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学先驱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历史的态度是:“我有记录的责任，却没有相信的义务。”
上面这句话与其说是一种希腊式的高贵不如说是记录者对史实是否被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无奈宣示！
西方历史记载的通病从一开始便不严谨，长官意志与个人神话色彩浓重。书写历史是少数人的权利，记录历史则是一种专业，由宫廷聘请的人负责，记录者受命于当权者。历史的定位本来就是“他”的故事，记录者如果真实地把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可能吗？一般情况倒好处理，大家也就相安无事。要是遇着棘手的事情，写下的不真，真的不能写，有良知的人会内疚，觉得自己变成了隐瞒历史事实、欺骗世界的帮凶，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把工作职责与个人操守分割开来，稍带隐晦地把这层关系说个清楚：书写记录历史是工作上的职责，听命于雇用的人，写下来后相信不相信却是个人的权利。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记录的历史，真是可悲。是啊，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不要责怪记录的人，这样的经历我们也一样有，在中国古代史中，人们称这种写法为“曲笔”。
西方有一句有名的谚语:“谎言说一百遍便成事实！”这与西方对历史的不够尊重和对权利利益的极度重视不无关系。当然谚语仍然在流行着，西方历史也在继续着“他的故事”。
中国当然也遭遇过同样的问题。还好是问题来得早，而且当时记录的人能够秉笔直书，敢犯龙颜，不避权贵，于是中国在书写历史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同时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记录历史的系统框架，乃至后世史书的记录者，无人能出其右，并使得中国的历史记录者无不以他为榜样。这第一人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讲述有理有据，思辨而不华丽，尽量在事实基础上还原历史真实，不故意美化人物事件，《史记》虽有微瑕，但是真正的事实记载之书。
数百年来中华文明也在经历着同样严重的打击，而且还因为部分国人妄自菲薄而心生外慕，这样的心理素质不够强大事出有因，必须从速调整修正。有些人还非常无知，总以为撒谎后用时间冲淡就可以欺骗天下人，于是不自觉地像童话里穿上新衣的国王那样赤裸裸地被世人看个明白竟不自觉。也可能是他们已经没办法，登上舞台戏就得唱下去！
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西方的所谓权威，更不能轻易地相信它们的所谓历史。斯大林在莫斯科第一次接见毛泽东时不停地称赞说:“伟大，真伟大！”毛泽东则说:“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斯大林听不明白毛泽东的客气与委屈话，愣了一下才说:“胜利者是不会错的！这话代表的可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观点，这是所有西方人的逻辑。书写历史一向都是胜利者的权利，所以西方历史也就是这么回事了。至于西方人对日本人篡改历史反应冷淡，国人不解更是意料中事。
权威人士说过的事、写过的书，虽然充斥着破绽和漏洞，我们竟然相信了，是谓“无知”；至于逻辑上和时间节点上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权威人士说有可能发生，我们既不独立思考又没有驳斥的胆量，于是可知变成了“未知”。否认这样的无知和未知，恐怕我们不能说是“真正的愚昧”吧！
欧洲人从来不尊重历史，而且曾经做过两件比我国焚书坑儒更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事，公元前47年，恺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
第二件事更坏，400多年之后，公元390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师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欧洲蛮族消灭别样文明的时候的表现是十分坚决、彻底的，希腊文化受到的迫害也不会少。现在很多国人人云亦云，跟着西方人说中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尤其是没有宗教信仰，这纯属胡说，而且问题严重。明白以上的背景清楚西方人的想法，宗教也罢，政治也罢，都背离了向善的轨道，只有不断的利益。看看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文明覆亡这个简单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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