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其著作《領袖們》一書中，形容周恩來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就像在公園裡乘坐滑車一樣，時起時落”。可以這樣說，在周恩來與蔣介石的長期交往中，他們既是齊心協力的朋友，又是唇槍舌劍的政敵。
共事在黃埔軍校
1924年黃埔軍校建立後，作為校長的蔣介石，為了辦好學校，培養為其未來打天下的棟樑之才，曾請求在西歐留過學的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軍校學生入學考試面試主考官張申府從留學人員中舉薦一些優秀者來黃埔執教，張申府便舉薦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50人。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身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區委宣傳部部長的周恩來，經黨組織批准，應邀於當年秋進入黃埔軍校，兼任軍校的政治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從此開始了他與蔣介石之間磕磕碰碰、長達20多年的交往生涯。
11月間，周恩來被蔣介石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上任後，即從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以及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教育等方面入手，經過一番大力整頓，使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納入正軌，出現了新的氣象。他還支持軍校的進步學生建立了“血花劇社”，編演新劇，宣傳革命，使軍校充滿了革命的生機和活力，蔣介石為此稱讚他是個“導演人才”。隨著廣州周邊形勢的急劇惡化，黃埔軍校的學生們不得不暫停學業，投身於平定廣州商團叛亂和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戰鬥中去。周恩來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鼓舞和組織領導作用。蔣介石曾對人誇耀說：黃埔軍校裡他最得力的助手，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鄧演達。當時的周恩來也十分尊重蔣介石，在軍校管理和兩次東征戰鬥中，全力支持、配合蔣介石開展各項工作。
隨著實力的不斷增長，蔣介石的反共面目漸露端倪。1925年11月，在東征途中，他召集連以上軍政人員聯席會議，公開表示黃埔軍校不可分裂，要求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把所有在黃埔軍校以及在軍隊中的共產黨員的名單和所有加入共產黨的國民黨員的名單都告訴他。作為中共黃埔軍校支部負責人，周恩來以此事關係國共兩黨，須請示中共中央才能決定為由，予以拒絕。第二次東征勝利後，周恩來從汕頭返回廣州，就如何回擊蔣介石的問題同陳延年、鮑羅廷商討對策，擬全部撤出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另組建國共合作的軍隊，以防不測。但因中共中央不同意，這一提議未能實施。
1926年3月20日，自感羽翼豐滿的蔣介石開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一手炮製了“中山艦事件”，這是他與中國共產黨決裂的第一個信號。事變發生伊始，周恩來聞訊前往，也被軟禁於廣州鑄幣廠達一天之久。為此，他義憤填膺，在鑄幣廠打通了蔣介石的電話。蔣有點驚慌地在電話那頭說：“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遺憾，有人在兩黨之間製造分裂，挑撥是非，把40多名共產黨員扣押在這裡，我希望你能合理解決這件事情。”
“哦，所謂‘中山艦事件’，純繫有人挑撥，我不相信共產黨會做這樣的事!”
“本來，廖(仲愷)案發生後，我們兩黨曾聯合一致，甄別出許多反革命分子。現在為什麼又禍起蕭牆呢？聽說，你還下令包圍了蘇聯顧問的住宅!”
“謠言，通通是謠言!”
