出發時，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員會的文件、傳單、佈告等，經常帶在身上，早晚點名、行軍途中常拿出來講一講。當時，我看到革命委員會的佈告中，有宋慶齡和鄧演達的名字，就向部隊說：‘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也參加了南昌暴動，跟我們一起南下了。還有咱們的總政治部鄧演達主任(鄧是北伐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也來了。他們同我們一起打回廣東，再次北伐，實現總理的遺願。’其實，宋慶齡和鄧演達有沒有跟我們一起南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當時，孫中山在部隊中威信很高，我這麼一宣傳，對連隊影響很大，士兵們的情緒高漲，開小差、逃跑的少了。”“在部隊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認為，部隊暑天長途行軍，又不能經常休息，只有把伙食搞好，保證部隊吃飽、吃好、又衛生，才能保持體力，減少疾病。……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糧，到駐地現購買，有時買不到，就會餓肚子。我們寧可累一些，行軍都揹著米，帶著伙食擔子，部隊一停下來，就燒開水、做飯。一路上，很少捱餓。”
9月間，起義軍在福建汀州停留期間，蕭克還參加了一次第十一軍共產黨員大會。“記得是晚上開的，有一兩百人，擠在一間庭堂裡，中間擺張桌子，當做主席臺，桌上放盞馬燈，光線不強，看不清人臉。”但是，當會議主持人請葉挺講話時，蕭克的雙眼立刻聚集在他身上，生怕漏掉一個字。葉挺主要講了戰爭形勢，擲地有聲地說：“在會昌的兩仗都打好了，打敗了兩個強敵，說明我們還是鐵軍。”講話中，他也講了紀律問題：“軍隊就得有紀律，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鐵軍，更要有紀律。”他批評了一些黨員在戰鬥中表現不大好，還不如非黨員勇敢。講到這裡，他顯得很激動，提高了聲調，幾乎是吼起來：“共產黨員是什麼？就是帶頭兵，是榜樣！就要比別的人勇敢，打仗衝在前，退卻走在後，沒有這點精神，還叫什麼共產黨員？”
葉挺的這番話，深深震撼了蕭克，也說到了他的心坎裡。兩次會昌戰鬥，正是蕭克身先士卒，充分發揮了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才讓四連始終保持了昂揚的精神面貌。在他漫長的軍旅生涯中，蕭克常常會想起葉挺這番話，並把它作為自己治軍、用兵的座右銘。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義軍兵敗流沙，起義領導人分頭疏散，第十一軍也土崩瓦解，蕭克遇到了軍旅生涯中最黯淡的時刻：“我這個連還剩下約20個人。到處亂哄哄，群龍無首，兵荒馬亂。”很快，他們都被俘虜了，相繼關押在潮陽、汕頭。由於葉挺是李濟深舊部，李為籠絡人心，蕭克等並沒有遭到迫害。關了一個月左右，敵人就把蕭克等人遣散了。
晚年回憶往事，蕭克由衷地說：“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期間，我在‘鐵軍’的戰鬥和生活，對我治軍、用兵影響極大！”
無疑，南昌起義的失敗及“鐵軍”的渙散，也是他汲取經驗、教訓的源泉。
2
“就是50多年後，我回碕石，老人見到我，還親切地叫我蕭連長”
