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隨筆《“北京學”》（1994）到北大課程“北京文化研究”（2000），再到主持“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主編“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2009），以及指導多篇研究北京歷史、文化、文學、教育的博士論文，二十年來，我一直關注以北京為代表的都市建設、都市生活、都市文化以及都市書寫，可除了區區一本《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還有幾冊主編的論文集，沒有更多值得誇耀的成績。借用胡適日記書信中常用的自我檢討，這就叫“提倡有心，實行無力”[1]。需要探尋的是，既然很早就意識到“北京研究”的學術價值，為何我沒能成為“北京學”專家？
興趣過於廣泛，無疑是重要因素。除了小說研究、散文研究、教育史、學術史，還有圖像與聲音等[2]。如此即興遊走於不同的學術領域，自然難得專注一家。不過，這也怪“北京學”本身，誘惑來自四面八方，意志力不夠堅強的，隨時可能開小差，闖進鄰居的後花園且流連忘返。除了興趣，還有文體。寫專著學養不夠，於是專題演講、文化評論、學術隨筆，說好聽是介入現實生活，說不好聽則是為了藏拙。
還有一點很特別，那就是當老師的顧慮。記得多年前在我主講的“學術規範與研究方法”課上，有學生問：我服膺老師的學說，在論文中不知不覺地採納了老師的見解，算不算違規？其實，這也是當老師的困惑。你希望薪火相傳，學生來請教，總不能說我還沒發表呢，不能告訴你，或者虛與委蛇。當學生將你的指導意見發展成論文，你還好意思與之競爭？北大發生多起“原創者”反倒有“抄襲嫌疑”的案例，就因為教授們習慣於講授多次，不斷修訂，可最後定稿送出去，發現早有捷足先登者。怎麼說呢？課堂不同於公開出版物，是不受版權法保護的。大家都說長江後浪推前浪，那前浪呢，總不能很快就癱倒在沙灘上？我的策略是：學生一旦上手，趕緊撤離；若干年後，發現仍“題有剩義”，那時再殺個回馬槍。當然，很有可能就此別過，轉戰到別的領域去了。畢竟世界很大，有趣的課題很多，不一定非死守這棵樹不可。
如此自我辯解，目的是想說明，談論我對“北京研究”的興趣，必須將我指導的博士生納入視野——雖然填表時不能用，但對於他們的工作，我還是很在意的。
十篇博士論文
十三年前，我撰寫《“五方雜處”說北京》，最後一節題為“作為研究方法的北京”[3]。口氣很大，但始終成果寥寥，自知難逃“光說不練”的譏諷。其實，我在“北京研究”方面真正的業績，乃是指導（或參與指導）以下十位博士生（括號中為博士論文通過答辯的時間）：顏浩（2002年）、魏泉（2003年）、楊早（2005年）、李在珉（2006年）、季劍青（2007）、王鴻莉（2010年）、王申（2010年）、郭道平（2011年）、袁一丹（2013年）、林崢（2015年）。
對於博士研究生，我從不命題作文，只負責否定不合適的選題，或幫助調整思路。學生們因我的論著或課程而對北京這座歷史底蘊深厚的都市產生興趣，沉潛把玩，最終完成博士論文，我是很高興的。十篇博士論文，質量並不均勻，且大都集中在清末及民國年間，但考慮到此乃重大的歷史轉折期，其複雜性與豐富性讓人歎為觀止，還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至於說到這些博士論文的特點，我大致歸納如下：
第一，因“都市生活”的介入，研究者逐漸將目光從具體的作家作品轉向文學及文化生產，還有文化及思想論爭。顏浩的博士論文《1920年代中後期北京的文人集團和輿論氛圍》（2002年）[4]，以現代中國文化史上兩個性格鮮明而又相互對立的同人刊物《語絲》和《現代評論》為中心，從報刊史、文學史、教育史和思想史等不同角度，考察1920年代中後期北京的文人集團和輿論環境，題目雖不大，但開掘得相當深。尤其是關於“北大的兩個教授集團”、關於《現代評論》諸君徘徊“在教育和政治之間”、以及《語絲》和《現代評論》論爭中從“驅楊”到“反章”的轉變，辨析精細，平實中蘊涵著力量。相對於此前主要從政治史角度著眼，將《語絲》與《現代評論》的對立單純解讀為意識形態之爭，本文帶入城市文化的視角，且在鉤稽史料、體貼對象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所論大都有理有節，頗能體現史家的眼光和趣味。
晚清的思想啟蒙運動到底如何展開，一直是中國學界關注的重心，王鴻莉的《清末北京下層啟蒙運動——以為中心》（2010年）別開蹊徑，將北京城裡的“開民智”與旗人的“自我拯救”相結合，使得此“舊題”重新充滿張力。與上海、廣州的讀書人大談“排滿”不同，生活在天子腳下的旗人，面對滿漢矛盾日益激化、皇朝岌岌可危的局勢，到底該如何自處？本文借考察《京話日報》的興衰，以及北京城裡大量閱報講報社的設立，還有旗人如何創辦學堂（包括女學堂）以及發起國民捐等，說明北京下層社會啟蒙運動之所以順利開展，得益於滿漢知識分子的合作，而其中旗人又發揮了很大作用。反過來說，清末北京下層啟蒙運動也為旗人提供了最後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表達的機會。如此立說，意蘊更加豐富，也更具挑戰性。
第二，引入都市文化視角，談及輿論環境或教育制度的建設時，有更為深入的理解與闡釋。以往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往往忽略了庚子事變後北京輿論環境的巨大變化。正是這一前所未有的變化，使“新文化”得以在古老的帝都順利登場。此話題牽涉諸多領域，必須有較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方能整合近代中國思想史、新聞史、文化史、文學史等學術資源。這正是楊早《清末民初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2005年）[5]的撰寫意圖，也是其超越前人相關著述之處。此文入口處是民初北京報刊，著眼點則是知識分子的啟蒙與“自啟蒙”，其中包括文化氛圍的營造、集團意識的形成、政治抗爭的手段，以及輿論空間的拓展等。表面上是“小題目”，深入進去，也能做出如此“大文章”。作者在史料鉤稽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具體論述時大都言之成理。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對五四新文化的溯源，以及對民初北京輿論環境的勾勒，頗多新意；而其將城市史、報刊史與思想史相勾連的思路，也大有發展前景。
