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譽評級認為，最近中國的相關政策趨於寬鬆，但因再融資壓力較大、政府對違約的容忍度提高及可用信貸偏緊，2019年中國的企業類債券違約或將繼續上升。企業違約應會繼續集中在私營部門——與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相比，私企從政策寬鬆中獲益較少。
2018年上半年境內債券違約率為0.23%，低於2017年的0.37%和2016年的峰值0.66%，因受益於供給側改革和價格回升令大宗商品行業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惠譽預計，2018年全年債券違約率較2017年將有所上升，因私營部門的融資條件可能仍較緊張。金融機構向企業放貸的能力將繼續受到影子銀行監管收緊的制約，而其風險偏好正因經濟不確定性及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而減弱。對於向私企和非重要戰略性、財務薄弱的國企提供貸款，金融機構仍將特別謹慎。
因中國國儲能源化工集團12.8億美元債券（未受評）發生違約，2018年上半年境內債券違約率達0.6%。境外債券的違約率通常高於境內，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境內債市的國企發行人佔比較境外債市更高。 截至2018年上半年末，境內、外企業發行人中的國企佔比分別為大約70%和42%。2014年以來，在境內、外債券市場發生違約的大多是私企。
國企通常比私企更易獲得外部融資，尤其是較易獲得國內銀行融資，因借貸機構認為國企遇到困難時獲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較高。這使得私企較國企更容易受到流動性和再融資風險的影響。此外，私營部門違約的驅動因素還包括：業務戰略激進，“關鍵人物風險”，以及會計處理和公司治理薄弱。例如，在有些地區，不相關私企之間進行交叉擔保是獲取銀行融資的常見做法，這增加了連鎖違約的風險。
大多數境內債券違約尚未有清晰的解決方案。債券持有人獲得部分或全部還款的案例中通常都不涉及法院主導的破產程序。法院主導的法律程序在中國一般推進得較慢。多數地方法院的法官都缺乏處理違約案例的經驗，在偏遠地區或經濟欠發達地區尤其如此，而地方政府通常會介入與債權人的溝通，以致相關程序或耗時數年才能完成。地方政府和法院通常傾向於採用重整而非清算方案，以保護就業及維護社會穩定。
在大多數違約事件中，境外債券持有人的回收率低於境內債權人。多數情況下，境外債券持有人只能向境外法院提起訴訟（但獲得境內子公司擔保的情況除外），而境外法院判決的執行力極弱，這使得境外債券持有人很難凍結相關發行人的境內銀行賬戶或其境內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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