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19日，中國國民黨著名左派人士、黃埔軍校教育長、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央總幹事鄧演達先生，在上海臨時委員會幹部訓練班講課時突然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捕探的襲擊，不幸被捕。宋慶齡等著名愛國人士、國民黨黃埔系眾多將領等紛紛致電蔣介石進行營救，但蔣氏一意孤行，於同年11月29日，下令將鄧演達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消息傳出，舉國震驚。鄧演達親手創辦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人士更是悲憤填膺。於是，復仇之劍憤怒出鞘，直指出賣鄧演達烈士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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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20日，中國著名瓷都江西景德鎮。
午夜時分，冷風瑟瑟，大雨如注。城區北側靠近城門處的德陽街上，空曠無人，四周惟有豆粒大的雨點砸落下來的單調的“刷刷”聲響。由於電力供應不足，路燈光顯得昏黃幽暗。風雨之中，一輛三輪車從城中心方向緩緩駛來。車伕重重地喘著粗氣，將車停在小巷口，回身想要扶車上的客人下車。
客人理也不理車伕，徑自掀開遮雨篷布，打開了一把綠骨紅紙的油紙傘，慢條斯里地下了車。突然，他好像察覺到了什麼，兩隻眼睛猝然睜大，警惕地環視著四周。“轟！”天空中一陣巨響，一道霹靂劃過天際，路邊的路燈彷彿受到什麼刺激似的，閃了一閃熄滅了。幾乎是在同時，客人猛的跳離原地躥向小巷。就在他的身體快要進入小巷之際，天空中又是一道閃光，“轟”，一聲槍響和著雷鳴同時響起，客人好像被什麼東西在頭上砸了一下一樣，身體搖晃了一下便直愣愣地倒在了地上，他頭上的那頂寬簷風帽骨碌碌地在泥水中轉了幾個圈，滾倒不動了。
車伕驚恐地盯著屍體：“鍾先生，您怎麼了？”
沒有迴音，只有不知情的雨滴還在冷漠地下著……
被車伕稱為“鍾先生”的男子的意外殞命迅速驚動了警察局，就連早已歇息的警察局頭目也親自從家中趕到現場，指揮勘查。此人之死何以引起轟動？那是因為他是景德鎮赫赫有名的“坐地鐵虎”丁旋璋的心腹。說起“坐地鐵虎”，景德鎮幾乎家家戶戶都知道這個角色。這人是景德鎮一霸，黑白兩道通吃，還是當地一貫道壇主，許多警察都是他的弟子。死者鍾執虎系土匪出身，武藝高強，槍法百發百中，人稱“贛北第一槍手”；生性殘暴，多年作惡，血債累累。投靠丁旋璋後，深受丁的器重，擔任保鏢頭目，助紂為虐，是名副其實的頭號幫兇。不難理解，鐘的突然被殺對於丁意味著什麼，丁旋璋自然要替鍾出頭，而只要他一開口，警察局自然要予以特別重視。
但是，警方的偵查遇上了難題：天降大雨，兇案現場沒有留下腳印等痕跡，而且車伕說在案發時除了風雨聲外也沒有聽見其他任何聲音，沒看見任何人影，這該怎麼查？眾警察正議論紛紛時，刑警頭目方曦鼎下令對案發地點周邊地區進行仔細搜索。功夫不負有心人，刑警頂著大雨在泥水地裡折騰多時後，終於在離屍體約30米的地方發現了一枚手槍彈殼和一個揉作一團的“三五牌”空煙殼。雨夜之中能在30米外一槍就準確命中目標的兇手，這是一個槍法不亞於死者“贛北第一槍手”的神槍手！而景德鎮當地沒有“三五牌”香菸，可見得這個神槍手是從外地過來專門盯著鍾執虎下手的。