1928年春天，蕭克正在家鄉秘密進行黨的地下工作。農曆春節前夕，黨內同志告知：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在宜章起義，湘南暴動就此發起。蕭克一聽，激動不已：“我一聽朱德的部隊到了宜章，喜出望外。朱德是南昌起義第九軍的副軍長……我們兵敗流沙後，便與他們斷了聯繫，沒想到朱德現在到了湘南。”於是，蕭克立即趕往宜章尋找起義軍，並在宜章碕石(村)參加了年關暴動，擔任了新成立的農民武裝———獨立營副營長。因為部隊不多，只編一個連，他又兼任連長。
領導農民武裝的困難，蕭克晚年有過回憶：“碕石暴動後，我擔任獨立營副營長兼連長，這個營實際只有一個連，步槍和梭鏢各30多支，而步槍約有一半是本地鐵匠仿造的，名為五響槍，但打三四發子彈就要擦油才能打，大家稱其為‘土快槍’。‘土快槍’者，又土又快也。……人員都是本地農民，相互間講土話，離三五十里的人都很難聽懂。晚上，有些人還帶槍回家過夜。班、排長也是本地人，軍事素質不高，即使執行日常勤務也不夠。”
不過，想起在“鐵軍”的戰鬥、生活，蕭克的信心又大增：“我在鐵軍工作過，體會到鐵軍的鋼鐵精神是從嚴格的管理訓練和從艱苦戰鬥中培養鍛鍊起來的。我常想，孫武可以把吳宮姬妾訓練得進退自如，戚繼光可以把義烏農民兵訓練得赴湯蹈火，我們是共產黨，也一定能把這些農民訓練成新的‘鐵軍’。”
信心有了，措施也有了。蕭克認真整頓訓練部隊，首先宣佈了幾條規定：建立連值星、班值日製，有事要報告；早晚點名，按時操課，愛護武器，行軍不用槍挑東西，梭鏢不倒插，不沾土，保持潔白而銳利；吃飯由值星班長吹哨子集合，一班一桌；辦公不講土話，還要講禮節。對於嚴重違犯紀律者，則嚴懲不貸。
由於練兵有方，蕭克很快贏得了農民武裝的愛戴：“地方同志和農民看到我把部隊帶得守紀律，又學會各種射擊姿勢及散兵動作，雖然處分了他們的子弟，但認為我執行紀律時，還合人情。他們見到我，都親熱地叫我蕭連長。”“就是50多年後，我回碕石，老人見到我，還親切地叫我蕭連長。”
1928年4月，南昌起義餘部、秋收起義餘部會師，宣佈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宜章農民武裝編為紅二十九團，蕭克擔任紅二十九團二營七連(基本是碕石暴動的武裝)連長。
由於紅二十九團官兵大多為宜章農民，眷戀家鄉，難捨故土，到井岡山後，他們常常想打回家鄉去。1928年7月，紅四軍軍委迫於壓力，決定回湘南。
7月24日，紅二十八、二十九團合力打下郴州，紅二十九團駐在郴州南門外，紅二十八團住在郴州城北。將近黃昏，國民黨軍從北面來反攻，紅二十八團奮起抵抗。可槍聲一響，紅二十九團各部大亂：隊伍也不集合就向南跑，男女老少和行李擔、伙食擔夾在部隊中亂跑。跑出兩三里路，隊伍還停不下來。
蕭克一看，心知情況不妙：紅二十八團在打仗，紅二十九團不去增援，怎麼反而向南跑？他當即命令：七連坐在路邊不要走動，也不許散兵亂插隊。他站在南面最前頭，把班長、排長叫來，對他們說：“上級沒有命令就向南亂跑，一定是那些想回家的人‘發謠風’。”“軍長在北面，二十八團也在北面，我們單獨回宜章行嗎？”
當時，“部隊對朱德軍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二十八團能打勝仗”。因此，蕭克這幾句話，提醒了大家，大家都說：“不行！”於是，他就斷然命令回頭走，天黑時分，終於找到紅二十八團。
這次回湘南，紅二十九團損失驚人，只有7連建制完整：“這時，二十九團基本散了，總共剩下不到200人，約百支槍，只有我連是保持完整建制歸隊的。”
這次回湘南時值8月，此次行動故被稱作“八月失敗”，它使紅四軍遇到了建軍以來最困難的局面。遭遇如此挫折，朱德決定對紅四軍進行整編。在資興縣布田圩，朱德把紅二十九團撤併到紅二十八團，並親自兼任團長。這時，蕭克調任紅二十八團一營二連連長。見到蕭克，朱德評價很高，期望很高：“這次回湘南，二十九團只有你這個連保存下來了，現在讓你當二連連長，一定要把這支隊伍帶好。”