如果說此前的“京派研究”更多關注具體文本，季劍青的《大學視野中的新文學——1930年代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2007）[6]則突出“制度性安排”對於文壇風氣形成的決定性作用。這一論述策略，要求作者大量佔有史料，方才能部分復原當初的學界與文壇，並對其進行深入闡釋。這一點，作者做得不錯。強調製度性安排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這明顯受法國學者布迪厄“文學場”理論的影響。但作者沒有過多依賴“場域”等現成理論，而是立足於1930年代北平“文化古城”與“戰爭陰影”的雙重面貌，闡釋其何以既非一味優雅靜穆，也不是始終劍拔弩張。談北平文壇，兼及優雅的京派作家與同樣生氣勃勃的左翼文學社團，這一論述策略相當可取。
第三，對抗戰時期淪陷區北平的政治環境及精神氛圍的精彩描述，有可能使讀書人的出處、寫作以及修辭策略得到很好的揭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大陸學者研究淪陷區文學的著作陸續刊行，其中也牽涉“旅京臺灣作家”群體，只是欠缺更為深入的闡釋。若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鍾理和等，既是北平文壇特殊之一支，也是臺灣文學值得驕傲的先驅，這兩種不同身份間的糾葛，要求研究者對其時暗流洶湧之政治形勢及文壇內部派系鬥爭有準確的把握，更得對這些文化人的尷尬處境及身份認同有足夠的同情與理解。生活在日本佔領區，留平臺籍文化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後世學者論述時，既不能沒有國家意識、民族大義等價值立場，也不能忽略個體的思想方式及生命哲學。來自臺灣的王申同學，追隨其前輩，負笈北大八年半，撰寫題為《淪陷時期旅平臺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動與身份表述——以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鍾理和為考察中心》的博士論文（2010年），對“旅京”與“臺灣作家”這兩個話題，均有較好的體貼。
同樣談論淪陷區北平讀書人的精神狀態，袁一丹的《北平淪陷時期讀書人的倫理境遇與修辭策略》（2013年）更為豐富與深厚。相對於明清帝京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京，此選題危機四伏，明顯更具挑戰性。因為，在這個話題上，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種矛盾糾結在一起，單說“同情的瞭解”或“充分掌握史料”還不夠，得有開闊的歷史視野，以及敏銳的學術判斷。淪陷區扭曲的時空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業已失去制度支撐的士大夫傳統，特別是易代之際的遺民傳統。而讀書人的出處進退，既是一種政治實踐，也是一種知識系統，更是一個象徵符號。談論此敏感話題，“分寸感”很重要，差之毫釐，便可能失之千里。此論文兼及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城市史以及政治史的論述，作者從不同角度切入，縱橫捭闔，抽絲剝繭，充分體現其良好的學術訓練。尤其是最為艱難的第二章（分析周作人淪陷時期的三套筆墨）和第三章（討論史家陳垣的援古證今的“表微”機制），作者收放自如，史識及學養之外，更顯示其很好的文字控制能力。
第四，藉助某些意蘊豐厚的都市場景，在文學、教育、學術、思想以及傳媒的交叉處展開對話與論述，重塑作為都市及都市文化形象的北京。魏泉所撰博士論文《十九世紀宣南的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2003年）[7]，著眼於十九世紀北京宣南地區的士林交遊對於其時文化風氣的影響，所論者小，所見者大。本文引入城市研究視野，將其與文化史、學術史考辨相結合，獲得明顯的問題意識與方向感。選擇“宣南詩社”、“江亭雅集”、“顧祠修禊”、“小秀野草堂”等作為切入口，論述中愈轉愈深，關涉晚清的學術思潮與詩文風氣，許多論述令人耳目一新。本文之值得肯定，不只是若干具體結論，更包括其論述時之膽大心細——有大的構想，但不強使史料就範，不賣弄，少空談，考辨時步步為營，判斷處小心謹慎。
林崢的《北京公園：現代性的空間投射（1860-1937）》（2015年）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公園”作為一個新興的西方文明裝置，是如何進入晚清以及民國北京的。論文選擇“公園”來討論“城市”，兼及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文學史等多重維度，視野開闊，氣魄宏大。尤為難得的是，作者在空間與時間、政治與文學、古代與現代的轉化與馳騁中，顯得既自信，又有度，節奏控制得很不錯。選擇萬牲園、中央公園、城南遊藝園、北海公園、陶然亭等五個個案，分別對應傳統士紳、新文化人、普通市民、新青年、政治團體的生活及表現，這並非最初的設想，而是在寫作中逐步醞釀成型的。現在看來，此設計可操作性強，五章各自表達，而又相互趨避，可謂“匠心獨運”。如此兼及城與人、文與史，描述北京公園的特殊性時，又能兼及外來文明的移植與傳統文化的發揚，實屬不易。
另外兩篇博士論文——李在珉的《老舍與張恨水的北京敘述和想象》（2006）與郭道平的《庚子事變的書寫與記憶》（2011），或因所論不限於北京，或主要著眼點不是都市文化，故從略。
五場會議與四輪課程