那麼，兇手為何要殺鍾執虎呢？仇殺！方曦鼎在檢查過鍾執虎的遺體後如是判斷。這是因為死者身上的財物如錢包、戒指、金錶都沒動過，由此可知兇手並不貪財。再加上死者生前做過土匪，結下的仇家不計其數，很有可能是出於復仇而乾的。
勘查很快就結束了，正當刑警打算收隊返回時，一輛人力車緩緩而至。從車上下來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也不打傘，就這麼徑自向他們走來。
來人正是丁旋璋。丁旋璋冷目閃了閃，拱了拱手，說兄弟們辛苦了，執虎是本人弟兄，希望大家能儘快地把兇手逮住，以安我弟兄在天之靈。說著，他讓跟班送上一封大洋，說是給兄弟們買夜宵吃的。
方曦鼎見狀，說丁爺那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多謝多謝！然後回身下令：馬上全城搜查，好歹也要擒住刺客！
當時的景德鎮，面積並不大，但因為是著名的瓷器產地，所以旅館、客棧比較多，此外能夠過夜的地方還有澡堂、妓院和煙館等，所以刑警們需要查找的地方也不少。一口氣折騰了兩個多鐘頭，眼見得已經快搜遍全城所有目標了，可是卻毫無收穫。一些刑警甚至懷疑他們是不是在做無用功，但方曦鼎還是堅持要搜查到底，也算對丁旋璋有個交代。最終，在經過了大半夜的忙碌後，精疲力竭的刑警們站在了這家名叫“辰吉”的客棧前，這也是全城最後一家未被搜過的目標了。方曦鼎面對著門口的燈籠，心頭不知怎的忽地升起了一種莫名的預感：這兒有名堂？！
辰吉客棧位於景德鎮城南土地廟邊，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設施豪華，收費不菲，屬於較高檔次，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星級賓館了。住在這兒的客人都比較斯文，按說是不會有殺人兇手的，但方曦鼎的心中就是有些不踏實，特別關照部下要小心留意後，他才跨進了大門。
賬房先生聽這班不速之客告知目的後，忙不迭地表示願意積極配合。於是，方曦鼎首先仔細地翻看了旅客住宿登記簿，然後又詢問茶役和賬房先生有人深夜進出否？回答沒有。方曦鼎於是就讓部下挨房察看盤詰。
方曦鼎心中有數，讓刑警特別留意靠近後院的幾個房間，因為刺客如若真是下榻在這家客棧的，那麼要想不驚動賬房而悄然溜返，那就只有爬牆了。眾刑警對此心領神會，自是仔細留意，但一一查下來卻毫無疑點。方曦鼎在聽到這個結果後，開始懷疑自己的直覺了：難道這兒真的沒有什麼，是自己太過敏感了嗎？好像不大可能。於是，他決定親自帶領警探們再一次進行搜查。
當方曦鼎跨進後院最靠西面的那個房間時，他敏銳的雙眼突然瞄到後窗口桌邊的地面上殘留著一攤水跡，心裡不禁一動：案子發生時大雨傾盆，刺客返回時必然淋得渾身溼透，爬窗而入時難免要遺留水跡。溼衣服可以處理掉，但地面上的水跡一時卻是無法消除的。頓時，懷疑的眼光向房中兩位三十來歲的客人射去。
方曦鼎緊緊地盯著兩人的臉詢問他們的來歷，兩人十分鎮定地回答說是上海來的瓷器商人。方曦鼎不露聲色地又盤問瓷器的品種與市場行情，兩人還是對答如流。方曦鼎盯著他們看了一會兒，突然一揮手下令手下的刑警進行搜查，同時仔細地觀察兩人的表情，但他們仍舊是一臉的坦然，毫無驚惶。不難想象，這個房間幾乎是被翻了個底朝天，但毫無收穫。
方曦鼎似乎漫不經心地指著那攤水跡問：“二位，這是怎麼一回事？”
兩位客人望著他，一臉的茫然。方曦鼎沒有吭聲，還是緊緊地盯著他們。
這時，一位客人恍然，轉身從床邊拿出一個熱水瓶，指了指熱水瓶道：“那是因為這個熱水瓶有問題，一倒水就會漏出來。”見方曦鼎彷彿有些不信的樣子，他還特地拿了一隻杯子做示範，果然如他所言，只要一倒水，熱水瓶的底部就會漏出水來，滴滴答答地滴到地上，讓那攤水跡又擴大了。
方曦鼎見狀，心下有些動搖，但表面上仍是不動聲色，又略微地掃視了一下四周後，向兩位客人點點頭，帶領手下離開了。
