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
（吴文英）
三千年事残鸦外，无言倦凭秋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幽云怪雨。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雁起青天，数行书似旧藏处。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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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重剪灯语。
——《齐天乐》
这一趟朝谒禹陵的旅程，没有鲜衣怒马，冠盖京华。结伴而行的，是两个政治场上寂寥的边缘人。
根据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推测，吴文英很可能是一个因为出身卑微而根本不具备科举应试资格的贫寒书生。
而与他同行的故人冯去非，则在数年前为了保全欧阳修的仪征东园不被朝廷改作佛寺，据理抗争，最后落了个丢官罢职的下场。
根据礼制，春秋两季祭祀历代帝王陵庙的仪式应该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这本应是庄严肃穆的大典，牲用太牢，礼用三献。
可是在这个秋天，峨冠博带的朝廷命官并未按时出现，两个寄身江湖的草野闲人却不期而至。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却又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
——《齐天乐》
根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的一个黄昏，禹庙前忽然光焰闪烁。人们循着那光焰挖掘下去，掘出了远古时期的圭璧、佩环，并将它们珍藏供奉在禹庙之中。
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颁诏保护禹陵开始，春秋祭禹便已经列作了赵宋王朝的国家常典。
而吴文英与冯去非登上的这座禹陵，在南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才刚刚重修过。
可是到了写下《齐天乐》的淳佑五年（公元1245年），也就是短短五十年以后，原本修葺一新的庙宇便破败到了这个地步：残损的庙碑因为缺乏维护，弃置已久，已经积满苔藓。
而当年发掘出的圭璧、佩环，由于无人擦拭供奉，导致破碎残缺，重又被尘封了起来。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对中国历代王朝来说，祭祀典礼都是头等重要的政治活动。
而禹庙的荒废如此，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的南宋王朝已经礼崩乐坏到何等程度！
一个连祭祀职责都不能按时履行的政权，一个连先祖和历史都不知道敬畏的国家，你还能对它抱有什么希望？
难道要指望一个贫寒书生和一个罢职散官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吗？
怪不得南宋在三十年后就亡国了呢！
肆
我猜想，站在荒凉破败的禹陵上，悲伤的吴文英心里已经浮现出了亡国的隐忧。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蒙古人的铁蹄征服了江南大地，异族的马鞭抽打在了华夏儿女的身上，我们将何以自处？
同样被异族女真亡了国的明朝遗民顾炎武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
政权的覆灭并不可怕。
因为同金戈铁马的胡虏相比，穷兵黩武从来就不是知书达礼的中国人所擅长的。
中国立国五千年的基石是代代相承的仁义道德，礼乐文化。
而在这灿烂的中华文明当中，最核心、最宝贵的是属于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
只要这份记忆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血脉里，纵然被入侵的外来势力摧毁了枝繁叶茂的国家，也绝没有人能将中国连根拔起！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联想一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为什么史学大师陈寅恪要撰写“唐代三稿”，为什么钱穆要撰写《国史大纲》，因为只要还有人在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就不会灭亡。
相比于前贤兴亡继绝的救世情怀，今日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精日分子们难道不感觉羞耻吗？！
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
——《齐天乐》
礼崩乐坏的南宋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就像苟延残喘的深秋枯木一样，很快就将被埋没在严冬的风雪里。
但圣人孔子说过，礼失求之于野（《汉书·艺文志》）。
即便赵家政权在蒙古人的凛冽兵锋下飞灰湮灭，那些可爱的平凡的中国人也将为这个国家保存下星火相传的种子。
没有看见吗，虽然在这个深秋，荒凉的禹陵上并没有举行朝廷的祭典，但严冬后的春天，百姓们还将自发坐船来到江畔赛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纪念中国的缔造者——禹王。
中国是不会亡的。
尾声
同样是寄幕鬻食的寒士，姜夔给人的印象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独善其身的白石道人，他萧散闲远的文字中读不出一丝人间烟火的气息。
正惟其如此，方成就了姜夔的一世令名。
相比于姜夔，出入朱门大第、酬唱当朝权贵的吴文英就略显尘俗了。
尤其是他赠与奸臣贾似道、荣王赵与芮的几首小歌词，遭到后来人的诸多诟病。
但我却觉得那并非吴文英的真实面目。
如果说姜夔就像甘于平淡，在天台和大街上教拳都不怕跌份的叶问，那么吴文英就像那个靠着鱼栏养家糊口，卑躬屈膝为洋人跑腿的洪拳宗师洪震南。
“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我们中国武术就不行！”在他们低声下气的无奈背后，自有一份慷慨激昂的烈士胸襟。
所以洪震南面对着洋人对中国武术的侮辱，不惮于以身殉道，战死拳台；
所以寄人篱下的吴文英在娴雅高华的应酬文字之余，也不禁流露出《齐天乐》这样感慨兴亡的《黍离》之声。
从文格上说，《齐天乐》和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相比，格局气魄都不遑多让。
但辛弃疾是纵横捭阖的抗战领袖，揽辔登车、澄清天下的志向对他来说首先是一份政治责任；
而吴文英只是一个连科举资格都没有的边缘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就纯是一片兴亡继绝的书生情怀。
辛弃疾就像南京保卫战里英勇的国军战士，用血肉之躯去炸毁日军的坦克。
而吴文英就像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去赴死亡宴会的金陵十三钗。在国家兴亡的面前，风尘女子的义烈甚至比七尺男儿更加可歌可泣。
余秋雨曾经在《莫高窟》一文中写道：“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我也由衷地希望吴文英和他的《齐天乐》能够在这个时代收获更多的知音。
尽管它隐辞幽思，陈喻多歧，但千年后的我们也一定能和它呼吸与共，因为我们的身上都流淌着禹王的血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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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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