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困境

其實傳統社會對上古史的疑惑，從孔子那裡就提出來過。

在《論語·八佾》中，孔子就對比他還早時代的禮制問題做出過如下表述：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意思就是，夏代的禮制，我能表述出來，杞國（雖然是夏代的後裔，但是他們）的禮制已經不能用來證明夏代的禮制了；殷代的禮制，我能表述出來，宋國（雖然是商代的後裔，但是他們）的禮制已經不能用來證明夏代的禮制了。（為什麼不能證明呢？因為）記載夏代和商代禮制的文獻失傳沒法證明了。如果文獻足夠，那麼我就能夠證明。

可見，三代的文獻，加入存在的話，到春秋戰國之際也就軼失了。

近代學者王國維在研究上古史編寫過程的時候也發現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取孔子所傳《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訓之百家言；於《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之《諜記》。其術至為謹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書》於今古文外，在漢有張霸之百兩篇，在魏晉有偽孔安國之書百兩。雖斥於漢，而偽孔書則六朝以降行用迄於今日。又汲冢所出《竹書紀年》，自夏以來皆有年數，亦《諜記》之流亞。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為五帝三王盡加年數，後人乃復取以補《太史公書》，此信古之過也。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

簡而言之，發現古人用不同版本的文獻來訂正史書，但是後來發現採用的文獻未必都是真實的。

綜上，先秦史的編纂者，主要還是通過存世的描述記錄上古史的文獻來編纂上古史，可惜不一定所有的材料都可靠。

文本並非唯一

不過信息記錄的體系，不一定非得依靠文字不可。口頭的傳承是另外一種形式，這就是孔子當年所說的，“夏禮”“殷禮”他能說出來，只是無法證實。可見孔子在文獻之外，還有對於上古史的獲取來源，可能來自於家學，或者來自於孔子向其他學者學習、請教、交流時蒐集來的口頭資料。

現代史家的幸福

在文本、口頭之外，還有一個途徑就是器物。器物製造出來，必然要滿足實際的用途，所以可以根據器物來推測上古的歷史，特別是和器物有關的社會生活史。然而傳統社會沒有發展出考古學，所以不但不能系統發現這些藏於地下的考古材料，發現的零星材料也不能正確的解讀。所以現代的上古史學家們就可以利用這些材料來豐富歷史的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