關於“北京學”，我自認成果卑微，值得一提的，除了學生撰寫的博士論文，還有五場學術會議與四輪專題課程。
我在北大出版社主持“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其《總序》稱：“討論都市人口增長的曲線，或者供水及排汙系統的設計，非我輩所長與所願；我們的興趣是，在擁擠的人群中漫步，觀察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像與質疑的權利。偶爾有空，則品鑑歷史，收藏記憶，發掘傳統，體驗精神，甚至做夢、寫詩。關注的不是區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純粹的史地或經濟，而是城與人的關係。雖有文明史建構或文學史敘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萊爾觀察巴黎、狄更斯描寫倫敦那樣，理解北京、上海、長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如此兼及“歷史”與“文學”，而相對忽略“政治”與“經濟”，不是刻意為之，乃學科背景決定的。
這套叢書到目前共推出十種，其中四冊是我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開的“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包括《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西安：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陳平原、王德威、陳學超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開封：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陳平原、王德威、關愛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香港：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近幾年略為懈怠，那是因香港會議論文集的出版波瀾迭起，不得不放慢腳步。
這不是四場嗎，為何說成了五場？因為，在北京、西安、香港、開封之外，還得加上另一座重要城市天津。2010年11月在京津兩地召開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壇”研討會，會後出版論文集《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因那時我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動用了行政資源，不好署編者名，只是撰寫了題為《作為學術話題的“京津”》的代序。
關於這五次學術會議，我的評價是：第一，由“北京文化”起步，逐漸走向“都市研究”，不僅視野有所拓展，更重要的是心態變化——不再獨尊帝京，也不限於為自家城市叫好。第二，談城市而貫通古今、縱橫捭闔，這在北京比較容易做到；談其他古都時，可就沒那麼方便了。如何讓古今之間“血脈貫通”，也就是說談西安不限於唐，論開封不限於宋，這是都市研究者必須努力跨越的陷阱。第三，“城市研究”天生就是跨學科的，單說文史兼通還不夠，還必須有更為開闊的視野，如談西安時之借鑑考古學，談開封兼顧法律制度，談香港引入建築與電影等。第四，關於“城市比較”，除了平津對話，還應該有更多的“雙城記”或“三城記”。第五，談城市的歷史與現狀，不只需要故事、人物、民俗、建築、文學、藝術，更包括立場、理論與方法。其中，文化批判與城市史、建築學、景觀設計的對話最值得期待，因那是人文學者走出書齋介入社會的重要途徑。
接下來，該硬著頭皮，談談北京研究課程的開設。說實話，十四年前，我在北大首開“北京文化研究”專題課時，學術準備明顯不足，只是覺得“必須”，於是學習鐵人王進喜，“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此倉促上馬，只能說是“教學相長”了。
2001年秋季學期在北大中文系開設的“北京文化研究”專題課，除了分析若干有關北京的詩文與小說，主要是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教授Richard Lehan的《文學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作為教材，邊譯邊讀邊評論。將“文學想象”作為“城市演進”利弊得失的“編年史”來閱讀，此思路決定了研究者必須既涉及物質城市的發展，更注重文學表現的變遷。城市和文學文本共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因而，閱讀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種方式的文本閱讀。這種閱讀還關係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歷史：它既豐富了城市本身，也豐富了城市被文學想像所描述的方式。
此課程的“開場白”日後整理成《“五方雜處”說北京》，初刊《書城》2002年第3期及臺灣的《聯合文學》2003年第4期。此文共六節，最後一節很有野心，尤其是下面這段話：“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談論‘文學北京’，乃是基於溝通時間與空間、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口頭傳說與書面記載、歷史地理與文學想象，在某種程度上重現八百年古都風韻的設想。不僅於此，關注無數文人雅士用文字壘起來的都市風情，在我，主要還是希望藉此重構中國文學史圖景。”事後證明，研究思路頗為可取，但無法一蹴而就，只能寄希望於年輕一輩學者——這正是此專題課的工作目標。
