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不要把你們的努力只用於一己輸贏，不要把你們獲得的得天獨厚的環境與能力，用來貶低那些沒有你們那麼幸運的人，而是要用來幫助他們。請不要逞強，而是承認自己的弱點，互相扶持著生活下去。
—— 上野千鶴子 教授
在東京大學入學式祝辭
不知道你前幾天是否讀到過，東京大學著名的女性主義研究學者、社會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新學年入學式上的一則「祝辭」。
在短短十來分鐘的演講裡，上野千鶴子教授直言不諱地指出學界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但又不僅限於此，由性別平權延伸到社會的機會公平，以及對弱者的尊重。
這篇演講文章也一度在網絡上流傳甚廣，許多朋友被這篇演講辭所感動，但很多時候關注的仍然是它的性別角度，這當然也是理所當然的。上野千鶴子教授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性主義者，她所撰寫的《厭女》等重要作品都在日本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厭女》，朝日文庫
尤其在90年代末，她曾出過一本著作，題為《賦國家主義以社會性別》，這本書一經出版便引起了社會的激烈討論，短短三四年間就重印了十來回，其中還有一部分專門探討慰安婦問題，她把慰安婦問題視作“我們（日本）正在繼續袒護的犯罪”。
實際上，上野千鶴子教授不僅關注性別不平等問題，她還在許多方面都留下了重要建樹。比如，她曾經和日本另一位了不起的社會學家小熊英二，一起訪問過一位我非常佩服的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
我曾經在《一千零一夜》節目裡介紹過鶴見俊輔的著作《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上野千鶴子和小熊英二對他進行的訪問也出版成書，叫做《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這無疑是一本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
其中不僅詞鋒銳利，而且最重要的是透過鶴見俊輔這位老前輩，挖掘當年他所經歷的真實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這場戰爭留下的印記。
我心目中的上野千鶴子教授，是一位永遠帶著批判的角度看待日本，看待日本社會，以及看待世界人類文明的這樣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知識分子。
1.別隻做一個「精緻利己主義者」
應當注意到，在上野千鶴子的這篇演講裡，她特別提及的一點：每一位東京大學的學生，在一年內所要消耗的日本財政負擔是500萬日元（國家每年撥給東大學生的經費是人均500萬日元）。
這隨之引發一個問題：一個國立大學的學生，憑什麼讓國家花費如此多的經費來教育呢？這是個很好的問題。
接下來，上野千鶴子教授繼續提出一個觀點，她對這些新入學的新生們說，“你們認為的努力之後的回報，實則並不是你們努力的結果，而是託了大環境的福罷了”。
為什麼她會這樣說？因為她想指出，這些日本的天之驕子們，他們之所以能夠進入日本的最高學府，並不只是靠著個人的才華和努力，而是受惠於優越的環境，因為周圍的環境對他們的鼓勵及扶持，並對最後的成功給予褒獎。
所以她繼續指出：既然如此，請不要將你們的努力用於一己輸贏。請不要將受惠於得天獨厚的環境與能力，用於貶低不曾受惠的那些人們，而是應當幫助那樣的人。請不要逞強，而是承認自己的弱點，互相扶持著生活下去。
這幾句話對我而言真的是深得我心。回想我念大學的時候，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我大學的時候過得挺“糟糕”的，常被人說“反叛”，但是我的那種反叛，在當時香港學校裡被稱為“逍遙派的反叛”。
