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为欧阳修撰，其中有《四夷附录》三卷，集中反映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包括契丹、奚、吐浑、达靼、党项、突厥、吐蕃、回鹘、于阗、高丽、渤海等民族的历史。
对于宋朝史官来说，撰写民族史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从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中寻求处理现实民族与社会问题的良策。总结唐、五代政权对“四夷”的经验教训是编纂者撰写民族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新五代史》修撰的北宋中期，北宋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已有过多次军事较量，
由于北宋在战争中常处于劣势，北宋与辽、西夏等的外交关系因此频繁开展。正是当时严峻的边疆形势，使北宋史官修史时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关注度增加，进而加大了少数民族专传的比重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北宋仅完成了区域统一，因而北宋史官也没有汉、唐时期史官的那种包容广大的胸襟和兼顾四方的宽广视野，他们对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的记述，尤其是五代时期的民族史的记述，不求全面但求务实。因此他们的相关记述针对性很强，只选择当时少数民族中盛衰关涉中原政权较大的为之记述，而且在记述排序上、用墨多少上也考虑其势力的强弱。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明言有些“夷狄” “乌足以考述”，而有些“服叛去来”关涉“中国利害”却“不可以不知”。并且指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在记述中不仅以契丹居首篇，且用了全部《四夷附录》三分之二的篇幅，可见，重视其事所以记述最多。而所记其他十六个民族或地区确实十分简略，共写了一卷。
《新五代史》尊宋的宗旨也限制了欧阳修的历史眼光。欧阳修编《新五代史》把契丹置于《四夷附录》是不符合五代时期历史实际的，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各种势力都很看重契丹的力量，契丹君主也与后梁、后唐、后晋等政权的君主多有会盟和往来，他们彼此约为兄弟。而《四夷附录》确实有故意贬低以契丹族为主建立的辽朝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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