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东
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蒋介石之“文胆”而闻名于世的陈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于南京寓所孤独地弃世，副官曾回忆其嶙峋的右手紧攥着呈给他一生所追随的蒋介石之遗信，屋内则散乱地摊放着多封留给至亲、党内好友的遗书。多年饱受身心疾病困扰的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
陈布雷之死，正值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全面作战失败的开始，距离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到一年时间。作为十余年来蒋介石最为倚重的核心幕僚，被誉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在自己所效忠的政治势力危若累卵之际，以自杀的方式宣告其无可挽回的失败宿命。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女儿陈琏亲近中共（实为党员）甚至遭到国民党逮捕的一系列事件，无疑对以“孤忠”自期、以家国为重的陈布雷造成重大的精神打击。尽管陈也曾私下高度评价毛泽东所著《论新阶段》（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政治报告之一），认为此文体现出“共党之辩才无碍，立语措辞，对内对外均似异常周匝，而又不失刺激性”，也曾对周恩来表示衷心钦佩，但因彼此互为政治上最大的敌手，除应有的敬意之外再无任何好感。然而，当时尚在读书的小女儿陈琏在与其闲谈之时，已出现“父女之间见解终不能一致”的现象，倘若寻常家庭内部出现对立的政治意见，并不会因此影响生活实际，但对长期追随三民主义、效忠唯一领袖的陈布雷而言，家庭内部出现直接的“反叛”，终究难以平和地接受。1947年9月陈琏与丈夫在北平被捕，陈布雷因自己的立场地位“无法过问其事，念之殊为闷闷”。不久蒋介石亲自邀请陈布雷共进晚餐，以陈琏之事相告，至12月陈琏得以获释回家，陈布雷在日记中写下：“与之谈话达三小时以上，乃知彼对于所谓‘民青’（指民主青年联盟）之性质实际不甚了了，且亦无背弃家庭教训之意思，余三个月来之忧愤悲慨为之稍慰。念其因远离而受欺，则又怪余之太大意耳。”从中不难品察出他对女儿的关爱之情，以及多有自责的愧疚心理。
陈布雷与幼子陈砾
在陈布雷生命的最后一年，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境地，而陈仍为“行宪国大”的顺利进行而不断奔走接洽，以维护蒋介石的权威。此时陈布雷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平日习见的失眠、目眩、头痛等症状有增无减，所服用的安眠药几近失效。更令其脆弱的精神状况备受打击的是，目睹服务数十年的党国逐步走向灭亡道路，而又苦于无力为之再次尽力效劳的现状。日记中随处可见“余身体衰弱至此，且知识暗陋，才具短绌，徒知焦忧，迄无丝毫之裨助。近来对个人之健康与服务能力，绝对丧失自信。回念二十年来以身许国之初衷，真觉无地可以自容”等言辞激烈、情感抑郁的表述，不难想象陈布雷此时身受长期的病痛困扰，心积多年积郁的负面情感，此种不堪之负最终压倒了他。
回到留给蒋介石的两封遗书，除表达对自己的极度自责之外，字句之间均呈现出他对蒋忠心无二，在第二封遗书的结尾部分，他将二十余年来披肝沥胆之情予以最后的陈说：“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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