紅二連，前身是北伐時期葉挺獨立團的一個營，戰鬥力很強。從農民團轉到正規團，又帶這樣一個主力連，蕭克感覺棒極了：“真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鐵軍’，當然也感到責任重大。”
在紅二十八團裡，蕭克從紅二連連長起步，歷任一營副營長、二營黨代表、二營營長，是井岡山上的優秀指揮員。
3
“這一仗最大的收穫是摸到了閩西敵人的虛實”
1929年2月下旬，在贛南轉戰的紅四軍撤離東固，擔任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黨代表陳毅)第二支隊支隊長的蕭克，率領本支隊負責為全軍探路。“一天，我支隊為前衛，走到瑞金東面約30裡的虎頭嘴，發現敵人從東南來堵截我們。當時不瞭解東來之敵的虛實。恰好縱隊黨代表陳毅來我支隊直接掌握情況，在他的同意下，部隊立即轉向東南，進入閩西，插到了古城與汀州南面的四都坪。”陳毅決定與敵人對進，“這不是軍部的預定方向，但在游擊戰爭時期，軍部規定前衛縱隊的領導人，可以根據情況臨時決定全軍性的行動方向。”
這時，汀州敵人一個團來進攻，軍部決定迎戰這股敵人，蕭克支隊奉命擔任正面主攻。敵人佔領了對面一座山，中間隔著一條小河，河上有座橋。那時是冬天枯水季節，河水很淺。戰鬥打響後，蕭克支隊官兵有的從橋上過去，有的乾脆涉水，很快衝過了河。敵人雖然在山上，但火力不強，連機關槍都沒有。“我們展開隊伍，呈扇面往上衝，……敵退卻，我部乘勝迅速前進，佔領敵中間陣地。這時，第一支隊也從右邊打了上來，敵人完全垮了。這一仗我支隊俘虜了20多個敵人，從繳獲的武器看，有些槍是漢陽金陵兵工廠造的，有些就是本地造的土快槍，火力不行。從戰鬥力看，他們雖然佔領了高地，但不會利用進行反擊，而我們一接近，他又不敢拼刺刀，證明敵人戰鬥力不強，士氣不高。”
蕭克支隊這次探路，意義非常之大：“這一仗最大的收穫是摸到了閩西敵人的虛實———武器差，戰鬥力不強。當晚，(紅四軍)前委開會，決定打汀州。”“汀州是閩贛邊南面———武夷山區一帶較大的城鎮，過去我們不敢打，一直向南走就是想避開這裡的敵人。現在清楚，汀州敵人戰鬥力並不強，完全可以打。”
汀州之敵一觸即潰，蕭克激動不已：“從1928年退出郴州以後，我還沒有到過這麼大的城市哩。部隊在汀州得到了很大的補充，每人發一套新軍裝，還發了綁腿和八角帽。說到帽子，有個笑話：下井岡山時，很多人沒有帽子，我們就把打土豪弄到的布做包頭，纏在頭上，有藍的，有白的，有綠的，纏得寬寬的。聽俘虜說，他們在四都坪同我們打的時候，看到我們這付打扮，十分害怕，邊打邊跑，嚇得腿都發軟了。”
4月中旬，紅四軍集中第一、第二縱隊攻打寧都，守敵賴世琮指揮6個連兵力堅守寧都城。寧都城牆有兩丈高，還有外壕。紅軍2000多人，從四面把城圍起來，蕭克支隊負責從西門進攻。結果，圍攻了6天6夜，沒有攻下來。
面對僵局，蕭克動起了腦筋：“我估算了一下，城牆有9里長，舊中國一里是570米，9裡就是5310米，我想，這麼長的城牆有3000多個跺口，五六百人是守不過來的，就採取了一個辦法。靠近城西門外約百米處有一幢火磚砌的鋪子，上下兩層，後面還有些住房，也多為兩層，我讓士兵在下層挖了不少槍眼，從槍眼處可以看到敵人，也可以射擊，我們的槍眼小，敵人不容易看到我們。上層有窗，更好觀察射擊。開始幾天從槍眼向城牆上打槍，吸引敵人的火力，並不強攻。等到第6天，我估計敵人也麻痺了，銳氣已過，就令部隊停止打槍，準備了一些長梯子放在鋪子邊，然後讓一些贛南兵對著城牆喊話。敵人見我不打槍，又跟他們拉家常，也停止打槍，有的還站起來看。我見城牆跺口處站了很多人，下令‘快放’！二三十支槍突然射擊，敵人受到襲擊昏了頭。我又指揮早已準備好的進攻部隊，拖起梯子，靠近城牆。敵人還沒有反應過來，見我軍已登上垛口，便紛紛向兩邊逃跑。”
蕭克支隊佔領了城西門，向兩邊延伸。各部隊也紛紛爬城而上，攻下了寧都城。這是紅四軍下山以來第一次攻下的有敵人據守的州城。
