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英文化

明後期政治黑暗。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由張居正當國，政治比較清明，內閣也有威權，能夠駕馭吏部及眾多言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但自張居正死後，內閣再無有作為的人物，內閣、吏部、言官各為一派，互相鬥爭。而皇帝本人又怠於政事，凡三十餘年不上朝，幾與大臣隔絕，一切章奏皆不答批，謂之留中。尤其晚年，怠荒更甚，官缺也多不補，以致內閣、部院各衙門多空無人，地方官也缺十之六、七。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罷官，從北京回到家鄉無錫。無錫原有東林書院，為宋代楊時講學之處。顧憲成倡議修復，遂與好友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並在講習之餘，批評朝政，議論人物。當時不僅那些“抱道忤時”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而且在朝的一般正派官員也遙相應和。於是東林的名聲大著，而忌者也多。東林黨人的傾向是要求改良政治，反對宦官專權肆惡，反對礦監稅使掠奪城市工商業者，反對宗室貴戚無限佔田。如神宗要賜給福王莊田四萬頃，東林黨人禮部侍郎孫慎行即起而諫阻，說祖宗朝賜田沒有過千頃者，並“拼一死”力爭。又如東林黨人鳳陽巡撫李三才一再上疏，責備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害民，言詞非常激烈，說道：陛下愛珠玉，小民也慕溫飽；陛下愛孫子，小民也戀妻子。為何陛下欲聚財貨，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

天啟初年，東林黨人佈列滿朝，分據內閣、吏部、都察院及科（六科）、

道（十三道）各部門，一時勢力大盛。但是局面不久便翻了過來，變作閹黨的天下。宦官魏忠賢與熹宗乳母客氏互相勾結，二人甚得熹宗信任，客氏被封為奉聖夫人，魏忠賢則為司禮秉筆太監，並且提督東廠，魏忠賢的爪牙田爾耕掌錦衣衛事，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獄。熹宗深居宮中，政事一聽魏忠賢所為。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即對東林黨人進行殘酷打擊。

天啟四年（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首先上疏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一時群僚響應，交章論魏忠賢不法。天啟五年，魏忠賢大舉反撲，逮東林黨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下獄，乃借邊事加以陷害，誣其曾受楊鎬、熊廷弼賄。六人均死於獄中，時稱為六君子。天啟六年，魏忠賢又興大獄，逮東林黨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七人。高攀龍投水死，其餘六人死獄中，時稱為後七君子。魏忠賢黨羽又撰《縉紳便覽》、《點將錄》、《同志錄》，提供東林黨人名單，按名捕殺斥逐。魏忠賢又命人編纂《三朝要典》，顛倒三案是非，定東林黨人王之寀、孫慎行、楊漣為三案罪首。至此，東林黨人被殺逐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莫不遍置死黨。朝中官僚為其走狗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號。凡內外章奏無敢稱魏忠賢名者，均稱為“廠臣”。即內閣票旨，也必稱“朕與廠臣”。諸官皆稱魏忠賢為九千歲，甚至稱為九千九百歲。又浙江巡撫潘汝楨首先為魏忠賢建立生祠於西湖。由是四方效尤，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又監生陸萬齡請以魏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時魏忠賢毒焰之烈可以想見。

崇禎帝繼位後，始除掉客氏及魏忠賢，並清洗閹黨，但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仍未停止，直到明朝滅亡。

倪說歷史

最不可思議的是到現在還把東林黨看做是政黨是好人。東林黨不是什麼政黨他是個宗教團體，準確的說是個邪教，是理學邪教在明朝的馬甲。這就要說下這個邪教從司馬光創立所遵循的教義是什麼，和在這個歷史時期邪教必須要做的又是什麼了。

