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按：
圖中的這位是1917年的馬克思·韋伯，作為最受敬仰的老師，學生們正熱切期待著他的演講為他們指明前方的道路。
在道長《一千零一夜》的往期節目中，他曾為我們講述過這次演講，100多年過去了，韋伯的觀點依然在今天振聾發聵。
幽默風趣，如沐春風就是好老師嗎？為你指引人生的方向就是好老師嗎？
今天是教師節，就讓我們再來重溫一下馬克斯·韋伯的這堂課。
什麼是好老師？
講述 | 梁文道
整理自視頻節目《一千零一夜 |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1
老師的“人格”
在大學講堂上面，一個老師風趣幽默，寬大為懷，對待學生們很好，很親切，老讓孩子們到他家吃飯，出去跟他唱卡拉OK……他不見得是個人格很好的老師。
只有當他克勤克儉，兢兢業業做自己的學問，上課備課，非常認真——即使他上課很沉悶，沒人聽得懂，學生不愛他，他平常也顯不出什麼風範，縮著個脖子，駝著個背——他才有學者的人格。
這句話出自於大名鼎鼎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一次演講。韋伯是社會學的三大創始人之一。另外兩個，一個是法國的涂爾幹，還有一個是我們中國人都知道的馬克思。
這場演講的主題叫“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是韋伯在1917年對著德國的一群大學生做的演講。那時德國一戰戰敗，社會處在一種很震動的狀態。當時，有很多年輕人政治上相當激進，帶著一種左傾的浪漫主義。他們在學校裡面常常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學運，期盼有這麼一個老師出來給他們講講：我們國家應該向什麼方向走？我們年輕人應該有怎麼樣的人生使命，我們活著又是為了什麼？
這是年輕人的普遍困惑，也是一種集體的情緒。
就在這樣的背景底下，一代宗師韋伯登場了，他是不是打算要給年輕人講一番人生大道理，鼓勵他們，“我們人生充滿了希望，我們有很濃烈的價值觀指導著我們”呢？
不！
韋伯幾乎是用一種冷靜的、牴觸的態度，去對待臺下等待著他的這些年輕的熱烈的目光。
他問學生們一個問題：“各位，今天在這兒上學，你們真的想當學者嗎？
他跟學生們講德國、美國的大學環境。基本上講的道理，跟我們全世界現在搞學問的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很多人讀研，有碩博士學位的人多得是，粥少僧多，職業生涯不穩定；學術界的薪水很低微，甚至比起一個熟練的工人還要差很遠；同時，你還會目睹很多沒有才華、天分同時讀書也不努力人，因為懂得走後門或純粹是因為運氣好，他混上去了，而你呢？你可能明年就被人趕走了。
韋伯為什麼說“志業”，而不是“職業”呢？
學術當成職業，就是你是以學術當飯碗，把學術當成謀生的工具；而把學術當成志業的人是把整個人的生命意義寄託在學問上面的。你要明白你走的是一條坎坷的道路。
韋伯認為，一個學者只有全心全意地專注於自己具體的學術工作的時候，他才有人格可言。這裡面講的“人格”，不是我們平時講的人格魅力，一個人人很好，他的人格很高尚；而是指當一個人已經確定了某一個目標，他整個人，從日常生活行為就非常穩定地、恆久地，依據著他所選取的價值和目標而前進。
2
要求自己過時
在學術園地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
文化的其他領域，也受制於同樣的情況，但是學術工作在一種十分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於這種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
韋伯的這段話我年輕的時候讀到，覺得是非常非常感動。
他說一個人認真要做學問的話，他的目標竟然是要求自己的學問必須過時。
韋伯的意思是當我們決定投身於學術事業當中，首先是要超越前人。因為我的老師輩跟我一樣，我們都投身於人類知識進步的偉大事業之中。他要超越他的老師，我也該超越我的老師。
反過來，我們應該要求自己也要被超越。如果一個學者希望自己做了一個研究出來不過時，永遠不被挑戰，永遠不會被自己的弟子超越，那你不可能是個真正的學者。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大學的學者，他既要做研究，也要教書的理由。做研究，是為了希望在研究上面推陳出新，把以前的人的一些說法改變掉，推翻掉。而教書則是因為你希望你的弟子要打贏你，要超過你！