回憶往事，蕭克也為寧都之戰自豪：“這個戰法，我是從《三國志》上學來的，曾國藩說過：‘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初氣過銳，漸就衰竭’。此次我為進攻者，可反其意而行。在攻城前，先包圍，弄清城壕深淺，城牆高低，準備好過壕和登城工具。我根據軍部指示，開始幾天從容作準備，萬勿‘初氣過銳’。準備好了，不在早晨、黃昏、夜晚攻擊，而在將近中午，敵人不注意的時候，一鼓而進，登上城牆。”
攻打寧都，蕭克的指揮才能引起了林彪注意。這年10月，蕭克調任第一縱隊參謀長，成為縱隊長林彪指揮作戰的智囊。
“我們這支農民軍見了世面，經受了鍛鍊，已能和正規部隊一樣打大仗了”
1930年6月間，紅一軍團成立，紅四軍一分為二：原來的第一、第二縱隊和由閩西紅軍一部編成的第三縱隊，組成一個軍，仍稱紅四軍；原來的第三縱隊和閩西紅十二軍，組成一個軍，仍稱紅十二軍。
幹部名單下來，蕭克擔任紅四軍第三縱隊司令。看到任命，蕭克確實有些想法：“我知道三縱隊是由閩西農民軍組成的，武器少且落後，人員也缺乏軍事素養，我當過農軍連長，知道帶農民軍的艱辛，現在又要去當農軍司令，心裡多少有些不大痛快。”
新任紅四軍軍長林彪和軍委書記譚震林看出蕭克有情緒，他們就找蕭克談話，誠懇地說：“三縱隊是新隊伍，你要快去，我們不久就要出發打南昌啊！”
蕭克一想，這是前委決定的，就慨然答應了。在汀州，蕭克抓緊整編和訓練部隊，縱隊政委張赤男主要抓部隊的鞏固工作。兩星期後，全軍在汀州開誓師大會，隨即向江西出動，去打南昌。
剛從閩西出發時，1000多人的第三縱隊不要說打大仗，就是長途行軍都很難掌握。進入江西后，部隊過烏江，那一帶是赤白交界地區。一天晚上，第三縱隊走在最後，地主武裝來襲擊，槍聲稀稀拉拉，可以判斷人數不多。可新兵沒經驗，聽到槍響竟然跑了一大半。聽到報告，蕭克啞然失笑，想想也不奇怪，農民軍，新兵多，難免“發謠風”，遂命令副官：“立即回去，讓各連連長、排長、黨代表到山上去把走散的人員喊回來，我們在這裡等。”
天亮後兩小時，後面報告：跑散的人都找回來了。
這次“發謠風”，讓蕭克緊張了一下：“說實話，那時我最怕‘發謠風’，二十九團在湘南因‘發謠風’潰散的悲劇，我記憶猶新。‘發謠風’是因為戰爭環境下心理緊張造成的，新兵和一些沒有經驗的軍官，……缺乏判斷能力，盲目性很大，聽到一點動靜，就亂作一團，個別人甚至因夢幻而驚醒，也會引得許多人丟盔棄甲地亂跑。”
蕭剋意識到，“發謠風”是使部隊跑散的主要原因，要掌握部隊就必須制止“發謠風”。除了加強日常訓練和紀律教育外，他還採取了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辦法：晚上在室內宿營，連長、排長都睡在門口，一“發謠風”就把門關上，誰也不準跑出去。如果在路上“發謠風”，就命令大家坐在地上，都不準動。一靜下來，就能冷靜地觀察和處理情況。
這樣做果然有效，在樟樹鎮住的兩個晚上，有幾個部隊“發謠風”，就是採取這個辦法制止住的。部隊穩住後，教育訓練及時跟上，第三縱隊面貌一新。
紅一軍團本來準備打南昌，當發現南昌駐有重兵，即向西做群眾工作。8月中旬，部隊轉戰到江西萬載與湖南瀏陽之間地區，得知敵戴鬥垣旅扼守瀏陽文家市。紅一軍團決定奔襲文家市。這是第三縱成立以來參加的第一個大仗，蕭克怎能不緊張：“為了打好這一仗，我同張赤男一起，召開了大隊以上幹部會，傳達攻打文家市的戰鬥部署，規定戰場紀律，並且要求黨員要衝鋒在前，退卻在後，黨代表要同大隊長一起在前面指揮。”
戰鬥打響後，“軍部給我縱隊的任務，是在一縱隊的左面展開，我縱隊的兩個支隊平行攻擊，上下一心，進攻有序，很快就佔領了敵左側後陣地。經過三個小時的衝殺，……敵全旅被我消滅。”第三縱隊戰績可喜，“我縱隊繳獲步槍300多支，重機槍4挺，子彈三四萬發，還抓獲了大批俘虜。這是我們這支農民軍自閩西出師以來打的第一個大仗，也是第一次大勝利。這個勝利使全縱隊上上下下的信心大為提高。”