如果方曦鼎要是知道真相的話，這位名探的腸子大概會悔出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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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曦鼎的分析沒錯，他的調查方式也沒錯，可是，結論下得有問題。也許他即使絞盡腦汁都想不到，這起兇案並不是仇殺，而是一次誤殺。辰吉客棧中的兩位商人就是該案的作案者，只不過他們想殺的不是鍾執虎，而是陳敬齋。
這個陳敬齋又是何方人士？刺客的槍口為何要對準他呢？
陳敬齋，江西都昌人，生長於景德鎮。1925年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先後在廣州國民政府中央軍事政治月刊編輯部和黃埔軍校軍醫處任職。1927年1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正式建立，陳敬齋擔任工人部秘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他脫離共產黨，在1928年5月經國民黨省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王忱心介紹加入第三黨，從事地下工作。但不久後就因其自由散漫，受不了組織紀律約束而被停職檢查。1931年7月，蔣介石懸賞20萬大洋緝拿鄧演達。陳敬齋思財起意，化名“鍾春岑”密告鄧的行蹤，並於8月上旬，乘鄧演達為訓練班講課之際勾結特務機關將其出賣。事後，因其已無利用價值，被國民黨高層僅用區區幾千元就打發了。他知道自己乾的是什麼勾當，也不敢聲張，灰溜溜地逃回了景德鎮老家。
鄧演達犧牲後，舉國震驚。而就在此時，宋慶齡秘密派人給臨時行動委員會捎來一份密件。這份密件是由一位革命志士冒死從監獄中帶出來的。密件中有鄧演達對此事發生原因的分析，他認為，愚園坊這個地方從未暴露過，來開會的人又是臨時約集的，事先都不知道，捕探何以來得如此之快？而在場的只有一個人漏網，就是陳敬齋。
臨時行動委員會得知這一消息後，極為重視，立即對陳敬齋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並通過內線收集線索，最終確認陳敬齋是叛徒，決定對其嚴懲！隨後，他們立刻聯繫上了高巖與楊應龍，希望他們秘密制裁陳敬齋。
高巖，天津人，系軍人出身，使得一手快槍，百發百中，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神槍手。他為人仗義，性格剛烈，且與委員會內部多名幹部交好。楊應龍，上海民間義士，曾受人之託秘密制裁過數名惡霸，其為人具有強烈正義感，善於謀劃，與高巖是多年摯友。
高巖和楊應龍接受使命後，悄然來到景德鎮。一打聽，卻並無陳敬齋的任何信息。
原來，陳敬齋作賊心虛，有一種下意識的防範心理，故意使自己的平時行動顯得沒有規律可循，有時整天在外轉悠，有時卻數日不出門，而當有人登門拜訪時，才發現家中沒他這個人，也沒有人知道他上哪兒去了。這，給高、楊的制裁行動造成了若干麻煩。
於是，只好動用臨時行動委員會給他們的一個“在行動中遇到困難時可向其求助”的內線關係了。這個內線名叫姜義雷，是棺材鋪老闆，也是當地的幫會中人，據說具有相當的社會關係。姜義雷在知曉了高、楊兩人的來意後，向兩人要了他們現在住宿的地址，許諾第二天回答他們。
第二天，姜義雷果然如約而至，帶來了有關陳敬齋行蹤的情報：陳確在景德鎮蟄居，但還不甘寂寞，最近看上了“定如意酒館”老闆的寡妹，經常在傍晚營業高峰過後悄悄前往喝酒，這樣他可以逗留較長時間，以便和那個寡婦進行接觸。
