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濤（1898—1950），原名名忠，又名子章，湖南株洲人，民革創始人之一。1949年後，曾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主任等職。民革第一屆中央常委。第一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1950年6月30日，新中國成立剛剛9個月，愛國民主人士、民革領導人郭春濤卻因操勞過度，在北京醫院去世，享年52歲。周恩來總理聞信後，非常難過，滿懷痛惜地說：“春濤是累死的。”根據政務院和民革中央的安排，郭春濤安葬於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周總理特意為郭春濤題寫了墓碑：“郭春濤先生之墓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周恩來題”。墓石鐫刻完畢後，周總理又囑託說：“還得加個紅星！”於是，在郭春濤的墓碑上端，雕刻了一顆閃閃的紅星。
學生領袖，赴法勤工儉學
1898年4月8日，郭春濤出生於湖南省炎陵縣水西村的一個農民家庭中。1915年，郭春濤考入湖南省第一中學。郭春濤在長沙求學期間，在學生運動中嶄露頭角，成為長沙學生中的領頭人物，並且和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等人結識。他們經常聚在一起閱讀進步書刊，縱論天下大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1918年，郭春濤考入北京大學。在成立湖南同學會時，郭春濤被選為主席。當時正值新文化運動興起，郭春濤在李大釗的指引下，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社會各界群情激憤，5月4日，北京大學等14個學校的學生 3000多人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在整個五四運動中，郭春濤是重要骨幹，他組織“救國十人團”，大規模開展演講活動。隨著鬥爭的深入，參加演講的學生越來越多，單是北京大學就有 8000 多名同學參加，他們深入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宣講反帝愛國的道理，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
1919年9月，在毛澤東的組織下，郭春濤和蔡和森、李維漢等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0年2月，赴法勤工儉學的李富春、李維漢等人發起成立了“勤工儉學勵進會”，同年8月改名為“工學世界社”，該社以探討改造中國的道路為宗旨，實際上是新民學會的歐洲分支組織。郭春濤當選為工學世界社的秘書長。同時，郭春濤和蔡和森聯名撰寫了《論中國革命的道路》等文章，主張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文章發表後，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並得到孫中山的賞識。
1921年6月初，北洋政府內務總長以特使的名義來到法國，企圖向法國政府借1億法郎，購買軍火，擴大內戰。為了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賣海關、郵政和滇渝鐵路建築權作為擔保。當這一消息在巴黎傳開，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無不義憤填膺，堅決反對。6月30日，周恩來、郭春濤等人聯合巴黎的中國旅法學生會、華工團體和華僑團體，組織成立委員會，發表《拒款宣言》，並公佈了關於借款真相的調查報告，號召中法兩國人民聯合起來，反對這一骯髒的交易。在一片反對聲中，法國政府只好宣佈暫緩借款。10月18日，法國政府以“從事布爾什維克活動”等罪名，將郭春濤等人驅逐出境，把他們武裝押上輪船，強行遣送回國。中國留法學生被驅遣回國一事，在國內各界引起震動，孫中山特別電告沿途港口的國民黨支部給予援助。當郭春濤等人到達廣州時，孫中山接見了他們，詳細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對留法學生的遭遇十分同情，對他們敢於鬥爭的做法表示讚賞。同時，孫中山還詢問了留法學生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孫中山特別對馬克思主義、法國及俄國革命感興趣，他說，中國革命也要考慮重新選擇新的道路，一定要吸收更多青年革命者參加，以充實國民革命隊伍。這次接見對郭春濤而言，是他投入革命的一次重要轉折點。
前排左二為郭春濤
營救鄧小平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執行同中國國民黨合作的方針，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在這種形勢下，郭春濤以個人名義加入了中國國民黨。1926 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北伐。國民政府選派郭春濤擔任西北國民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處處長，輔佐馮玉祥統理軍政。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建立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郭春濤旗幟鮮明地站在武漢國民政府一邊，發起“護黨救國”運動。
為了東征討蔣，武漢國民政府派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到陝西潼關做拉馮反蔣的工作，而在當時，馮玉祥對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缺乏認識，頒令不準部屬從事反蔣活動。
在歡迎鄧演達到來的會上，鄧演達發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說，揭露蔣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動面目，並帶頭高呼“打倒新軍閥蔣介石”。口號剛一停息，會場後排走出了一個身穿灰色軍裝、個子不高的青年，高舉著拳頭，連喊三聲“打倒蔣介石！”這位熱血青年，便是受中共派遣，到馮玉祥部隊從事政治工作的鄧小平。馮玉祥無法容忍部屬的這種行為，立刻宣佈散會，並將鄧小平逮捕囚禁。