戰後，紅四軍開慶功會，很少表揚人的林彪點名表揚：“蕭克帶兵有一套！蕭克帶兵有一套！”
文家市戰鬥後，紅四軍領導對第三縱隊更信任了。“打長沙時，便讓我們和另兩個老縱隊共同擔負作戰任務。……我們在猴子石與敵人激戰，反覆衝殺，直至日沉。……那天我縱隊打得很出色，連一縱隊都對我們刮目相看了。……長沙大戰，使我們這支農民軍見了世面，經受了鍛鍊，已能和正規部隊一樣打大仗了，我的精神得到大的解放。”經過大戰考驗，第三縱隊脫胎換骨，成為真正的主力紅軍。10月，第三縱隊改為紅四軍十二師，蕭克任紅十二師師長。
這時，蕭克善於改造農民軍出了名。1931年6月中旬，林彪把蕭克找去：“你的工作有變動，讓你到獨立五師當師長。”蕭克似乎樂此不疲了：“我雖然沒有思想準備，但也沒有大多顧慮。因我知道這又是一支農民部隊，我已經有些帶農民軍的經驗了。”
蕭克又不負眾望，很快把獨立五師帶成能打硬仗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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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半年多的摸索、實踐和總結，心裡有底了”
1932年9月間，上級來電：調蕭克去湘贛軍區任紅八軍軍長。蕭克對這一任命倍感壓力：紅八軍“是一個獨立戰略區域的紅軍主力，擔任這個軍的軍長，就意味著要擔負起一個戰略區域的主要軍事領導責任，要獨立自主地支撐起一個局面。我感到擔子很重”。
1932年10月25日，蕭克到達了湘贛蘇區腹地永新縣城。這時，湘贛蘇區包括永新、蓮花、寧岡三縣全部，總面積近一萬平方公里。從戰略位置看，湘贛蘇區是中央蘇區的戰略側翼———河西戰線。東與中央蘇區隔贛江相鄰，北與湘鄂贛蘇區隔袁水、修水相望，紅八軍向北發展就通向湘鄂贛蘇區，造成威脅武漢、南昌、長沙的大局面。湘贛蘇區在中央戰略全局中所處地位十分重要，蕭克更加感到肩負的責任是光榮而又艱鉅的。
紅八軍號稱三個師，總人數僅約2700人，下屬部隊的編制並不整齊，有的師甚至不設團部，由師指揮各連。雖說已是一個戰略區域的主力紅軍，但部隊沒有經過嚴格的正規訓練，還和游擊隊差不多。蕭克遂利用行軍、作戰的間隙，抓緊對部隊進行“鐵軍化”訓練。“經過一段時間的管理和訓練，部隊的軍事技術素養提高了，戰鬥力也相應的加強了。”
1933年5月間，各路敵軍向湘贛蘇區腹地進犯，蕭克指揮紅八軍在蓮花境內九渡衝兩次設伏，繳獲重機槍26挺、步槍1000多支，擊斃敵旅長1名，俘敵600多人，其中敵團長、營長就有好幾個，中央軍委發來賀電嘉獎。5月29日，紅八軍開到茶陵、永新邊界的路江、梅花一帶待機。中共茶陵縣委對敵情掌握得清楚，敵人一舉一動，都及時通報給蕭克。一天，茶陵的同志來報告，說敵人向這邊開來了，有5個團，還有很多行李擔子。蕭克當即決定打，並列舉了理由：“敵人雖然多於我軍，但他是走路，又有幾百擔行李，上下坡、過小橋等大小障礙都不靈便，行軍縱隊會拉得很長；而我是在敵人側面隱蔽，主動從敵行軍縱隊側面出擊，地形有利，戰機有力，又只打敵人的一節，雖弱猶強。”他遂命令部隊進到出擊地區。趕到棠市時，敵人主力剛過去，恰好打上敵人中間和後尾的一個團及大批輜重行李。紅八軍猛烈從側面攻擊，迅速解決戰鬥。這一仗繳獲步槍500餘支、機槍5挺、迫擊炮2門、無線電臺一架，俘敵600多人，其中敵團長1人，還得到了軍裝和軍襯衣各1萬套，而紅八軍傷亡不到50人。