這是學術事業的本分。如果你很害怕你的學生超過你，如果你對著你的老師戰戰兢兢，不敢提出跟他不同的意見，那你就別做學問了。在韋伯看來，在這個邏輯下面，你不配做學問，你沒有這種人格。
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3
老師不應該是人生導師
教室，不是公眾集會的講壇，你在那裡大聲疾呼推銷自己的政治理念，是理所當然的事兒，但是一個學者不能在教室裡這麼做，學者應該把所有的政治理念甚至人生價值都排除在教室之外。
這是韋伯一個很有名的提法，中文一般翻譯叫做“價值中立”。但是我很喜歡臺灣學者顧中華的翻譯，把它翻譯成“價值自由”。
簡單地講，就是這種關於人生、社會、政治終極價值選擇的這些問題，老師在課堂上他能夠討論，但是他不能夠推銷，他不能夠去宣傳！
我們人都會有自己的立場，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學者當然也有自己的立場，尤其研究政治學、社會科學的那些人，他讀了這麼多書，他一定會有自己的一個判斷。但他不應該在教室裡面去告訴學生，我們社會該怎麼怎麼樣，我們政治該怎麼怎麼樣，我們該信仰什麼主義，該遵循哪套。他都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第一個實際理由就是，他認為，教室本身是不平等的一個環境，學生來上課，他跟公眾集會里面的那些群眾不一樣，那些群眾他可能是認同你們這個黨派搞的理念宣傳，他要過來。那他喜歡你，他認同你，他自願而來，但學生不是。
學生是無可奈何，為了前途被迫來聽課。然後，你講你的政治理念，推銷這個東西，他們還得交功課考試。那他如果不認同你這個東西，你怎麼給他打分呢？你會不會覺得他不行呢？你會不會給他不合格呢？這會牽涉到種種這樣的問題，這是不道德的。
但是，這還不是最終極的理由，還有另外一個很深層的原因。韋伯提到因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現在更多人會把它形容為世俗化。
一個俗世化的世界，就是所有宗教的超自然的這種魅力逐漸消散了。“魅”，指的就是著魔的狀態。
糕點廚師，August Sander拍攝，1928
舉個例子，假如你是活在中古的歐洲，你每天干的活就是烤麵包，你是個麵包房的一個師傅。你的人生意義在哪裡？就是烤麵包嘛。那烤麵包有意思嗎？給人吃嘛。但其實不是這樣，烤麵包的意義在於，你會覺得你烤出來的每一塊麵包本身都在讚頌著上主。
每一個人，他都不用擔心生命的意義問題，因為他知道他死了之後，如果他這個輩子行善，做人做得很端正，他會得永生！他要上天堂，有信仰的人有這個福氣，為什麼？他的人生有意義，他不怕死！
那樣的時代每個人都有信仰，所有的社會組織、政治組織都圍繞著信仰展開。如果有一個人開始懷疑“上帝真的存在嗎？”……你隨便發表這種言論，不符合教廷的認定，嚴重的話，很可能會被送上宗教法庭。
這在我們今天就不能接受這種事兒，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應該用理智，用理性來認識世界。我們如果能夠解釋這個世界是用各種理性的手段，我們不需要應用一個超自然的手段來解釋。比如說天為什麼下雨，你不會說那是因為我昨晚求雨了，你會從各種的氣候理論來解釋。
哪怕是像我們傳統中國，你仔細看，好像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宗教特徵。但其實以前的中國人他會覺得，人生在世，安身立命，是有一條軌道的。我們人怎麼樣追求自己修身、成己、達人，這麼一路走下去，是很穩固的。
你不會問，我憑什麼歸那個皇帝老子管呢？這個天下為什麼是他的呢？我為什麼要給他交稅呢？ ……你就安安分分，本本實實地在那生活著。
《清明上河圖》中繁榮的景象
但是，一個理性化的現代化世界不是這個樣子。我們開始會問，為什麼政府需要存在？為什麼它能夠跟我收稅？我憑什麼要聽各種法律的規管？
我們人會對周邊的事情產生各種各樣的疑問，因為在這個時代，唯一指導我們的最高原則就是理性，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你要跟我講什麼，請講道理，別跟我講什麼神神叨叨的，說什麼最大，什麼價值最重要。