兩年後，我又在北大開了一門新課，就叫“現代都市與現代文學”，每週帶著研究生一起閱讀、討論以下九本有關城市的書：利罕的《文學中的城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趙園的《北京：城與人》、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陳學霖的《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施堅雅的《中華晚期帝國的城市》、休斯克的《世紀末的維也納》、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以及石田幹之助的《長安之春》。選書的標準，除了學術質量，還希望兼及思路與方法、文學與歷史、中國與外國、古代與現代等。學生們對《世紀末的維也納》和《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兩本書尤其感興趣，那種遊手好閒的姿態，那種觀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種將城市的歷史和文本的歷史攪和在一起的閱讀策略，都讓他們很開心。同樣道理，閱讀北京，理解這座城市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也是要兼及歷史與文學。這門課加上同時召開的“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吸引或者說召喚了不少年輕一輩學者。
又過了幾年，為配合“香港：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先在香港中文大學開設“都市與文學”專題課；經過一番增補，此課程又在北京大學重演一遍。這回的陣勢更為“壯觀”，涉及不同時期、不同學科、不同思路的城市研究，具體安排是：第一講“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第二講“都市生活：凝視與馳想”；第三講“城市記憶：失落與重建”；第四講“城市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參閱汪民安等主編《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五講“本雅明的巴黎研究”（參閱本雅明著、劉北成譯《巴黎：19世紀的首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本雅明著、張旭東等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第六講“休斯克的維也納研究”（參閱Carl E. 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81；卡爾・休斯克著、黃煜文譯《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第七講“文學中的城市”（參閱Richard Lehan，The city in literature :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理查德·利罕著、吳子楓譯《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八講“古代中國城市的日常生活”（參閱【增訂】《長安の春》，石田幹之助著、榎一雄解說，東京 : 平凡社, 1967年；Jacques Gernet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H. M. Wright，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 1250-1276， London : George Allen & Unwin, 1962；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九講“歷史學與社會學視野中的明清城市”（參閱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 2000年）；第十講“圖像世界裡的城市生活”（參閱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陳平原、夏曉虹編注《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2006年）；第十一講“上海研究”（參閱Rhoads Murphey ,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羅茲・墨菲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編譯《上海, 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 :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十二講“北京研究”（參閱趙園《北京：城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第十三講“長安想象、香港書寫與臺北故事”（參閱陳平原、王德威、陳學超編《西安：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十四講“我的‘香港/北京記憶’——從一本書、一幅畫、一首歌、一部影視說起”。
最後一講是討論課，不談理論，就說自己對這座城市的真實感受。學院派的訓練方法，讀過研究院的，閉著眼睛也能猜想得到。我的最大感慨是：當談論各自生活的城市時，北大學生遠不及港中大的學生。不是才華問題，也不是時間限制，而是心境——心高氣傲的北大學生，雖在北京生活了好幾年，但普遍沒有真正“進入”這座八百年古都兼國際性大都市。