對於這兩次戰鬥，蕭克深有體會：“九渡沖和棠市戰鬥，在指揮上有幾個特點。一是對敵人行動判斷得準確。……二是能臨機應變。……三是能辯證地分析敵我態勢，不是簡單地以敵我兵力多寡而作決策。打九渡沖和打棠市，我們的兵力都不佔優勢，但把戰場形勢綜合起來分析，敵強之中有弱點，我之弱處有優勢。敢下決心，就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九渡沖和棠市的勝利，打破了敵人對湘贛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這時，蕭克的心情頗為激動：“剛到湘贛時，這麼一大塊根據地，又面臨著那樣嚴重的敵情，能不能保得住？心裡沒有數。過去我是在上級指揮下行動的，現在獨立指揮一支執行戰略任務的部隊，仗該怎樣打？經過半年多的摸索、實踐和總結，心裡有底了。特別是在戰略方面，我總是希望自己能成為革命戰爭中有作為的軍事指揮員，而現在感到，敢於擔當獨立行動的部隊的指揮重任了。”
1933年6月間，根據中央軍委命令，在永新將紅八軍改編為紅六軍團第十七師，下轄3個團，蕭克擔任師長。“這時，紅六軍團只有個內部名義，既沒有成立領導機關，也沒有向下宣佈。”蕭克指揮紅十七師馳騁湘贛蘇區，打得敵人膽戰心驚。
1934年1月，紅十七師奉命向南潯路(南昌到九江)一帶行動，以配合第十九路軍抗日反蔣，並策應中央蘇區反“圍剿”。蕭克指揮紅十七師4000多人從安福出發北上，一度挺進到鄂西南，面對不利情況能果斷決策南返。對於這次北上南返，蕭克視為平生得意之筆：“我們北上湘鄂贛的隊伍並不大，才4000人。兩個月中，縱橫馳騁，在白區走了2500裡，赤區500裡，3000里路雲和月，算是‘小長征’吧！敵人調動了46個團圍、追、堵、截，蔣介石親自在南昌督戰。但我們打垮了敵人6個團，燒燬了敵人無數的碉堡，衝破了敵人5次大兵團的戰役包圍。由於我們積極行動，鉗制了敵人大量的兵力，起到了配合中央紅軍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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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極端緊張而又關係到全軍團大局的軍事行動”
1934年7月23日，正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屢戰不利之時，中央軍委給湘贛省委來電指示：“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來電還闡述了軍委這一決定的目的：紅六軍團去湖南中部積極行動，將迫使湘敵不得不進行戰場上和戰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壞其逐漸緊縮中央蘇區的計劃，以輔助中央蘇區之作戰；這一行動，還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紅六軍團有生力量。電報還就這次行動的組織領導，作了規定：“(任)弼時同志及部分的黨政幹部應準備隨軍行動，弼時即為中央代表，並與蕭克、王震3人組織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弼時為主席。”
中央軍委既然有命令，蕭克等人立即進行了轉移的準備工作。8月7日下午3時，全軍約9000人，由江西遂川的橫石出發，踏上了西進的征途。經日夜兼程行軍，連續突破敵人四道防線，於11日中午到達了湖南桂東縣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開了連以上幹部的誓師大會，慶祝突圍勝利。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由任弼時正式宣佈成立紅六軍團領導機關，蕭克為軍團長兼紅十七師師長，王震為軍團政委兼紅十七師政委。
