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中的書籍
無論是在相對廣闊的長時段歷史趨勢中閱讀書籍史（如井上進，周紹明，賈晉珠），還是識別地方瞬間出現的巨大變革（如周啟榮，大木康，Susan Cherniak），學者們筆下的中國書籍史和印刷史發展軌跡與商業關係、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語言的發展緊密相關。
一個因果問題似乎呈現在他們的研究中，也可能這個問題最終沒有辦法回答：書籍是歷史變革得以實現的推手麼？或者說書籍可否標誌時代的變遷？具體言之，學者們已經提出許多問題，印刷術到底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印刷的書籍到底什麼時候取代了手稿成為主要的文本媒介？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種政治建構，它能成為劃分出版史研究時段的有效單位嗎？一些有關歷史編年和開端的問題，雖簡單但不斷引發爭議，這些能為我們探討中國出版史研究中關注的國家與社會、精英和大眾（順便提及，還有中國與外國）之間的互動等問題提供什麼答案嗎？我們應該在一種一元化的“帝國晚期”話語下討論出版問題嗎？
就像包筠雅提醒我們的那樣，“在這個中國書籍史研究的起步時期，明清晚期看似一個連貫的統一體，不過未來更加細緻的研究可能會顯示出打破這樣一個四世紀漫長時段的需要，取而代之以更短的時段劃分”。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斷提及有關出版史年代系譜與時期劃分的問題，現在就讓我們對此加以考察。
關於早期的印刷史，井上進和其他學者，包括周紹明，都強調了印刷書籍發展遲緩，並且在很長時期內與手稿共存這一現象。例如，他們都留心到，儘管製作印刷書的雕版印刷術可能在唐朝就已經發明瞭，但還是要花幾個世紀的時間來達到對手稿的絕對優勢地位，這一轉折直到16世紀才完。印刷術最初被用來出版佛教經籍，可能要到9世紀，印刷術才被用來印行皇曆、年曆、解夢冊子、算命指南等材料，那些能識文斷字、又進取有為的行家裡手在宗教和其他活動中廣泛地使用了這些印刷材。
從這些實用的起源開始，印刷術逐漸趨於中心地位，並被唐宋轉型時期處於上升階段的科舉考試體制所利用，變成了一種有力量、有地位的事物。在北宋時期，官府刻印書籍的工作先是激發、繼而回應了迅速擴張的民間出版宗教、學術和商業書籍的趨勢，最終這兩種出版事業並行不悖。這種進程在南宋時期加速發展並不斷強化。結果，在諸如建陽、杭州、成都和開封這樣的出版中心，由官府、學術和商業資助，印行了數量空前、且質量上乘的書籍，種類繁多，有詩集、醫書、科舉考試參考書、方誌、紙幣、進士題名錄、契約樣本、宗教寶卷和符咒、邸報等
對晚明出版尤為關注的學者們，包括井上進、大木康、周啟榮和周紹明等人，挑起子一場關於應如何認識宋代出版業的相對重要性的爭論。他們聲稱晚明出版業的發展是非凡和空前的。這些學者還挑戰以前的、尤其為中國藏書家和目錄學者、書史學家們大力推崇的觀點，即基於印刷精美水準、存世善本數量，以及此時出版領域的空前發展，突出宋代是書籍出版的“黃金時代”。
對上述中國同行的觀點，美國與日本的學者們報以懷疑的目光，他們認為在宋代，書籍並非唾手可得。其觀點來源於軼聞中所強調的事實，即想買書的人買不到書，藏書規模相對較小，以及書店數量看似稀少等，這種現象持續到宋朝的最後幾十年。
與之相對比，晚明出版物不僅在數量和範圍、潛在市場的規模、藏書的規模等方面超越宋朝，並且還有出版物中所展現的那種空前的（且是無與倫比的）對通俗、異類和充滿情慾的題材的熱衷。作為回應，研究南宋末年思想和出版史的學者們提醒我們去注意12、13世紀商業出版繁榮時期出現的類似發展。例如，賈晉珠就批評了“那些相信空前的爆炸性發展開始於16世紀中期的明代的學者。她認為，有意義的對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間，當然，在缺乏佐證材料的情況下，這樣的結論無論如何還是存在問題的。