郭春濤與鄧小平曾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素來欽佩鄧小平的才智和膽識。當晚，郭春濤夜不能寐，於是找到國民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商量聯手營救鄧小平的辦法：決定利用馮玉祥對劉伯堅的信任，請劉伯堅出面勸說。次日清晨，劉伯堅來到馮玉祥家中，對馮玉祥說：“昨天被軍法處抓起來的那位青年是應您請求，由中共派來的政治工作幹部，早在蘇聯學習時，就是您女公子馮弗能的同學，這樣做，恐怕影響國共合作，女公子也會有意見；再則在那天會上，他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完全出於他對鄧演達主任講話的擁護，對蔣介石背叛國共合作的憎恨；三則在昨天大會上帶頭喊口號的是鄧演達先生，如果他知道了，也可能不好交代。”馮玉祥聽後，立即命令軍法處釋放被囚禁了一天的鄧小平。
誰曾想到，郭春濤搭救的這位熱血青年，竟成為日後新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難民必須先撤走”
1937年，日軍佔領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蔣介石急調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率領川軍駐守南京，時任川康綏靖公署秘書長的郭春濤隨軍出征，擔任第七戰區司令部陣地委員會主席，參加南京保衛戰。
一日，當郭春濤正在部署戰防陣地時，忽然接到蔣介石簽署的電報，命令第七戰區部隊全部撤離，前往武漢。此時，劉湘已去武漢，川軍轉移的重擔便落在郭春濤的身上。
郭春濤到南京下關的江邊巡視，發現這裡一片混亂，大批難民擠在碼頭上等待渡江，而江邊的軍艦卻沒有運人，而是正在裝運轎車。郭春濤當即下令，停止運車，改運難民。船隊的負責軍官不從，拿出政府限期撤出小轎車的命令。郭春濤拿過來命令，義正詞嚴地說：“告訴蔣介石，我是郭春濤。人命關天，難民必須先撤走！”同時命令所屬部隊繳了船隊官兵的槍，組織難民上船過江，安全疏離了難民兩萬多人，一時傳為佳話。
幾天後，郭春濤也撤出南京，他乘坐的汽車在蕪湖一帶的山區行駛，不慎跌下山谷。車子連滾帶摔，掉在一塊稻田中，郭春濤昏迷了6個小時，所幸傷得不重，但同車隨從卻犧牲了。
由於郭春濤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反蔣抗日，使蔣介石非常惱怒。1937年冬，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臨委會，以“勾結奸黨，危害黨國”的罪名，將郭春濤開除出黨。
獲取情報，支援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9年初，周恩來指示中共地下黨員王炳南與郭春濤配合，組織東方文化協會，協會成員還包括日本反戰同盟，如越南、印度、泰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代表，旨在通過文化活動，協助中共工作，團結東方各國共同開展反法西斯戰爭，同時積極配合中共地下工作。郭春濤擔任常務理事併兼任秘書長，主持日常事務，郭春濤的家也是協會機關所在地。通過東方文化協會，郭春濤把從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和日本反戰同盟代表那裡獲得的日軍大本營的動向、日德之間的外交密電、被俘日軍高級將領的口供、截獲日軍的電文等重要情報，經過分析整理後及時轉報中共中央，併為配合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向各國提供情報。
1940年，周恩來將郭春濤介紹給蘇聯駐重慶大使館武官羅申，並請郭春濤幫助瞭解當時國內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黨派、各階層的一些動態。1941年春，蔣介石在雙週例會上通報德國大使陶德曼和奧國總理來訪的會談內容，提到德國將以“閃電戰”襲擊蘇聯。郭春濤在獲悉這一重要情報後，立即囑託妻子秦德君將情報送給羅申。為此，斯大林特意發來電報，對郭春濤給予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支援表示感謝。
參與組建民主團體
1941年，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郭春濤等人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的幫助下，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郭春濤是18個發起人之一。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任務是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和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鬥爭，積極爭取愛國民主人士參加到統一戰線中來。
1943年，由譚平山、郭春濤等人發起，聯合一部分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在重慶組織成立“民主同志座談會”，通過時事座談的形式，達到廣交朋友、團結群眾、擴大民主力量的目的，座談會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支持。9月，在座談會的基礎上，郭春濤等人著手籌建國民黨民主派組織。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重慶曾家巖特園正式成立，選舉郭春濤為常務委員兼秘書長，並通過了《反內戰宣言》《告美國人民書》。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積極參加國統區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內戰的愛國民主運動，出版《小時報》揭露蔣介石陰謀準備發動內戰的惡行。為了增加經費來源，掩護民主人士的活動，郭春濤積極支持李濟深約請龍雲等人集資在上海組建企業公司。在郭春濤的配合下，由龍雲投資5000萬元，李濟深、陳銘樞等人共同集資的“允華企業公司”於1947年在上海成立，為民主人士的活動提供了許多資助。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在這種情形下，李濟深、何香凝在香港聯名寫密信給譚平山、郭春濤等人，告之將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郭春濤表示積極支持。1948年元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正式成立，宋慶齡為中央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郭春濤等17人組成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
