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尼亞志》:流傳兩千年的「最危險」書籍

1943年的秋天,意大利安科納城的寧靜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受黨衛軍頭目海因裡希·希姆萊的指使,納粹聚集於當地一幢別墅前。在迫不及待地破門而入後,納粹黨衛軍對房間作了地毯式的搜查,不放過任何角落。然而,他們卻沒有尋到想要的東西。

黨衛軍要尋找的是一部作品現存最早的手稿,此即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該著作在二戰後赫然列入“一百部最危險的書”,而且榮登榜首。雖然此刻這本書逃脫了納粹的魔爪,但也無關緊要,因為塔西佗的作品已經產生了危害。

這本創作時間距今約2000年的薄薄小冊子,何以成為最危險的書?作為德意志第三帝國第二號權勢人物,希姆萊為何如此上心於這本不足30頁的小書?要解答這樣的問題,請先讓時間的指針倒退到羅馬帝國。

《日耳曼尼亞志》:流傳兩千年的“最危險”書籍

▲ 黨衛軍尋找的、希姆萊夢寐以求的《日耳曼尼亞志》珍貴手稿

一、塔西佗與《日耳曼尼亞志》

公元96年,弗拉維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圖密善被謀殺,羅馬的貴族終於可以從解脫中長舒一口氣。這位暴君曾以令人恐怖的統治肆虐羅馬,尤其是在其統治的最後幾年間,草菅人命、告密盛行,人們只得以順從和沉默來換取生存。在圖密善統治結束後,那些倖存者也感到自身好像是“命數應盡而僥倖延年”,其中就有那位傑出的羅馬元老貴族、一部危險著作的作者——塔西佗。

塔西佗就是這樣生活在羅馬帝國盛極而衰的時期中。在塔西佗生活的年代中,帝國內部力量因為階級鬥爭的複雜化和尖銳化而日益薄弱;對外的聲威也與日俱下——萊茵、多瑙河外的“蠻族”日耳曼人逐漸成為帝國最大的威脅,終至顛覆了它。

《日耳曼尼亞志》:流傳兩千年的“最危險”書籍

▲ 羅馬歷史思想荒原上的兩大紀念碑之一:塔西佗

《日耳曼尼亞志》是塔西佗在大約公元98年寫成的。這篇全名為《論日耳曼人的起源、定居地和風俗》的作品,主要描述日耳曼的自然地理、人種、社會制度、道德標準等情況。

其中,塔西佗展現了日耳曼人在私人和公共領域的生活細節,並詳細敘述了他特別關注的人性價值:自由、堅毅、正直、淳樸,這是為了拿來和羅馬社會中的墮落、腐化、淫蕩、不自由、虛偽等形成對比。

塔西佗不會想到,他所列舉的那些的日耳曼美德會有助於未來的德意志人以忠誠、英勇、正直等來定義他們的民族品性。

因為,在許多方面,日耳曼人類似於低等文化發展之早期特質的典型代表;他們質樸的生活方式使自己欠缺文藝的教養,往往墮落為極端的荒蠻;與他們征戰才能相對應的是農業方面的落後。

不論後來的讀者們是強調日耳曼之野蠻品性,以此來譴責蠻族,還是將他們稱頌為品行優良的戰士,這兩種讀法都不全面,因為塔西佗的畫布上包含有諸多的色調。

現有的考證表明,塔西佗沒有到過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他所關切的乃是一種道德的和政治的價值觀念,而在這本小書流傳的上千年時間中,它被尊奉為對真實的德意志民族的準確描述。

然而事實上,這部著作是一個身在羅馬的羅馬人寫給羅馬人看的。只是在後來,這一特殊文化時期的速寫才被轉變為德意志民族自身的肖像。

二《日耳曼尼亞志》的啟發:從民族主義到純正血統

“我個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亞的居民視為世界上一種未曾和異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純淨的血統的種族,視為一種特殊的、純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人種毫無相似之處的人。因此,雖然他們人數極多,而體格則完全一樣:他們都有著兇暴的藍眼睛、金黃色的頭髮、高大的身軀。”

——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

自19世紀初以來,在眾多德意志學者、作家、民族主義者的作品、演說中,這句話不僅被用來證實德意志風俗和語言的純正性,而且還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證明德意志祖先的種族構成的純潔性。如果我們要深究其原因,就必須將目光投於這些言論發出的歷史背景中。

1806年,在耶拿戰役之後,普魯士在拿破崙面前屈膝投降。隨著萊茵諸邦被迫依附於法蘭西,神聖羅馬帝國也從此在地圖上消失,而普魯士則淪為一個附庸王國。這時的德意志民族像是處在政治真空的狀態中,而且這種感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

法軍對德意志的領土佔領,不僅帶來政治上的危害,還使得“德意志民族性”受到了異邦文化的威脅。

著名的哲學家、民族主義者費希特,於此時認為德意志民族性已經所剩無幾,但他仍然看到德意志文化的本源傳承根植於塔西佗式的過去。費希特渴望從塔西佗式的教義中重新拾起民族品性,即一種“誠摯的靈魂”,將自身展現為“忠誠、正直、光榮以及淳樸”。