北京集中了全國五分之一的好大學（假定211工程大學就是好大學，全國共117所，北京有26所），真的是“人才薈萃”。可這麼多精英生活在北京，真正關心北京這座城市的並不多——很少人在意這“第二故鄉”的喜怒哀樂。在國家視角與都市趣味之間，他們明顯傾向於前者。我曾為此大發感慨：“你在北大（或北京某大學）唸書，對腳下這座城市，理應有感情，也理應有較為深入的瞭解。可惜不是北大校長，否則，我會設計若干考察路線，要求所有北大學生，不管你學什麼專業，在學期間，至少必須有一次‘京城一日遊’——用自己的雙腳與雙眼，親近這座因歷史悠久而讓人肅然起敬、因華麗轉身而顯得分外妖嬈、也因堵車及空氣汙染而使人鬱悶的國際大都市。”[8]
可為與可不為
相對於一百多年的上海或三十多年的深圳，北京的地層太複雜了。不說建城三千年，單是建都八百年，就夠你忙乎的了。不僅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還有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不同民族對話的深刻烙印。所有這些，使得“北京學”層次豐富，線索複雜，深沉有趣，潛力極大，但要想把它做深、說透、寫好，則很難。
相對於縱橫古今的十卷本《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編，北京：中國書店，1994年），我更關注各種專題著作。眾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出自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如上面提及的《北京：城與人》的作者趙園，乃北大中文系1981級碩士生，後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外，北大中文系1982級本科生董玥，後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取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歷史系教授，著作有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2003），以及該書的中譯本《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北大中文系1995級碩士生唐克揚，後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為獨立策展人，著有《從廢園到燕園》（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上述三書的撰寫與我沒有任何關係，倒是以下兩種博士論文——張潔宇的《19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詩歌研究》[9]（指導教師孫玉石教授，2002年）、陳潔的《魯迅北京交遊研究》（指導教師商金林教授，2014年）——雖非直接指導，多少有所介入。按理說，“都市研究”並非中文系師生的主攻方向，能有如此成績，實屬不易。
“北京”作為一個學術對象，晚清以降，經歷了從野史軼聞到資料整理到筆記考辨再到博士論文的逐步演進，其大趨勢是越來越學院化。民國年間的史地專家張次溪、金受申等編書或寫書時，是有濃厚的文人趣味的。新中國成立後，鄧雲鄉那些橫貫掌故學與社會史、兼及考辨與文章的《魯迅與北京風土》《燕京鄉土記》《文化古城舊事》《北京四合院》等，也很好讀。一直到近年出版的諸多北京學方面的著作（如王軍的《城記》），仍然大都兼及學術性與可讀性。話題有趣，資料豐富，加上可供馳騁的空間很大，如此“北京研究”，得到中文系師生的青睞，實在情理中。可正因為作者多是文史專業出身，主要關注文學、文化、思想、學術、傳媒、教育等，不知不覺中，迴避了經濟、市政、建築等同樣很有意義的話題，因而其著作普遍顯得靈氣有餘而硬朗不足。
人文學者從事都市研究，單說“古今貫通”或“文史兼顧”還不夠，必須思考如何與社會史、經濟史、科學史對話，以及怎樣引入考古、藝術與建築的視野，增加空間感與視覺性。好在對此話題有興趣的博士生越來越多，他們苦心經營，穩紮穩打，學術上不斷有所突破。因寫作時間及評判機制的制約，博士論文裡的“北京”，往往被掰開了，揉碎了，越說越細，這個時候，期待大手筆，高屋建瓴而又言簡意賅，重建北京的整體形象。
相對於著述體例的思考，今日中國，都市研究之日漸傾向於“應用”，或許更值得關注。如何在個人學術興趣與國家發展戰略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是個難題。最近十多年，各大學紛紛將服務國家發展戰略作為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而這方面，社會科學長袖善舞，人文學則捉襟見肘。比如談城市群、京津冀一體化、華北五省區合作，在經濟、能源、交通、科技創新等領域有很多話好說，有很多事可做。這個時候，人文學者的思考及論述方式，就顯得有點玄虛了。可積極承接政府項目，並因此獲得大筆經費支持，這更接近於“智庫”，而不是“大學”，尤其是大學裡的人文學——後者擅長基礎研究，其能力及志趣，不太適應目前講求實用的大趨勢。
我承認“對策研究”及“領導批示”的價值，但不認為這是人文學的主攻方向。同樣談“北京”，得區分基礎研究與實用研究，二者各有所長，也各有缺憾。在我眼中，“大學”之所以不同於“智庫”，就因其像個漫無邊際的池子，養各種各樣的魚，國家（社會）什麼時候需要，我們都能提供合適的品種。在一個“計劃趕不上變化”的時代，大學的從長計議、多手準備，自有其好處。須知人類歷史上，有時星光，有時月亮，有時螢火蟲更討人喜歡。
當下中國學界之談論都市，制約你思考的，除了國家大政方針以及自家的學術理想，還包括地方政府的發展需要，以及開發商的利益訴求。這方面，我說過兩句意味深長的話。第一句揚眉吐氣：“某種意義上，城市是建起來的，也是說出來的——尤其是城市的歷史意蘊與文化內涵，即內在的力度與美感，需要人文學者幫助發掘，才能被公眾所接納。”[10]第二句則明顯底氣不足：“作為學者，我們的責任是說出自己相信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見解；至於領導在不在場，民眾愛不愛聽，能不能收穫掌聲或付諸實踐，不在考慮之列。”[11]為什麼？因我深知，當今中國學界，無論著書立說或現場發言均不受外界影響、氣定神閒、“吾道一以貫之”，這樣的學者越來越少了。