也就是說，我的反叛和我同時期其他那些反叛學生不一樣，他們那種“反叛”可能是不怎麼上學，參與大量的社會運動。而對當時的我來說，我就十分瞧不起這些人，認為他們都是書還沒讀好，就妄圖改變社會的一群人——背後理論基礎不紮實，我們應該好好讀書才是。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嫌學校的教程太無聊，老師教得也不好，所以我那時候可以說幾乎誰都瞧不起，就自己成天悶頭讀書，自顧自“逍遙自在”。
可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改變的呢？其實就是大學畢業之後，回到學校讀研究生，我忽然有一天意識到這個問題：我發現，原來每年我所交的學費，其實雖然看起來對一個窮學生而言好像費用很多，但實際上遠遠不及學校為我們每個人所耗費的資源。
換句話說，其實我也是被公費教育而成的，可是政府為什麼要出錢“養”我們呢？難道只是因為，希望將來我們在事業上有所成就，交多稅，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經濟提升而已嗎？恐怕不止如此。
除此之外，我又想到，我們這些有幸在大學生比例遠低於如今的年代，能夠進入大學之門進行學習，那麼我又是否真的比我小時候的其他同學都更加優秀呢？
在我看來，我年輕時候見過許多比我更加優秀，也更加努力的人，但他們往往由於種種陰差陽錯，沒能進入大學繼續讀書。
我和他們的分別在哪？假如今天我能有幸享大學的福，我是否又虧欠著他們這些人一點什麼呢？
於是，我後來開始積極參加很多社會工作，而對我更重要的一次“啟蒙”，是當時跟著一群同學參與香港部分老區的社會工作。當時香港有些老區依然存在許多居民問題，發展商和政府想把這些老區居民趕走，讓他們離開原本的住所，我們就幫他們爭取更多應有的權利。
因此那時候常常需要和老區的街坊們見面開會，當時就約在我們認為非常方便平常的茶餐廳之類的地方。有這樣一位非常老實的街坊，人很好，但不怎麼愛說話，但每次要幫忙貼標語、做各種事情的時候，他總是默默一個人認真做完。
每次我們開完會，總會想約著一起聊天喝杯下午茶之類，而他每次都笑一笑，表示自己就不去了。直到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他每次不去的原因，是因為他真的經濟情況不好，太窮了，連一杯奶茶、一個蛋撻都負擔不起，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對我們多說什麼，每次只是笑一笑就離開了。
另外我們也是後來才知曉，原來每回我們相約開會的那個地方，雖然我們都認為交通非常便利，但對他而言幾乎是一次遠途，他從家趕來特別遠，而且因為他要省下交通的費用，每一次他其實都是走路過來的，來一趟一小時，回去又是一小時。
即使我們每天坐在一起，對彼此說要一起為了社會理想奮鬥，但你認為我當時作為一個學生，這樣就很有良心，很對社會盡責了嗎？
每次想起這個人，我都覺得我真的對得起他們了嗎？我是不是應該付出更多才對？
2.知識分子的良心
還是說回上野千鶴子教授的這篇演講吧，其實如果你看了她的演講視頻，聽了她的演說，你能感受到她的語言並不強勢，鋒芒並不顯露，但是對整個日本社會都有一股批判的力量。
在我看來，這則演講充分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學者該有的良知。
這也讓我有些感慨，東京大學在日本常常被認為是一個培養官僚和未來經濟人才的學校，但在東大的歷史上，其實也出現過許多非常了不起、甚至能夠被稱為“日本良心”的人物，其中一位就是矢內原忠雄。
矢內原忠雄是誰？今天許多朋友可能已經對這個名字非常陌生。他之前曾在東京大學擔任經濟部的教授，向來以批判“日本要踏上殖民帝國這條路”而聞名。
臺灣地區還在被日本殖民時期，他就曾經到訪過臺灣，尋訪歸國之後，他隨即在《帝國大學報》發表言論文章，旨在批判日本人在當時臺灣的所作所為，他甚至講過這麼一句話：“不知專政政治為何物的人，應該要去臺灣看看”。
隨後，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矢內原忠雄又在日本《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國家的理想》，這在當時可謂是一篇非常震撼的文章。
要知道，那時基本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巔峰時期，他卻在文章裡說道：國家的理想在於主持正義，使弱者的權利免於強者侵害壓迫。