深入上海策反
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指日可待。1948年底，周恩來命郭春濤留在上海繼續做策反工作。郭春濤化名胡君健，配合中共地下組織，通過各種關係，積極開展軍界和政界的策反工作，有力地配合瞭解放南京、上海以及華東的正面作戰。
郭春濤通過秦德君的二哥秦仲文的生前朋友認識了《新蜀報》的總經理王白與。王白與又介紹晏道剛給郭春濤認識，晏道剛原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因曾流露過對蔣介石的不滿，丟了官職。與郭春濤接觸後，受到郭春濤的多番啟發，決心投入反蔣鬥爭。晏道剛又介紹他的得意門生、侍從室機要處處長江浩東與郭春濤結識。江浩東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寫過一些花邊新聞，其中有一篇因被指控影射宋美齡而被監禁8個月，後被釋放繼續留用。由此，江浩東也對蔣介石產生不滿。經與郭春濤多次交流，江浩東下決心參與反蔣鬥爭，成為我方打入敵人心臟的情報員，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報，例如保密局在全國各地的組織名冊、長江流域特務組織的分佈情況、特務機關準備搜捕交通大學地下黨以及愛國師生的名單、實施暗殺宋慶齡的命令等。
江陰炮臺位置重要，是當時軍事策反工作的重點。郭春濤經朱蘊山的乾女兒徐又擎介紹，得以接近司令陶洪釗。郭春濤是國民黨的老前輩，陶洪釗很想聽聽郭春濤對時局的看法。兩人交談後，陶洪釗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但又對共產黨不夠完全相信，最終提出“叛蔣”條件，給20根金條，不向解放軍開炮。郭春濤將此事彙報後，中共中央表示只要叛蔣，不炮擊解放軍，可以重金交換，並保證其今後安全或去國外。最後，江陰炮臺起義，人民解放軍從長江東段勝利渡江，並於1949年4月23日迅速解放南京。
南京解放後，國民黨困獸猶鬥。毛人鳳率保密局來到上海，夥同上海警察局局長毛森，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上海城內一片恐怖。特務機關在上海街頭四處張貼通緝令，懸賞20根金條後又懸賞20萬美元捉拿郭春濤，並密令特務人員，一旦捉住可以不經審訊，就地正法。中共中央為此電告上海地下黨轉告郭春濤處境危險，必要時立即進入解放區。考慮到許多策反工作已經進入成熟階段，如果這時候離開，損失會非常大，於是，郭春濤毅然決定繼續留在上海，堅持策反斗爭，終於迎來了上海的解放。
參政建言，積勞成疾
1949年6月，郭春濤作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設置了6個工作小組，郭春濤參加了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小組的工作。9月，郭春濤擔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副秘書長，並出席了開國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成立後，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秘書長、指導接收委員會委員和政法委員會委員，負責原國民政府中央機構的接管，政令、法律、條例的組織起草和提交政務會議前的初審，地方政府請示報告、人民來信的彙總及處理建議等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政權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1949年10月28日，為了拓寬政府聽取黨外人士意見的渠道，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務會議任命了32位政務院參事。12月16日，第十一次政務會議決定設立政務院參事室。郭春濤被任命為參事室主任。政務院參事之中，多數是來自民主黨派和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為了帶領參事們更好地履行職責，為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作出貢獻，郭春濤組織參事們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共同綱領》和統一戰線的重要文獻，熟悉有關方針、政策，以提高政治素養和參政能力。
開國伊始，百廢待興。土地改革工作正在開展，地方政府不斷向中央政府請示有關方針政策。作為參事室主任，郭春濤先請參事們認真研究，提出建議，再向周總理報告。周總理綜合了各方的意見建議後，作出批示：新區土改要慎重，防止一哄而起的急躁情緒，要在鞏固政權後再進行。此後，郭春濤又承擔了《土地法》的組織起草工作。由於理論水平高、文字能力強，郭春濤深得周總理的賞識，併成為周總理的得力助手，負責各種政令、政策、條例的起草工作。郭春濤工作勤奮，夜以繼日，其妻秦德君早就發現郭春濤有尿血的症狀，可是常在深夜醒來還見他伏案疾書。秦德君多次勸郭春濤去看看病，而郭春濤總說忙過這一陣再說，由於工作任務緊迫，便一直耽擱著沒去看病，卻因此積勞成疾。
1950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郭春濤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由於在城樓上淋了雨發高燒才被送往了醫院，經過確診，已是膀胱癌晚期。病榻之上，郭春濤跟長子郭志堅說：“我一生最終信仰馬克思主義，也相信只有共產黨能救苦難的中國。我和毛澤東一直是朋友，又很敬佩他。你問我為什麼不參加共產黨？我曾和共產黨的朋友表示過入黨的意願，後來給我的回答是：‘中央的意見，你在黨外比在黨內的作用大。’所以，我只好做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了。”
1950年6月30日，郭春濤因病去世，享年52歲。（鮑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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