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天樂·與馮深居登禹陵
（吳文英）
三千年事殘鴉外，無言倦憑秋樹。逝水移川，高陵變谷，那識當時神禹？幽雲怪雨。翠蓱溼空梁，夜深飛去。雁起青天，數行書似舊藏處。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慳會遇，同翦燈語。積蘚殘碑，零圭斷璧，重拂人間塵土。霜紅罷舞。漫山色青青，霧朝煙暮。岸鎖春船，畫旗喧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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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慳會遇，重剪燈語。
——《齊天樂》
這一趟朝謁禹陵的旅程，沒有鮮衣怒馬，冠蓋京華。結伴而行的，是兩個政治場上寂寥的邊緣人。
根據日本學者村上哲見的《宋詞研究》推測，吳文英很可能是一個因為出身卑微而根本不具備科舉應試資格的貧寒書生。
而與他同行的故人馮去非，則在數年前為了保全歐陽修的儀徵東園不被朝廷改作佛寺，據理抗爭，最後落了個丟官罷職的下場。
根據禮制，春秋兩季祭祀歷代帝王陵廟的儀式應該由地方行政長官主持。這本應是莊嚴肅穆的大典，牲用太牢，禮用三獻。
可是在這個秋天，峨冠博帶的朝廷命官並未按時出現，兩個寄身江湖的草野閒人卻不期而至。該來的沒來，不該來的卻又來了，這是為什麼呢？
積蘚殘碑，零圭斷璧，重拂人間塵土。
——《齊天樂》
根據《大明一統志·紹興府志》記載，南宋紹興年間的一個黃昏，禹廟前忽然光焰閃爍。人們循著那光焰挖掘下去，掘出了遠古時期的圭璧、佩環，並將它們珍藏供奉在禹廟之中。
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頒詔保護禹陵開始，春秋祭禹便已經列作了趙宋王朝的國家常典。
而吳文英與馮去非登上的這座禹陵，在南宋光宗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才剛剛重修過。
可是到了寫下《齊天樂》的淳佑五年（公元1245年），也就是短短五十年以後，原本修葺一新的廟宇便破敗到了這個地步：殘損的廟碑因為缺乏維護，棄置已久，已經積滿苔蘚。
而當年發掘出的圭璧、佩環，由於無人擦拭供奉，導致破碎殘缺，重又被塵封了起來。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對中國曆代王朝來說，祭祀典禮都是頭等重要的政治活動。
而禹廟的荒廢如此，清晰地表明瞭當時的南宋王朝已經禮崩樂壞到何等程度！
一個連祭祀職責都不能按時履行的政權，一個連先祖和歷史都不知道敬畏的國家，你還能對它抱有什麼希望？
難道要指望一個貧寒書生和一個罷職散官來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嗎？
怪不得南宋在三十年後就亡國了呢！
肆
我猜想，站在荒涼破敗的禹陵上，悲傷的吳文英心裡已經浮現出了亡國的隱憂。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蒙古人的鐵蹄征服了江南大地，異族的馬鞭抽打在了華夏兒女的身上，我們將何以自處？
同樣被異族女真亡了國的明朝遺民顧炎武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號，謂之亡國；
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日知錄》）
政權的覆滅並不可怕。
因為同金戈鐵馬的胡虜相比，窮兵黷武從來就不是知書達禮的中國人所擅長的。
中國立國五千年的基石是代代相承的仁義道德，禮樂文化。
而在這燦爛的中華文明當中，最核心、最寶貴的是屬於我們民族的歷史記憶。
只要這份記憶一直存在於中國人的血脈裡，縱然被入侵的外來勢力摧毀了枝繁葉茂的國家，也絕沒有人能將中國連根拔起！
說到這兒，我們不妨聯想一下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中，為什麼史學大師陳寅恪要撰寫“唐代三稿”，為什麼錢穆要撰寫《國史大綱》，因為只要還有人在書寫中華民族的歷史，中國就不會滅亡。
相比於前賢興亡繼絕的救世情懷，今日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精日分子們難道不感覺羞恥嗎？！
霜紅罷舞。漫山色青青，霧朝煙暮。岸鎖春船，畫旗喧賽鼓。
——《齊天樂》
禮崩樂壞的南宋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就像苟延殘喘的深秋枯木一樣，很快就將被埋沒在嚴冬的風雪裡。
但聖人孔子說過，禮失求之於野（《漢書·藝文志》）。
即便趙家政權在蒙古人的凜冽兵鋒下飛灰湮滅，那些可愛的平凡的中國人也將為這個國家保存下星火相傳的種子。
沒有看見嗎，雖然在這個深秋，荒涼的禹陵上並沒有舉行朝廷的祭典，但嚴冬後的春天，百姓們還將自發坐船來到江畔賽會，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紀念中國的締造者——禹王。
中國是不會亡的。
尾聲
同樣是寄幕鬻食的寒士，姜夔給人的印象是“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獨善其身的白石道人，他蕭散閒遠的文字中讀不出一絲人間煙火的氣息。
正惟其如此，方成就了姜夔的一世令名。
相比於姜夔，出入朱門大第、酬唱當朝權貴的吳文英就略顯塵俗了。
尤其是他贈與奸臣賈似道、榮王趙與芮的幾首小歌詞，遭到後來人的諸多詬病。
但我卻覺得那並非吳文英的真實面目。
如果說姜夔就像甘於平淡，在天台和大街上教拳都不怕跌份的葉問，那麼吳文英就像那個靠著魚欄養家餬口，卑躬屈膝為洋人跑腿的洪拳宗師洪震南。
“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我們中國武術就不行！”在他們低聲下氣的無奈背後，自有一份慷慨激昂的烈士胸襟。
所以洪震南面對著洋人對中國武術的侮辱，不憚於以身殉道，戰死拳臺；
所以寄人籬下的吳文英在嫻雅高華的應酬文字之餘，也不禁流露出《齊天樂》這樣感慨興亡的《黍離》之聲。
從文格上說，《齊天樂》和辛棄疾的“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相比，格局氣魄都不遑多讓。
但辛棄疾是縱橫捭闔的抗戰領袖，攬轡登車、澄清天下的志向對他來說首先是一份政治責任；
而吳文英只是一個連科舉資格都沒有的邊緣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就純是一片興亡繼絕的書生情懷。
辛棄疾就像南京保衛戰裡英勇的國軍戰士，用血肉之軀去炸燬日軍的坦克。
而吳文英就像身披唱詩袍、懷揣剪刀去赴死亡宴會的金陵十三釵。在國家興亡的面前，風塵女子的義烈甚至比七尺男兒更加可歌可泣。
餘秋雨曾經在《莫高窟》一文中寫道：“不管怎麼說，這塊土地上應該重新會聚那場人馬喧騰、載歌載舞的遊行。我們，是飛天的後人。”
我也由衷地希望吳文英和他的《齊天樂》能夠在這個時代收穫更多的知音。
儘管它隱辭幽思，陳喻多歧，但千年後的我們也一定能和它呼吸與共，因為我們的身上都流淌著禹王的血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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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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