理學邪教是儒學的付骨之蛆，打著儒學的牌子行的是邪教的實質，宗教和學派最核心的區別是一個自創立之初就無法修改一個需要吸收新鮮知識從而充實和發展自我。理學邪教把儒學經典上的治國理念搬到自己的教義裡，定義成了不可更改的聖經，誰要改那他就是異端，是異教徒，要口誅筆伐，要他死無葬身之地！請參考中期改革者，王安石，張居正，李鴻章。這些人還是體制內的而且他們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癢式的改革都被罵成狗，體制外的萬曆改革，魏忠賢改革更是嗤之以鼻。那這個不容觸碰的核心教義是什麼？我認為是井田制，國家把人口和土地結合起來形成勞動成果，從而形成稅收。這也是中國能夠分久必合，迅速恢復生產的根本原因。但是這個制度只適應於人少地多的國家建立初期，隨著和平的到來，人口爆炸，明朝從2到3千萬人口到中期已經到了1個多快兩億。而土地的供給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同樣的一個家庭從建國初期的十幾二十畝地在不斷的分家過程中(那時沒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也就幾畝地了。維持溫飽都可能有問題，更別說稅收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該怎麼辦，萬曆給了正確答案，通過關稅，商業稅和礦稅彌補。但是這東林黨是邪教，他怎麼可以讓你做出違背教義的事呢！萬曆一死全都擰回來。但是國家還是沒錢啊，怎麼辦？教義不能動那就只有殺人了，把中國人口重新降到2到3千萬，他們就可以再次通過行之有效的井田制蠱惑老百姓信他們。這就有了300年來一下的合久必分！辦法有了，如何執行，殺人無非就是瘟疫，天災，戰爭。前兩個不好控制，只有戰爭好控制。自己不動手那就讓外族來殺。這也就是滿清入主中原。他們只要攪混水，殘害忠良，把自己偽裝好就行了。

日常刷下線

解密東林黨落敗的原因

大明朝之亡，除了慣常說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原因之外，還有很大一個原因是亡於一個字，便是那個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頒佈理學之《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開始“家孔孟而戶程朱”，“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到明中葉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斷地推波助瀾，幾乎完全屏棄了中國自秦漢以來“內聖外王”的治國平天下之道，體用不分，純以道德文章為唯一衡量標準，只重節操不重才幹，造就了一大批只會與“異己”分子劃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評與自我批評，餘則一竅不通的道德憲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狀況江河日下。

明成祖

　崇禎帝縊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這個“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黨爭中，東林黨人就一直孜孜於這個“正”字，並以為這是天下之本。

　　話是沒錯。

　　可惜的是，這“正”也得看怎麼個“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東林一脈，就未必個個身上乾淨有骨氣;而閹黨中人、貪官汙吏，卻又未必一定無氣節。這個“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實在很是耐人尋味。

　　好比東林魁首錢謙益、黃宗羲，還有歷來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馬士英、阮大鋮，乃至著名的南明死節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蹟，就都有著極強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牽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謂“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劉宗周、黃道周等，他們雖然也很“正”，但他們那種“正”法和表現，卻頗令人齒冷，甚至於叫人心寒不已。有關劉宗周和黃道周，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節專門論述，茲摘錄於下：

　　劉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為念臺先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被視為學問淵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銅山的黃道周(號石齋)備受東林—復社人士的景仰。由於他的弟子黃宗羲等人對他推崇備至，流風所及，人們往往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只要劉、黃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國就有中興之望。其實，劉宗周和黃道周都不是棟樑之材。他們“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就迂腐和褊狹而言，宗周更甚於道周。他畢生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完美。由於這種“完美”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往往顯得矯情做作。劉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為了表現自己進退有“廉恥”，他連“君有命，不俟駕”的儒家信條也丟在腦後，從被任命為四品官太僕寺少卿起“必三四辭而後受事”。

劉宗周

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使者穿梭於道，因循經年他才雍容有度地進京任職。這正如俗語所說“急驚風遇著慢郎中”，想依靠這種人挽救危局無異是緣木求魚。弘光政權建立以後，他的行為也極其詭異。被起用為左都御史時他既不用舊官銜，也不用新官銜，而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說，淮撫路振飛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斬也”;高傑、劉澤清率軍南逃“可斬也”。在明末江淮諸臣中，路振飛敢於同南下的大順軍抗衡，對明朝而言可謂忠心耿耿。劉宗周卻以總憲的名義上疏建議處斬;高傑、劉澤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擁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沒有可殺之勢。夏完淳說：“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