正是依靠這些品性,德意志人從羅馬那裡奪回了自由,一千多年後,憑藉同樣的品性,德意志人在宗教改革者的帶領下從教會手中奪回了自由。如今,德意志人必須與法蘭西人搏鬥,再一次為自由而戰。

這次自由之戰終於以德意志人的勝利告終。1871年,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帶領下,遲來的自由和統一終於實現。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固然使人歡欣鼓舞,但也存在著遺憾:這個國家讓人感覺遠遠沒有囊括整個民族,有太多說德語的人生活在帝國領土之外。

為了那個亦真亦幻的民族目標,種族主義者們鼓譟起來,並積極地運動。在他們傳播的小冊子、書籍中,種族主義者們希望“通過保持德意志種族的純潔,依靠對青年監管、教育體制、語言、文字的法律的影響”,加強德意志的民族本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成為德意志人意味著要再一次成為日耳曼人。

種族主義者幻想著:雅利安面貌的德意志人——據說是被塔西佗描述為“血統完全純潔”的那個民族的後裔,可以在解剖學上證實優越性。儘管這樣的成果付之闕如,但種族的純潔性仍然成為種族主義運動的重大議題。無數德意志人痴迷於《日耳曼尼亞志》中所描述的“高貴而純正的血統”,直到它同樣喚起一個登上國際機器最高層的人、黨衛軍首腦——海因裡希·希姆萊。

三、《日耳曼尼亞志》——種族主義者的合法外衣

1924年秋,當希姆萊讀到《日耳曼尼亞志》時,這本書在他的靈魂中叩響了一種少有的心絃。希姆萊在日記中吐露心扉:“由此”,像我們日耳曼的祖先一樣,“我們將重現輝煌”。

1929年1月6日,希姆萊被希特勒任命為黨衛軍領袖。在他的領導下,這個組織迅速從270個鬆散的流氓團體發展為一個精悍的恐怖機器,到1933年其規模已達5萬多人。

希姆萊喜歡將自己說成是一個“日耳曼人”,並將黨衛軍設想為日耳曼帝國先鋒隊。希姆萊在選拔黨衛軍時,把選育一個血統純潔的北歐種族作為“不可動搖的最終目標”,由於塔西佗描述的“高大體格”是北歐人的一種特徵,因此黨衛軍就必須身高在五尺九寸以上;黨衛軍除了種族純潔之外,還要誓言忠誠、友誼、榮譽、自由,這些品性曾為塔西佗所讚頌,被廣泛地認為是德意志先輩所有。

《日耳曼尼亞志》:流傳兩千年的“最危險”書籍

▲ 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而希特勒本人,一想到自己是繼承了古老而優良的德意志種族的純種德國人,就感到特別滿意。他曾考慮在《我的奮鬥》中將“日耳曼革命”作為其中一章的標題,雖然這種考慮並未真正實現,但在現有的文本中我們仍能讀出種族主義者的狂熱:

“雅利安民族與劣等民族的混合,其結果就是維持文化的種族之消滅,這種事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假如我們區分人種為三個範疇——文化的建設者,文化的維持者,文化的破壞者——可以說雅利安人種唯一可以代表第一個範疇。”

——希特勒:《我的奮鬥》

希特勒強調,血統與種族的鬥爭才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主線,鼓吹雅利安-北歐日耳曼人是文明的創造者和維護者。由此,在當權者的利用之下,日耳曼民族由落後的蠻族上升成為世界上最高貴的種族。在這種論調下,極端種族主義和擴張思想披上合法的外衣,成為納粹政權的核心文化理念。

在極端種族主義的煽動下,希特勒首先將猶太人置於靶心。在《我的奮鬥》中,他直言:“假如我們過細考察德國崩潰的原因,最末而無可置疑的一個,就是未看清種族的問題,尤其是未看清猶太人的威脅。”

於是,納粹有計劃、有步驟地毀滅整個猶太民族,600萬歐洲猶太人和其他的人,將在集中營裡被“最後解決”,這就是大屠殺。

不僅是猶太人,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捲入了由納粹開動的戰爭機器。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衝突。軍事統計數字無情地顯示:一戰時,死亡人數是1000萬,而這一次光是死在沙場的軍人就有約1500萬;而且,喪命的平民數目是一戰的兩倍還不止。這些數字都不能說是接近於真實情況,沒有誰能夠準確估計這次大戰中的死亡人數,有的統計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內,總數竟達到6000萬。

正如《一本最危險的書》作者克里布斯所說,“觀念就像病毒:他們以心智為宿主,它們在內容或形式上進行繁衍和變異,並聚合起來形成意識形態體系。”塔西佗撰寫《日耳曼尼亞志》的最終目的並不是頌揚純正血統,但卻間接導致二戰的災難,闡釋歷史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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