高、楊自是大喜，當即前往酒館踩點。原本他們以為只需掌握了具體時間、地點，動手時就不會有什麼紕漏了，可誰知在酒館一打探，才發現這兒並不適合下手。原來這家酒館的老闆是一名退伍軍官，在當地頗有勢力，交際圈廣，為人仗義，因此和各方朋友交好。每天晚上總有軍警、幫會成員、當地的官員或者一些地痞流氓來照顧生意，順便請求幫忙解決一些問題。這些主兒都不是省油的燈，而且通常腰間總是揣著傢伙，因此，兩人不敢在這兒動手，否則只怕會吃不了兜著走，把自己給摺進去。
無奈之下，兩人只得另謀策略，最終決定在陳敬齋出酒館後進行跟蹤，然後在半路上伺機下手。因為陳敬齋的住所他們並不知道，所以也只能出此下策，這樣，至少在動手後能全身而退。
計劃定下後，高巖和楊應龍在“定如意酒館”對面的旅館內又租了一間房，以用來監視對面酒館大門。誰想他們明明看見陳敬齋進門的，可連續等候了兩個晚上都沒有見到他出來。難道這小子就睡在裡面了？第三天晚上，楊應龍思索了好一會兒，果斷地決定，離開旅店，到酒館後門去等待。
果然，不出所料，兩人在後門沒等多久就看見陳敬齋身穿一件肩膀位置各有一枚黑色玫瑰花圖案標記的米黃色風衣，頭戴一頂同樣款式的帽子，冒雨急匆匆地進了酒館，老闆那寡妹迎上前來替他把風衣、帽子脫下後掛在一邊，向裡走去。高、楊互使眼色，各自找了一個地方躲了起來，眼睛卻死死地盯著酒館後門，隨時準備跟蹤。
接近午夜時分，天上的雨突然下大了。兩人看見一條身穿那件肩膀有黑色玫瑰花圖案的米黃色風衣、頭戴同樣款式帽子的黑影鬼鬼祟祟地溜出了門，招了一輛人力車往北門方向而去。雖然燈光昏暗，看不清那個人的臉，但那身款式奇特的風衣在這地兒可是獨一無二的，那米黃色在黑夜中顯得格外顯眼，所以高巖和楊應龍毫不猶豫地騎上了事先準備好的兩輛自行車，悄然尾隨。
行不多久，那輛人力車來到了德陽街，這是一段筆直的道路。楊應龍對高巖做了一個手勢，高巖會意地超了車，快速地向前來到一條小巷內，然後拔出左輪，準備在人力車經過時開槍。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高巖在巷內靜靜地等待著，卻不想那個人居然就在巷口下了車，還似乎頗為警覺的樣子。高巖生怕夜長夢多，當下便立刻瞄準了扣動扳機，一槍就撂倒了那人。隨後，他立馬會合了楊應龍，趕回了客棧，處理掉溼衣服。一切都是按照預定的方案嚴格進行的，所以應該說沒有破綻。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被放倒的那個主兒居然不是陳敬齋，而是鍾執虎！
事後得知，原因出在那件風衣上。陳敬齋的這件風衣是從上海帶來的英國貨，恰恰被也來酒館喝酒的地頭蛇鍾執虎看上了，盯著讚不絕口。陳敬齋為了討好他，便把配套的帽子連同風衣一同奉送給了對方。鍾執虎得意洋洋地穿著那套行頭，一頭扎進酒館後門外黑咕隆冬的雨幕中，高、楊兩人看不清他的臉，卻是認得那件風衣的，於是就這樣搞錯了行動對象。
高巖和楊應龍直到方曦鼎一夥人離開後，才聽客棧茶役說被殺的人是鍾執虎，這叫他們無比沮喪。陳敬齋本人一定已經被驚動了，再次刺殺也變得更為困難了。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決定：繼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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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巖和楊應龍所料之事果然不錯，陳敬齋已從風衣上猜出自己才是被行刺目標，頓時嚇得惶惶不安。他想和警察局聯繫以尋求保護，但又害怕自己叛賣鄧演達之事被當地人得知後會不利於自己。他之前一直將此事保密，就是因為擔心當地軍警頭目裡有鄧演達的老部下，到時會紅著眼上門來尋仇。