今日中國，無論轟轟烈烈的城市規劃，還是在清幽的書齋裡談論“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已經很難再特立獨行，像梁思成那樣為理想而激烈抗爭了。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守住自家的底線——有所為，有所不為。我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有感而發，稱做城市研究必須拒絕誘惑，不該成為房地產商的託。沒想到，主持會議的領導在閉幕式上針鋒相對，說研究都市的，為房地產商站臺，是可以通融的。幸虧我當時不在場，否則非吵起來不可。這等事，雖說早已見怪不怪，可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居然還有學界領導站出來，理直氣壯地為其辯護。既然如此，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1] 參見《胡適全集》第31卷第812頁、第814頁，以及第23卷第348頁、第24卷第75頁,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陳平原：《“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大學·都市·圖像·聲音》，《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第1期，收入《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3] 陳平原：《“五方雜處”說北京》，初刊《書城》2002年第3期，收入《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4] 此文修訂後，2008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書名改為《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1928）》。
[5] 此文修訂後，2008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書名仍為《清末民初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
[6] 此文修訂後，2011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書名改為《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
[7] 此文修訂後，2008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書名改為《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
[8] 參見陳平原《對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報》。
[9] 此文修訂後，2003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刊行，書名改為《荒原上的丁香：20世紀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研究》。
[10] 陳平原：《“城市”怎樣“閱讀”——一個人文學者的追求與困惑》，《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11] 陳平原：《六城行——如何閱讀/闡釋城市》，2012年2月8日《中華讀書報》。
2015年10月1日修訂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初刊《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
作者簡介：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關注的課題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教育及學術、圖像與文字等。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全國高校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獎(1995，1998，2003)、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集體，1999)、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集體，2001)、第一、二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論文一等獎(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6)、第三屆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06)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大學十講》《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著作三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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