蕭克用兵靈活機動，轉戰於湘、桂、黔三省之間，忽東忽西，行動靈活，使敵人難於琢磨。何鍵曾無可奈何地說，紅軍“時而聲東擊西，行蹤飄忽，作圈子策”，“我十五、十六師跟蹤追逐數千裡”，“軍隊疲於奔命”，他還破口大罵其部下無能。
10月初，紅六軍團進入貴州石阡縣境。就在這時，敵軍頻繁調動，以近24個團的兵力對紅軍實施大包圍。蕭克等人沒有察覺湘、桂、黔敵的聯合“圍剿”部署，紅六軍團一度陷入絕境。7日拂曉，紅軍準備到石阡縣的甘溪大休息，然後越過石阡、鎮遠大道，向江口地區開進。哪知上午10時許，紅六軍團與強敵發生遭遇戰，敵眾我寡，被迫向西在石阡、鎮遠、餘慶、施秉、黃平一帶盤旋行動，一時間地形、敵情、社會情況和供應等都處於不利的地位。更可怕的是，在桂、黔敵軍24個團的重圍之中，紅六軍團先後被截為四段，減員很嚴重，部隊常在懸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隊一天一頓稀飯，赤腳行軍。蕭克回憶說：“這是我軍旅生涯中最困難的時刻！我當時已意識到戰略形勢很不利。如果不脫離這個地區及強敵的包圍，就會陷入極為危險的地步。我除了與任弼時、王震等一起注意全軍行動方向和行軍組織及後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脫出危險的戰略處境。”
任弼時看出了蕭克的緊張情緒，問他：“怎麼樣？”
蕭克堅定地說：“堅決向東去，脫離這個地區，爭取主動。”
滄海橫流，更顯英雄本色。一天下午，經過與敵巧妙周旋，蕭克指揮紅六軍團終於挺進至石阡至鎮遠間敵之封鎖線上，一舉擊潰了敵之巡邏警戒部隊，佔領了東去江口的路口。蕭克當時最大的顧慮，是敵人控制這個路口，堵住紅軍東去之路，這樣紅軍就得回到原來不利的戰略地區。幸好，這個路口紅軍及時控制了，並在當地老獵戶引導下，深夜進到一條人跡罕見的谷澗水溝(貴州稱為夾溝)，從溝底魚貫而東。這時，南面的湖南軍閥部隊，北面的桂系軍隊早已發現了紅軍主力。將近黃昏，敵人從南面進攻，黃昏後北面也打響了，形成了南北夾擊。這時，除警戒部隊外，紅六軍團陸續東去下到夾溝。蕭克親自站在路口指揮部隊行動，午夜絕大部分過去了，他又令兩側掩護部隊，撤到路口改為後衛，隨大部隊跟進。“天亮，我與後衛一起出了夾溝，看到了正在東昇的太陽，才鬆了一口氣。這是一個極端緊張而又關係到全軍團大局的軍事行動。直到現在，一經憶起，心膽為之震驚。”
1934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賀龍指揮的紅二軍團勝利會師。“我們兩個軍團會合的時候，二軍團有4000多人，六軍團有3000多人。”這兩個軍團聯手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又一起進行了艱苦的長征。
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到達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大會師。5日，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紅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蕭克為副總指揮。10月，蕭克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軍長，達到了他紅軍生涯的頂峰。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蕭克擔任八路軍一二O師副師長，揮戈北上，奔赴偉大的抗日戰場。(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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