既然警察局這條路子走不通，那便只能自己想辦法了。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住到警察局或者保安團內部去，但這是不可能的。陳敬齋只得退而求其次，馬上悄悄託人物色房子，希望能買下靠近這地方的屋子，住到那兒去。但是很可惜，兩處附近都沒有空房。不得已，陳敬齋只能再退一步，在保安團柏團長家隔壁花了大價錢租了一間房。
租到房子後，陳敬齋馬上單身搬了進去，並關照家人萬一有人問起他的下落，就說他去廣州了，一時不會返回。做完這些事後，他的心裡才算踏實了點兒。
高巖和楊應龍對於陳敬齋轉移住所並不知道，他們認為只需找到陳家住宅就可以了。於是兩人找到姜義雷，希望他再次幫助打聽一下。姜義雷滿口答應，沒費多大工夫就把這事兒辦成了。高巖於是便去打探消息，經過陳敬齋家門口時假裝在對面菸紙店買菸，正當他想向老闆娘打聽有關陳敬齋的情況時，對面陳宅前突然來了個郵差，大聲地叫陳敬齋出來蓋章，說是有他的匯款單。高巖暗自留意，見從陳宅裡出來一個女人，嗓門很響地嚷嚷說陳敬齋到廣州謀生去了，圖章不知放在何處，問郵差用其他人的圖章代替可以嗎？
這下糟了！高巖一個激靈，後來那個女人又說了些什麼他也聽不進去了，馬上趕回了客棧。回去後把情況對楊應龍一說，後者沉思片刻，直覺地認為這事兒有問題。兩人議了議，決定還是請姜義雷幫忙打聽。
通過警局朋友打聽到，送風衣給鍾執虎的陳敬齋，不知什麼原因，已經變換住所，成了保安團柏團長的鄰居。
次日上午，楊應龍前往察看地形。保安團柏團長家位於一個十字路口邊上，旁邊坐落著一處破舊的院落，這本是清朝一個官員的宅園，後來因為家道衰亡，他的後人已無力維護，不得不把它出租出去。陳敬齋就住在這處院落的某一間房中。
楊應龍推開大門，邁步而入。大門裡面是一個院子，穿過院子是一些錯落有致的屋子，估計陳敬齋就住在其中的某一間內。楊應龍在院裡轉了轉，見有一小孩玩耍，便上前，故意打聽這兒前兩天是不是搬來了一個姓張的女老師。小孩搖頭說沒有。楊應龍做出一種詫異的表情，說你們這兒不是剛搬來一個人麼？小孩回身指了指最靠近隔壁柏團長家的那間屋子，說這兒前天是剛搬來一個人，不過是一個叔叔，不是什麼姓張的女老師。
楊應龍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又在院子裡繞了個圈避開陳敬齋住所去後院看了看，心裡對地形有了譜。
出到門外，又仔細觀察了柏公館。公館大門和旁邊陳敬齋下榻的那個院落大門都正對前街，柏公館大門內有一耳房，內有保鏢、團丁日夜值守，可以想象，如果隔壁院內發生槍案，他們肯定會迅即作出反應。
楊應龍離開現場時已是中午時分，見柏團長正好從團部回家用餐，七八個保鏢前呼後擁。
楊應龍心裡一動，便快步前往郵局。到了郵局後，他故意打了個電話到保安團部，自稱是柏團長的朋友，口氣很大地指名道姓要柏接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小心地說柏團長回家吃飯了，飯後要休息到兩點半過後才來團部上班。楊應龍裝作很遺憾的樣子，在要了柏的宅電後掛了電話。
回到客棧後，楊應龍將上述情況告訴了高巖，兩人據此密議行動方案：鑑於柏團長去團部時帶走了全部保鏢，只留兩個團丁在公館值守，所以這段時間是最適宜下手的。槍聲響後，如那兩個團丁不知好歹過來送死，那也只好成全他們了，故決定就在次日上午行動。
次日上午9點，楊應龍、高巖離開客棧，經過郵局時，楊應龍特意入內掛了個電話到柏公館，得知柏團長已經去團部了，於是兩人放心前往。
兩人進了院落後，楊應龍站在院門內留意外面動靜，高巖則拔出左輪直撲陳敬齋的住處。
陳敬齋因為擔驚受怕，天天晚上都失眠，總要捱到後半夜才勉強入睡。此時，他才剛剛起床，正在漱洗。高巖一腳踩在門檻上，一瞄，見廚房內有一個傢伙正在刷牙，便低喝了一聲：“陳敬齋！”陳敬齋聞聲下意識地“嗯”了一聲，轉臉察看。高巖撩手“啪”的就是一槍，陳敬齋應聲栽倒在地上。