那一年的12月，矢內原忠雄被迫從東京大學辭職。在他的告別演說中，他在臺上高喊：“為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吧”。
而當時，很多被軍國主義幾乎徹底洗腦的日本國民、知識分子以及媒體都瘋狂批判矢內原忠雄先生，抨擊他“太不愛國”“完全是個反日分子”“表面上裝著日本人，精神上早已不是日本人了”，諸如此類。
幸運的是，矢內原忠雄先生有一位好友，這位好友是今天在日本地位都數一數二的出版社——巖波書店的老闆，巖波茂雄。
巖波茂雄非常欣賞他的這位老朋友，害怕矢內原忠雄丟了東大教授的飯碗之後無以為系生活，於是巖波茂雄一次就拿了相當於矢內原忠雄兩年當教授的薪水的稿酬送到他家，請他寫一本叫做《我所尊敬的人物》這樣一本書。
巖波茂雄
當時這本書出版後也在日本知識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刺激，你可能也覺得很奇怪，在日本軍國主義時期，這樣一個被視為“反動學者”的人，這樣一本“反動書籍”居然也能出版。
無論如何，日本戰敗之後，他被東大重新召回，而且不再只擔任教授，還被東大的同僚推舉擔任校長一職，而且連任三界，九年之後才退休。所以，矢內原忠雄後來也被日本的歷史學家稱作“日本在黑暗時期的良心”。
3.軍國主義時代，學術自由的抗爭
說完矢內原忠雄，不得不提在日本與東京大學並稱，甚至很多人認為在學術上更值得注意的京都大學。京都大學在二戰時期，也發生過一件很重要的事件，那就是“瀧川事件”。
事件的主角，瀧川幸辰，在當時的京都大學還是法學院的一位教授。
瀧川幸辰
要介紹這則事件，還要先說一說它的背景——
京都大學是一所非常特別的學校，向來非常注重的是“教授治校”，認為要高舉學術自由的大旗，學校自主的大旗。這種風氣是怎麼來的？
其實要上溯到1913年，當時的京大校長是由日本的文部省（相當於教育部）轉任去擔任的。因為這些學校都是國立大學，而且都由政府控制，大學校長也直接由政府任命。
1913年，澤柳政太郎就任京都大學第五任校長。其實他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教育家，在他就任京大校長不久，他和當時的京大教授發生了衝突。
因為他一心想要重整京大，建設一流學校，就向7位教授提出了提交辭呈的要求，隨後於8月5日發佈照準免職令，免職的理由就是認為這些教授在學問和人格方面不符合京都大學（當時還叫做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的資格要求。
結果，遭到了教授們的集體抗議，教授們認為，任何一位教授的任免應該經由全體教授會議決定，校長身為官僚階層，不能一個人說了算。
澤柳校長針對教授們的質疑公佈自己的答辯書，表示在現行的制度中，並不存在大學教授的任免必須獲得教授會同意的規定。他還提出，教授絕不能因其言論違反為政者的主張，或不合潮流而地位受到動搖，但是，因學問、品德和行為方面存在問題從而不具備教授資格時，他就有權將其罷免。
雙方也因此鬧得不可開交。最後是雙方各退一步，達成了協議。從那時候開始，京都大學的校園氣氛就變得相當自由，教授也享有極大的自主權利，校長的選任也幾乎可以說是由教授們進行公選。然而，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苗頭躥起之後，整個社會氣氛發生了變化。
日本國寶級導演黑澤明，他在戰後執導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我對青春無悔》，其實就是以瀧川事件為背景。
瀧川事件的起因是，瀧川幸辰作為京都大學刑法教授，在他的《刑法講義》《刑法讀本》等等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許多在當時被日本政府視為“大逆不道”的言論、觀點。
不得不說，當時的日本也很奇怪，在司法制度中，法官可以用“心證”來推測人的犯罪動機，甚至可以以此為證據。瀧川幸辰就認為這是非常離譜的一種司法制度，對此進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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