“不管如何，亡羊補牢吧，請你下令釋放被扣押的同志。”
懾於周恩來的威望和影響，蔣介石很快下令將他們釋放了。這時，周恩來已清醒地意識到，他與蔣介石之間的裂隙越來越大，因此沒有再回黃埔軍校工作。
拒拉攏分道揚鑣
1926年7月，國共兩黨決定了北伐大計，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出師之前，張治中請求，讓周恩來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以便加強兩黨的合作，蔣介石一口回絕道：“不必了，你實在要堅持，我看就讓他擔任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吧。”隨後，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也向蔣介石舉薦周恩來：“我實在羨慕他的計劃性和組織力，無疑，北伐有了他，將如虎添翼!”這使蔣介石不能不再次考慮重用周恩來的問題。其實，他自己也是打心眼裡佩服周恩來的，他感到在國民黨裡，無論元老還是新秀，還沒有一個人能與之相匹敵，若能得到他的幫助，對自己將是非常有利的。
為了拉攏周恩來，蔣介石裝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特意宴請周恩來。席間，他對周恩來和另一位作陪的共產黨員惲代英說：“你們都是我的江浙同鄉，凡是同我共過事，在一起訓練過軍隊、打過仗的共產黨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來兄能與我一道北伐。”
周恩來婉轉地拒絕道：“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決定，我個人難以抉擇。”
“你真頑固呀，我本想請你開誠佈公地談一談，可你……你吞吞吐吐，這樣吧，等北伐勝利歸來，你再回黃埔來。”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周恩來與蔣介石徹底決裂。面對蔣介石的反革命囂張氣焰，周恩來冒著腥風血雨，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組織領導武裝暴動，由此走上了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反抗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革命道路。蔣介石惱羞成怒，曾緊急下令懸賞8萬元緝拿周恩來，卻無果而終。
談判促合作抗日
轉眼到了1936年，蔣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擁兵自重的大小軍閥，並將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趕到貧瘠閉塞的陝北荒原之後，他躊躇滿志地認為，徹底剷除異己分子的時機已到。12月初，他親自飛往西安，督促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加緊“剿共”，妄圖將在陝北落腳未穩的毛澤東、周恩來等及其紅軍部隊一舉殲滅，不料反被不滿於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張、楊兩位將軍發動“兵諫”，給軟禁在西安城裡。
“西安事變”爆發後，應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邀請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來盡棄前嫌，再次出山，充當蔣介石內部糾紛的調停人，以促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於對國內複雜形勢的清醒認識，周恩來高瞻遠矚，提出了“保蔣安全”的方針。12月17日，他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為緩和蔣系進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這個意見為毛澤東和黨中央所首肯。與此同時，周恩來又耐心勸告張、楊，認為不宜殺蔣，並從12月23日起，他和張學良、楊虎城一道，與蔣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開始了正式談判，宋美齡明確表示贊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主張。
12月24日晚，周恩來由宋子文、宋美齡陪同，會見了蔣介石。望著躺在床上、顯得有些緊張的蔣介石，周恩來先對他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點點頭，嘆了口氣，然後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周恩來回答道：“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待蔣介石的情緒緩和下來以後，周恩來才心平氣和又鋒芒逼人地質問道：“我們要求停止內戰，你為什麼不停？”
“我等你們到西北來。”
“我們已經到西北一年多了。”
蔣介石無言以對，難堪萬分。周恩來隨後向他闡述了中共的有關政策，嚴厲地指出如他一意堅持內戰，只能加速滅亡。蔣介石最終作出口頭承諾：“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此後不久，蔣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自1937年2月起，國共兩黨開始不斷接觸，商談再度攜手、共同抗日的問題，初步達成了紅軍改編為三個師等有關問題。代表中共出面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談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來擔當。3月下旬，周恩來在潘漢年陪同下飛抵杭州，同蔣介石直接會談。兩人相見後，周恩來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場：中共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謀求同蔣介石和國民黨合作，但決不能忍受投降、收編的誣衊。中共反對各省的倒蔣分裂運動，但蔣與南京方面應該給以機會，提高他們對抗日民主的認識，以徹底實現和平統一。然後，他重申了中共的幾點合理的具體要求：一是陝甘寧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是紅軍改編後的人數須達四萬餘人；三是三個師以上須設總部；四是國民黨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訓人員；五是紅軍學校須辦完本期；六是紅軍防地須增加。
蔣介石在表示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後，便轉入正題說：中共在幾個月後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並由中共自己幹，他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決不來破壞紅軍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紅軍)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
當蔣介石要求商量一箇中共與他個人之間永久合作的辦法時，周恩來說：“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的一個最好辦法。”蔣介石立刻說：那就趕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與綱領問題。周恩來問：有什麼具體辦法？蔣介石回答說：沒有，要中共先商量。這樣，周恩來帶著同蔣介石聯繫所用的密碼，途經西安，於4月初返回延安。