幾乎是同時，猝然間一聲磔磔刺耳的尖叫令以為只有陳敬齋一人在這裡的高巖驀地一驚，跟著從裡屋衝出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瘋子似的衝他撲來。高巖在側身閃開的同時，頭腦裡掠過一個判斷：這是陳敬齋的姘頭！正待一腳踢上去時，外面倏然傳來了一陣嘈雜聲，他不禁一個激靈：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怎麼回事呢？說來這情況對高巖的行動頗有點不利，原來，就在楊應龍往柏公館打了電話後，有一位來自贛州的客人去保安團部登門造訪。這位客人，是柏團長的老朋友，也是江西官場上一位頗兜得轉的人物。兩人見面，自有一份親熱，對方提出要去柏公館品嚐其夫人的廚藝，柏團長自然不敢怠慢，急電家人速速準備。
說話間，就在高巖衝陳敬齋下手時，那邊柏團長已經帶著貴客回公館了。他們還沒進門時，就聽見隔壁院內傳來了槍聲和女人的尖叫聲，保鏢頭目意識到不對頭，不等柏團長下令，馬上吆喝著命手下保鏢去現場查看。幾個保鏢急匆匆地往隔壁院門撲去，其中一位不知怎的還讓手裡的槍走了火。
在院門內望風的楊應龍見勢不妙，立刻往陳敬齋住所這邊奔，急叫快撤。高巖便知發生了意外，一掌推開了還想朝他撲來的陳敬齋姘頭，退後兩步回身正見楊應龍跑到跟前，兩人交換了一個眼神，拔腿就奔。拐過屋角，順著院牆一陣急奔，來到後院門前。這時，保鏢們發現情況不對，鳴槍吆喝著追了過來，高巖飛起一腳踹開後門，兩人出門，飛快地出了小巷，拐上大街，幾個拐彎就不見了影子。
等到柏團長親自打電話通知警察局讓來人過來處置時，高巖和楊應龍已經出了城門，安然撤退。直到這時，楊應龍才想到問一聲：“成功了？”
高巖點頭：“嗯。”
“沒補一槍？”
高巖說他想過再補一槍，但被意外撲出來的那個女人拖延了時間，所以沒補成。不過，他對於自己的槍法一向很自信，認為陳敬齋這回肯定已成槍下之鬼了。
高巖和楊應龍返回上海後，立刻就向臨時行動委員會覆命，報告已經完成了任務。委員會也已通過另外的途徑獲知陳敬齋確實已經遇刺身亡，所有人都出了一口惡氣。
哪知才過了半年左右，有人竟然就在廣州遇見了陳敬齋！得知消息後，眾人皆是大驚，俱想：難道世上真有死後復活的實例？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陳敬齋當時捱了一槍後不過受了些輕傷，但他早已有了心理準備，所以即使不挨槍也會倒地裝死，以此來懵過刺客。而當時因為那個女人的打岔，所以高巖沒有機會補上一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那個姘頭可稱得上是陳敬齋的“救命恩人”。
此後，陳敬齋不敢回景德鎮，只能一直在兩廣地區轉悠著混日子。直到抗戰爆發才敢返回景德鎮家鄉。不過，他雖然躲過了刺客的子彈，但最終還是未能逃過正義的制裁。鄧演達犧牲幾年後，臨時行動委員會改稱中華民主解放行動委員會，1947年又改名為農工民主黨。解放後，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章伯鈞、副主席彭澤民先後於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兩次向公安部長羅瑞卿通報陳敬齋在景德鎮的行蹤。羅瑞卿電令江西省公安廳偵查陳的下落，並在景德鎮將已改名為陳福林的陳敬齋逮捕歸案。
1951年4月25日，北京市軍事法庭開庭判決陳敬齋死刑。
這個可恥的叛徒，在作惡20年後，終未逃過人民的審判，受到了正義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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