韋伯認為，在這樣一個世俗化的世界，一個老師上課的時候——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不應該向著全班同學講這個基督教的歷史，是如何看得到神的旨意的顯現。只要他能夠有充分的理智，有充分的學術訓練，他會用一個科學的方法來講基督教的演變的歷程。
比如說，我上學的時候，我曾經去聽過神學，我們大學有神學院，我聽過神學院的一個基督教信仰史的一個課程。我記得大部分的同學其實都是基督徒，而老師自己是個牧師，但他居然上聖經歷史、上基督信仰史時提到，基督徒信仰的那個耶和華，原是古代猶太民族一個部落信的神，這個神主要是戰神，是一個很好鬥的神。這個部落後來打贏了其他部落，於是別的部落信的神都變成偶像了，都變成鬼了，變成邪神了，耶和華變成唯一的真神了！耶和華是這麼來的。
你想想看，一個牧師他叫大家要信仰耶和華，一般基督徒也都要信仰耶和華為唯一的真神，但這個課堂上這麼講，而且他有真憑實據這麼說，它是學術考察的結果，那這個信仰還信得下去嗎？
但是，在韋伯看來，那位老師，那位牧師他就是個好老師。因為他在走進教室講臺的這一剎那，他放下了他自己的信仰。他按照理智，按照學術的標準嚴格地要求，講出剛才他說的那一番道理。所以，這就叫做價值、信念不能帶進教室。
再比如說我們上政治哲學，你有一套政治主張，那麼你也不應該跟學生講，因為那個政治主張到了最後總是會涉及一些終極價值的選擇。韋伯說，做老師的人在教室要做的事，是讓學生尷尬。這個尷尬不是壞事，是使得你更清明。
怎麼樣的清明呢？比如如果我們今天講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種版本，我們說這個社會，這個政治有太多問題了，過去那個封建時代怎麼樣，資本主義的時代怎麼樣，所以我們需要革命。馬克思有一套革命理論，我們來講革命理論。而這個革命理論，到了最終可能是要暴力推翻前面那一個腐朽的資產階級政權的。然後你跟學生們講，所以，革命是這樣一個目標，是我們講這套理論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在這兒。
但你不能夠跟學生講，說“同學們，我們上街去搞革命吧！”你只應該告訴同學們，革命是這套主張的目標，然後你的責任在於，要指出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的話，革命，中間必然會出現某些手段。手段包括什麼？暴力。暴力要流血，甚至要殺人。然後你告訴同學們，“那麼，你們都支持革命吧！嗯，很好！你們殺人嗎？”那同學們就呆了，這時候你就發現問題了。
我們追求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公正的、理想的社會，但是要付出的代價，卻是不得不殺人。如果我本身反對殺人，那該怎麼辦？學生就尷尬了，是不是？這時候學生就要自己去選擇，我該為了一個還沒有實現的理想社會而不惜殺人呢，還是我覺得殺人無論如何都不對，於是我不革命了呢？
這時候，老師要做的就是講清楚這種情況，讓學生你要做你的選擇，然後你要為你的選擇負責任。這種選擇，這種價值選擇，學術本身回答不了你，學術只能夠告訴你，情況是這個樣子，他要理清各種各樣的情況。
所以，學者、學術是什麼？尤其人文社會科學，是不是為了讓我們所謂的“更好地認識世界，人生更有意義”，不是！老師不是人生導師。
我們今天有很多年輕人都期盼人生導師，很多人也樂於扮演人生導師的角色，但韋伯認為一個老師不該是人生導師。
老師，是為了讓大家瞭解當你選擇某一個價值作為你生命安身立命所在的時候，你該付出什麼代價，你會有你的選擇。
他會告訴你，你有哪些選擇，那些選擇，它們的差異在哪裡，它們的衝突在哪裡，它們的矛盾在哪裡。如果你選擇這一點，你接下來會怎麼樣，你選擇那一點，接下來又會怎麼樣……他有責任告訴你的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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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政治》
來自理想國叢書：馬克斯·韋伯作品集
與馬克思、涂爾幹齊名的社會學奠基人之一，作品集囊括學術大師韋伯一生的思想與研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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