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部門的槓桿率從全球比較看不算高，但最近幾年增長快。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自提出“去槓桿”以來，至今已近四個年頭。在“去槓桿”的指導思想下，全社會各個部門都在降低自身的債務比例。然而，近期管理部門對於“槓桿”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今年的工作報告中提到，“宏觀槓桿基本穩定”。自此之後，“去槓桿”的呼聲漸漸變成了“穩槓桿”。7月23日，人民日報發文定調，“去槓桿初見成效，我國進入穩槓桿階段。”
所謂“去槓桿”，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國國內體量龐大的債務規模。2016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標普”稱，中國債務佔GDP比重高達232%。中國面臨系統性風險，評級面臨潛在壓力。如果經濟疲弱或者公共通過大幅擴張信貸支持投資支出以維持經濟增長，中國目前AA-的評級可能被下調;今年，標普再次發聲，其預測到今年年底，中國債務總量可能將達到GDP的250%，高於2012年的170%。
那麼，這幾年中國債務體量的變化到底怎樣?按照國內的分類方法，債務構成有三方面：公共部門、企業部門、家庭。
就這幾年的債務變化情況看，公共部門整體債務水平在往上走。但是，中國公共部門債務水平並不高，僅佔GDP的40%的。可以說，中國公共部門債務水平較低，而這也是之前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發文指責財政部的原因之一。徐忠認為，財政部有非常大的空間可以實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這裡的“空間”即加大槓桿增加財政支出。
不過，這僅僅是個整體概念，相當表象，公共部門債務的問題在於地方。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在今年7月份的《財經》雜誌上發文指出，“2017年，中央財政債務餘額約為13.47萬億元，地方顯性債務規模約為18.58萬億元，兩者之和為32.06萬億元，佔當年名義GDP的比重約為38.76%，負債率低於國際通行的60%警戒線，但如果計入地方公共部門的隱性債務23.57萬億元，負債率就上升至67.26%，債務風險較高。”
關於中國企業部門債務，國內眾說紛紜，有社科院版本、有券商研究機構版本、有IMF版本、有世界銀行版本……由於中國企業部門存在大量隱形債務，比如PPP項目中被國企轉移的債務;影子銀行野蠻發展所吸納的債務。但不管哪種口徑出來的數據都顯示，中國企業部門債務在GDP的150%左右，遠遠超出OECD所制定的90%標準門檻。
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權威數據能夠真正反應國內企業部門的債務狀況。但是，從債市的一些現象看，國內企業部門債務問題可能已經觸及警戒線。
根據光大證券研究數據顯示，2014年至2018年7月份，債券市場共有67個主體發行的132只債券發生了違約(僅為銀行間、交易所交易的債券)，涉及違約的債券餘額規模達993億元。同時，《蒙格斯調查之二：中國債券違約調查報告——違約常態化時態已經開啟》顯示，違約主體性質多為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次之。國際評級機構惠譽預測，中國企業債券違約2019年可能會繼續上升，原因是再融資壓力較大，對違約的容忍度提高以及信貸供應緊張。
從債務違約數量上升可以看出，“去槓桿”對於整個企業部門的衝擊較大，這也反過來印證了企業部門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
關於家庭槓桿，這是個比較有爭議的問題。當前國內經濟重心正在向消費轉移，有專家提出要放大家庭部門槓桿支撐消費;也有人反對稱家庭部門槓桿已經過高，沒有繼續放大空間。目前，國內對於反對繼續加大家庭部門槓桿的呼聲較高。
前央行行長周小川於2017年曾表示，中國家庭部門的槓桿率從全球比較看不算高，但最近幾年增長快，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大家注意，但不是說家庭部門現在要去槓桿，而是要在槓桿率增長的過程中注意質量，使得增量部分保持健康和平穩。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的國家，過去這是很大的優勢，如果借錢比存錢增長的還快的話，這個優勢就會喪失——這就很危險。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表示，鑑於居民收入是衡量居民償債能力的核心指標，因此用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來衡量家庭債務狀況是更準確的做法。由此計算得到，截至2017年末，中國家庭部門的槓桿率高達110.9%，甚至已經高於美國家庭部門的槓桿率水平(108.1%)。
綜上，公共部門、企業部門、家庭部門債務在過去幾年都在擴大。“去槓桿”真正去的不是槓桿存量而是槓桿增量。可是，即使只是增量槓桿下降也已經掀起了債務違約浪潮，市場動盪，威脅穩定。因此，在形勢倒逼之下，“去槓桿”向“穩槓桿”轉變有其必然性。
可不管怎麼樣，存量債務如果無法消化，僅僅控制債務增量是沒有意義的。中國的整體債務水平巳過了紅線，增量放緩不等於沒有增量。依靠債務支撐經濟的模式需要儘早結束。
2016年，朱雲來曾說過，“我們的資產，2012年到2013年，一年資產增長就是78萬億，債務增長將近50萬億。也就是說資產的增長還是靠債務來支持的，貨幣增長僅僅是債務的反映，你一貸款就產生債務，就創造債務。所以我們的貨幣現在已經到了150多萬億，基本規則是乘2，就是所有經濟實體債務總額基本上是這兩個數的兩倍以上，所以現在至少是300萬億。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回報不斷下降。如果總是追求增長，這個不是問題，糟糕的是你增長的越多，體重就越多，你回報的能力就更低，這是核心問題。”
今年10月15日，黃奇帆在2018上海全球金融論壇上發表演講，評價了美國的債務問題。他說，“解決危機最不能容忍的辦法有三種：一是不能為了掩蓋矛盾、緩和矛盾而把現在的危機推向未來，導致未來更大的危機。二是不能用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走極端，採取一種措施解決一個危機而引發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危機。三是不能以鄰為壑地把自己的問題轉嫁給別人，利用自己的強國地位、貨幣信用為所欲為。”
並且，黃奇帆還指出，歷史已經證明，不論是解決公共債務危機還是全社會債務危機，解決辦法根本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靠經濟發展拉動稅收增長;靠合理的產業結構獲取經濟收益、平衡國際收支;靠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去過高的財政槓桿、金融槓桿，減少赤字，約束財政透支，讓財政債務與GDP比重平衡;靠經濟要素供給總量合理、結構相對均衡，M2、股市、房地產市場、公共債務等指標與GDP的佔比保持在1：1左右。對一個國家如此，對全球經濟運行也應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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