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有嚼劲
说起曾国藩的鼎鼎大名，估计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的，别的不说，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他死后，有人曾经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叫“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为将为相为师一完人”，自古及今能达到这样高评价的人恐怕就一个曾国藩了，现在市面上更是堆满了很多关于他的书籍，热度始终不减。那么，曾国藩到底做过哪些事，让我们对他如此认可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首先一个从做官上来说，曾国藩无论是忠心还是清廉都无可挑剔。关于忠心最典型的就是他解散湘军的事了，公元1852年的时候，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他要回家守孝三年，叫“丁忧”，在这期间，全国上下闹天国，长矛势如破竹，那些整天提笼架鸟的八旗兵压根就抵挡不住，皇帝没办法，只好鼓励地方富豪自己招兵买马跟太平军死磕。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依然决定投笔从戎，组织湘军带兵打仗。刚开始的时候他一介文人，没有经验，打仗输的不像样，甚至被逼的差点投河自尽，后来，他一点点儿发现了自己的长处：他是个帅才而非将才，说白了只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不能自己带兵冲锋陷阵。
于是他开始坐镇指挥，让自己的九弟曾国荃带病出去，俩人形成一种默契配合，胜仗越打越多，到了公元1864年时候，湘军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把长毛一举歼灭。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夺天之功，曾国藩自己也很高兴。可没等他反映过来，慈溪太后先就猜忌上他了：太平军势如破竹，八旗兵压根不是对手，曾国藩带兵把他们收拾了，那他的湘军该有多厉害？万一他要是调转枪头进攻北京，那这天下不是姓曾的了吗？于是处处刁难他们。
这时候曾国藩手下的那些弟兄们都受不了了，找到曾国藩说道：“您为朝廷立了这么大功，他们还处处刁难，干脆打他娘的！占了北京，我们拥护您坐天下。”就连李秀成都跟他说：“太平军攒了很多金银财宝，我知道在哪儿，您可以用它作为军费，拿下大清江山十拿九稳！”。
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我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为了表明忠心，除了在长江要塞等必要地方留下一些部队外，剩下的全部解散，把自己最为倚重的心腹曾国荃赶回湖南老家，然后再上表请求朝廷派人来接管剩下的军队。词句一经做出，举国震惊，慈溪太后也很是感动，从此之后对他深信不疑。
再一个说他清廉，当然了，他这个清廉不是说他跟海瑞似的彻底一文钱不收，光靠那点儿死工资过活，他连这个衙门里的办事人员都养不活，机构都不能保证正常运转，更别说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创下连升十级的奇迹了。
可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大清的官场把握得相当准确，所以他的处事方法也跟别人不同，有人送礼，该收就收，让你放心，该办的事我一定办。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什么都象征性地收点儿，其他的都给退回去。关于这一点儿，有一个典型例子，他刚上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按照官场一贯的规则，底下的人都得送礼，可曾国藩一向清名在外，他们又不好贸然上门，就借着他搬家的名头给他送了很多名贵家具，生活用品等等，并美其名曰“乔迁之喜”，既送了礼又不唐突，非常好的事。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就拣了其中最不值钱的一个席子收下了，剩下的全都退了回去，但是场面上的寒暄问候，道谢感激之类的话一句不少。这样既保住了自己的清名，也让底下那些同僚放心。
还有一次就是容宏为了开办洋务运动，要到美国买新机器，曾国藩非常支持，马上批给他六万两银子让他去，按照当时的规则，下面的人出去办事得给上司回扣，这就已经成哥惯例了，曾国藩混迹官场这么多年也都一清二楚，可他不想收这礼，于是就想个办法，事先自己躲出去，然后吩咐自己家人：“如果容宏来送银子，不论他送多少，只能留下二十两！”说白了，他为了自己能够在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不得不这样，省的其他的官员因为这个给自己脚下使绊子，然后再利用自己手中权利为百姓谋福祉，这在当时的大清官场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一个就是从自身修养上来说，曾国藩对孔夫子的“一日三省吾身”执行得非常彻底，在他的日记当中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在1842年的时候，曾国藩到自己的朋友陈源滚家里面去做客，在膝上无意间就说气了他新娶的这房小妾，都说这女子长得漂亮，曾国藩也挺好奇，就提出让这女子出个见个面，一见面果然非常漂亮，曾国藩就忍不住跟她多说了几句话。
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老朋友脸上很不高兴，曾国藩顿时明白过来了，赶紧收住话头，该干嘛干嘛，气氛顿时又恢复正常。回家之后曾国藩就在日记当中写道：“今日吾见色起意，真禽兽也”。类似这样的言论在曾国藩的日记里频频出现，这种毅力和修身养性的认真劲儿让人不得不服。
最让人佩服的是，曾国藩为了替朝廷排忧解难，他可以连名声都不要了，就真能牺牲自己到这个程度。1870年的时候，天津出了一档子事，一个叫武兰珍的到处拐卖儿童，后来被当地知县给逮住了，他为了给自己减轻罪行，攀诬说是法国教堂里一个人指使他干的，知县不明真假，赶紧来到法国大教堂调查。
结果那法国领事丰大业见一大群中国人气势汹汹地冲自己过来了，下意识地就掏出了枪防护，听说什么拐卖孩子，马上气不打一来：“没这事儿你来质问我？”结果说着说着发生了语言冲突。丰大业也害怕这么多中国人一下子都冲进啦，就开枪打死了知县知县身边一个侍从。
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剩下人一看，你个法国佬敢在中国地面开枪杀人，还了得？马上冲上去一桶乱打，把领事给打死了，把里边好多外人都给打死了，然后把教堂一把火给烧了。这还不算，把七个国家的教堂都给烧了，这一下子外国人不干了，七个国家的军舰齐齐地列到天津塘沽口那儿，向清政府讨说法。
这个事一出来，清政府也知道理亏，可问题是老百姓群情激昂：“不能听外国人的，我们要报仇”等等等等，没办法，让曾国藩来解决，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是59岁高龄，并且因为肝病已经卧床多日，听到这个消息，他二话没说，马上写遗书，他心里明白，这个事无论怎么办，都是里外不是人：满足了洋人，老百姓骂你卖国贼；替百姓出了气，一旦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出面多方斡旋，最后是把打死外国人的这20个人抓起来判了死刑，29个人流放，天津的知府知县革职，然偶赔了列强49万七千两银子。在当时的条件下，曾国藩已经是把清朝的损失降到最低了，可到头来他依然摆不脱当替罪羊的命运，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痛骂他卖国贼不说，清政府也觉得他颜面受损，还把曾国藩给处置了。天津教案过去没多久，曾国藩就气病交加死了，享年61岁。说白了，为了国家大事，他把名声和命都搭上了，这样的人翻遍史书，五个手指头都能数的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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