雖然宋明之間的時段總體上被描繪為“歷史圖景中的黑洞”，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印刷業在蒙古人統治下繁榮發展。這與其他研究一道，修正了先前那種強調元朝統治摧殘中國文化的看法。賈晉珠在對福建建陽旨在營利的私人出版商的細緻研究中，具體體現了上述對元代出版業的重新評價。她在擺脫從普通的王朝更替的歷史維度考察出版史的視角後，轉而從書籍本身著眼。
由此，賈晉珠堅持認為元代科舉制度的衰落也許只是減少了商業出版的一個刺激因素，但這並沒有導致建陽書業的全面萎縮。事實上，她注意到在元代建陽書業繼續發展它們的業務。其有利條件是書院資助新的為研究儒家經典而編纂的啟蒙讀物，出版商印行了越來越多的醫藥書、工具書、字典和通俗作品。
在這個基礎上，賈認為宋代出現的出版商業化、大眾化的趨勢在元朝依然存在，建陽出版業只是在明代早期才進入一個衰落期。她因此將宋和元，特別是南宋與元，看作是一個和明代早期不同的獨立時段。
就書籍本身而言，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明代早期是處在兩個相對商業化發展時期中間的低潮階段，或者，就像井上進所說，明代早期是一個書籍“貧乏”的時代。從這個角度看，出版史的譜系與經濟起伏和商業興衰息息相關。因而，同一個朝代中的地區差異要比朝代間的差異更有意義。此外，這再一次說明學術界討論過的宋明兩朝哪一個是中國印刷史的黃金時代的問題，是多麼不妥當。
長久以來，學者們注意到印刷史上主要的轉折點出現在16世紀中葉，也就是明朝後期。商業發展、技術改進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結合，使得印刷出來的書籍成為價格低廉的普通媒介，生產與消費高速進行，書籍種類繁多，讀者群逐漸發展到社會各個階。
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對書籍的需要，都能得到滿足。出版業的中心地區，例如杭州、蘇州、南京、建陽和徽州（安徽）等地，都印刷並銷售了各種各樣的書籍，包括尺牘手冊、宗教小冊子、日用類書、交通指南、繡像小說、劇本、繪畫入門讀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藝術品）和色情小說等。作者和出版商們通過前言、插圖、點評等渠道吸引讀者，既能促銷圖書，還向讀者推薦了撰寫和出版這些圖書的個人。
他們還利用雕版印刷的靈活性，對書籍版式進行改良試驗：書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裡填充著多樣的批註，行間批註，頁邊注，獨立成冊的圖錄，各種插圖，或同一頁內文圖並茂。同樣的內容出現在不同類型的書籍裡：一段來自日用類書的素材也許被轉印到小說裡，以達到喜劇性、諷刺性或是顛覆性的效果(35)。五花八門的書籍市場已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記。
對於一些學者來講，17世紀中葉的王朝鼎革似乎將明代出版業摧毀殆盡，這標誌著中國晚明象徵的早期現代性的“失敗”。對長時段趨勢感興趣的學者（例如井上進）支持這個觀點，一些專注於晚明歷史研究的專家也強調了同樣的看法。
例如，周啟榮提出了早期現代“文學公共領域”的說法，在這個領域內，以重釋經典為特點，不同的觀點和論爭佔據著書籍出版，這是史無前例的，儘管並不長久，周啟榮的研究也戛然而止。
這些對晚明種種歷史可能和最終失敗的描述，反映了清初歷史記載中有關明朝腐朽滅亡的看法依然影響深遠。但是這個令人沮喪的歷史描述是正確的嗎？因為沒有將出版史和“文學公共領域”的研究延伸到清朝，所以學者們沒能捨棄那些關於明朝及其歷史性失敗的論點，同我們的希望相反，這些陳詞濫調還維持著最後一線生機。
閱讀更多 花木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