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書籍
《左傳》“昭公十二年”有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也。古者開國承家，必然重視巫、史之言。巫可以溝通天人，是為政者導師一般的人物，可以指點江山；史記錄國家發生的重要事物，為後代執政者所借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被視為最重要的巫史著作，為執政者奉為治國寶典。它們代表了中國最早的文明成就。
昭公是春秋時期的魯國一代君主，此時距離西周滅亡約二百餘年，距離夏朝開代約一千五百年，夏代之前是三皇五帝。自伏羲天皇初立，至西周滅亡，其間歷史，多模糊不清，所發生的重大事物，也大多記載於《尚書》之類的書籍中。《尚書》，尚有崇尚尊貴之意，尚也有上之意，為上古最為重要的書籍，因此名為“尚書”。《尚書》之中不見“三墳”“五典”之類的記載。《春秋》開始，對歷史的記載嚴明起來，反倒出現了這類的字眼，由此可見，這類書籍當為後代人所總結編輯而成。
在宋代紙張發明出來之前，文字的載體，最常用的為竹籤。竹籤的存世週期有限，而且所成之策極易散亂；孔子的編訂書籍，就是對這種極為散亂現象的整理。孔子整理書籍，是私人傳播學問的方式，諸子又各自有其所認同的側重點，因此同一部書，往往有數個版本之多。《詩》、《書》、《禮》、《易》、《春秋》，即為如此。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五、八、九之類，帶有很強烈的編輯書籍的願望。西漢成立之後，至漢武帝之時，因皇家典藏的嚴重缺失，歷代帝王一直有意識的蒐集整理來自各個渠道得到的書籍，整編成為一個新的一目瞭然的體系。
對書籍的整理與傳播，其功甚偉，孔子之被稱為“文聖”，大概即為此因。至漢武帝時，孔子的後裔孔安國的發言權依舊很大。他在給《尚書》作序時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孔安國認為，《三墳》就是三皇之書，《五典》就是五帝之書，《八索》就是八卦之說，《九丘》就是九州之志。孔安國的解釋，“三”“五”對應三皇五帝，前者言大道，後者言常道；“八”為八卦之說，“九”為九州之志，二者則是夏商周三代的“大訓”的部分。
“大訓”一詞，見於《尚書》中，有“大訓。。。在東序”。孔安國認為，大訓即為“夏商周志書”。孔安國雖然沒有明言，《八索》、《九丘》出於“大訓”，然而九州之說，八卦之說，卻是夏商周三代之物，不言而喻。其混淆的目的，不可詳究；若如此，《三墳》之中的易說，豈不與夏商周吻合，那麼他的三皇的說法則會不攻自破。
我們知道，《三墳》即夏商周的三代易學。夏易《連山》崇山，象徵“山之出雲，連綿不絕”，因此被稱為“山墳”。商易《歸藏》重氣，象徵“天氣歸，地氣藏，萬物莫不歸藏其中”，因此被稱為“氣墳”。周易《周易》重形象，象徵“日月之道，週而復始”，因此被稱為“形墳”。《周易》的本來卦序即首坤尾乾，因此出於對《周易》的誤解，這個“形墳”被稱為《坤乾易》，真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啊！
《五典》，當為五代（即五帝時）之典籍，五行之典要。自黃帝“治五氣，藝五種”，五行學說一直是治世之法典，直到大禹治水，打破五行的框框，摸索出“逢九必重卦”的八卦通天大道，歷史的腳步，才又向前邁出了一個大的臺階。五行的內容，十分豐富，據《尚書》“洪範”所載，五行水火木金土，五事貌言視聽思，五紀歲、日、月、星辰、歷數等等，十分實用。
《八索》，應該就是《尚書》所說的“農用八政”。八政即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民以食為天，因此一切政務皆圍繞土地而言，由此產生的各種矛盾，則需要相應的手段來解決。
《九丘》，即為孔安國所謂的九州之志。古代所繪地圖，以山川和城池為最主要的表達事物，城池的地域劃分，往往以山川的分佈來作決定。山川的不同分佈，物產不同，風俗不同。治理天下，必須知道自己治理的疆域和疆域的狀況。《九丘》的內容，當與《尚書》的“禹貢”所記載的內容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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