6月至8月間，周恩來與蔣介石先後兩度會談於廬山，一度會談在南京。談判是極其艱苦的，曾因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和人事問題而一度陷入僵局，但終因周恩來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更兼日軍侵華步步緊逼、全民抗日形勢所迫，蔣介石不得不於8月18日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也於9月22日公佈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同時，蔣還公開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實現，開啟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7月1日，蔣介石在廬山軲嶺路的別墅中遙想西安的落難，依然心有餘悸。想到像周恩來這樣傑出的人才非但不能為己所用，卻成了自己的死對頭，不免陡生傷感。他對身邊的“文膽”陳布雷嘆道：“周恩來是個人才啊!我們黨裡像他這樣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為我所用。”
為民主和平奮鬥
1944年，我國抗日戰爭進入第八個年頭。日本侵略者為了改變其在太平洋戰場上的節節失利的局面，妄圖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自4月18日起從河南開始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很快便先後奪取鄭州、許昌，打通了平漢鐵路。6月至8月間，進攻湖南的日軍先後佔領長沙、衡陽，並向廣西推進。因國民黨戰場上出現的這種大潰退，造成短期內大片國土淪喪、數千萬同胞流離失所的局面，這無疑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統帥部的腐敗無能。加之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的專制獨裁，致使特務遍佈、物價飛漲，更加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怒。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卻生機勃發，在團結抗日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於是，改組國民政府、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成為人們日益強烈的普遍要求。
中國共產黨因勢利導，根據新的形勢，提出了以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為核心內容的政治主張，得到了廣大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而國民黨蔣介石也在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和美國的敦促下，向中共表示了和談的意願。由此，國共兩黨頻頻接觸，重開和談。這年11月7日，為了協調國共關係，美國派出了總統特使赫爾利少將來到延安，與中共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進行了斡旋式會談，雙方達成了協定草案。
11月10日，周恩來隨同赫爾利帶著這份協定草案同機離開延安，前往重慶與蔣介石會談。但蔣介石看了協定草案後，卻一拖就是10多天，遲遲不表態，並拋開協定草案另行提出了三條建議，通過赫爾利轉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看後氣憤至極，決定立刻返回延安。臨行前，他和董必武應約會見了蔣介石。略作寒暄之後，蔣介石表示希望毛澤東和朱德來重慶。周恩來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對於聯合政府的主張，是仍堅持的，並願為它奮鬥到底。民主聯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質，並非要改國民政府的名稱。”蔣介石連忙說：“好，我們革命黨就是為實現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會做的。如果要以要求來給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嚴，國家的威信，不能損害。”周恩來毫不相讓道：“我應該聲明：對三民主義國家及實行三民主義的元首是應該尊重的；但政府並非國家，政府是內閣，政府不稱職是應該調換的改組的。提到要求，一個政黨總有自己的要求”，當著“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時，只有向人民公開說話”。在周恩來凌厲的詞鋒面前，蔣只得模稜兩可地回答：“是的，是的。”
1945年1月24日，周恩來再次奉命從延安飛赴重慶。他在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傑、張治中以及美方代表赫爾利進行的多次談判中，提出了由自己起草的一個關於黨派會議(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參加)的協定草案，結果因分歧較大，談判不歡而散。2月13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竟傲慢地宣稱：“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見蔣介石無意把談判再進行下去，周恩來一氣之下，遂於2月16日返回延安。
抗戰勝利之際，廣大人民和各民主黨派要求結束蔣介石獨裁統治、消除內戰併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願望更加強烈，中國共產黨順應民心民意，在蔣介石的再三電邀下，決定於8月28日由毛澤東親率周恩來、王若飛飛往重慶，與國民黨代表進行和平談判。在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王若飛承擔著大量具體的談判工作，經過他們艱苦的努力，國、共雙方終於簽訂並公佈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0月11日，毛澤東離渝返延，周恩來則留下來繼續商討有關善後事宜。
然而，由於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本質，國民黨反動派並不遵守《會談紀要》的有關條款，一時間國共內戰烽煙再起。在此險惡的形勢下，周恩來和董必武於1946年7月2日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重複提出要中共軍隊讓出蘇北、安東、膠濟線、承德、察哈爾省張家口以南地區，由國民黨軍隊進駐，並說：“這個解決了，全國就和平了，一個月以後就可開國大，改組政府。”周恩來回答說：“今日必須一面求全面停戰，一面開政協，談改組政府。”他對蔣介石所提問題逐條給以答覆，並對駐軍方案提出具體建議。蔣介石毫不考慮，於是會談無果而終。這是周恩來與蔣介石最後一次見面，此後經過歷時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戰爭，國民黨蔣介石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指揮的我人民解放軍徹底擊敗，退出大陸，偏安於臺灣一隅。
1949年10月1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周恩來長期為之奮鬥的民主和平理想得以圓滿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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