　　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姜)曰廣繼之……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據歸莊說：劉宗周“後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飛)之誤”。劉宗周的慷慨陳詞，主觀上是顯示自己的凜凜正氣，客觀上卻加劇了弘光朝廷內部的矛盾。當劉澤清等勳臣以他自稱“草莽孤臣”和建議弘光帝進駐中都鳳陽是犯上作亂的大陰謀(鳳陽沒有城牆，有高牆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極力辯駁，聲稱自己“不受殺”。特別奇怪的是，黃道周被召為禮部侍郎，他寫信加以阻止，說什麼“際此亂朝，義不當出”。黃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又結怨於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道周奉使紹興祭禹陵，這裡正是宗周的家鄉，多次請見，等了一個多月，他不僅避而不見，還在扇面上寫詩一首叫黃道周滾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時，他派人到處找黃道周，道周已經隨唐王朱聿鍵赴閩。

　　他才後悔“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紳衿開始起兵反清時，他卻決定絕食自盡。門生勸他道：“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餘老矣，力不能勝。”宗周當時已六十八歲，起義抗清確有一定困難，可是，他的門人王毓蓍投水自盡的消息傳來，他說：“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可見他的所謂“正命”不在年老。絕食幾天後，他談自己的感受道：“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慾也。”滄海橫流，黎民塗炭，社稷危如懸發，劉宗周卻輕描淡寫地說成“原無一事”。

　　第二天，傳來了金華舉義兵抗清的消息，門生勸他忍死以待。他說：“語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竟也。”最後終於餓死。劉宗周作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達到了，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從征服者的清朝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

關於被顧先生稱為行為詭異的劉宗周在起復後對弘光自稱“草莽孤臣”及對道周所說之奇談怪論等，餘以為無非都是不認同弘光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禎殉國時其為布衣的身份，並以弘光朝為“亂朝”，此種行為，實在令人無法評說。

　　說回正題。

　　我們還是先就與馬士英、阮大鋮這兩位大“奸臣”有關係的一些事例鋪展開來，看看明季東林黨人的這個“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麼作用。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明史》將其與溫體仁、周延儒、阮大鋮等一起列入奸臣傳。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初遷任山西陽和道副使，後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到此時，馬士英的仕途都是頗順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撫後僅一月，就開始動用公款賄賂朝貴，結果為鎮守太監王坤揭發，被罰遣戍，隨之流寓南京。

　　而馬士英之後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勢與一方坐大，與當時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鋮，有極大關係。馬士英與阮大鋮兩人正是在這個時候熟識起來的，但也從此時開始，他們被東林黨人及大多史家指為閹黨和大奸大惡的人物。

　　可實際上，阮大鋮的名掛逆案與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認真追究起來，這兩人與被指的這些罪名，都頗有些不搭邊。

　　先說馬士英這個“奸臣”的冠名。

　　馬士英被流放南京後，為阮大鋮推薦，由周延儒所起復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而周延儒原本就是東林一脈，做首輔時所拔之士頗多東林，後來因錢謙益一案為東林所指，雙方關係遂告破裂，但其於崇禎十四年二月重入內閣，卻是在東林一脈的復社領袖張溥遊說下復歸東林體系，然後由東林黨——復社一脈聯合了最被他們所鄙視的魏忠賢“逆案”中人阮大鋮、馮銓等人，採取賄賂內監、後宮等不正當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認真說起來，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馬士英也可以說屬東林體系的。而馬士英本人的政治態度，當時來說本就傾向東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當部分東林黨人和後世史家在論及南明局勢時，卻大都指責因馬士英當政掌握大權，又起用“閹黨”阮大鋮任用“逆案”中人禍國殃民，排斥東林黨，並將史可法排擠在外，曰“秦檜留之在朝，李綱驅之在外”朱一是：《為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以至南都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錢謙益等東林黨人掌權，大明社稷就不至於淪亡，甚至可以起復東南之意。

　那麼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這等說法還大大地有移禍東江的嫌疑。

　　因為這麼一來，就等於將弘光朝傾覆之責輕輕一推，全都壓到了馬士英與阮大鋮的身上，卻把東林黨人洗了個清白乾淨。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東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損，甚至無中生有，尤其於對立方及中間人士，乃至一些黨內異己者的記敘，殊難取信於人。

　　首先要說清楚的一點是，馬士英得勢當政、史可法失勢出京督師，並非全出自馬士英之陰謀和手腕，甚至可以說馬士英當時是半主動、半被動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觀上，形成這一局面的推動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錢謙益為首的一大批東林黨人。

資治通見

萬曆皇帝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可是在他御宇的四十多年裡，大半時間是和文官集團處於對抗階段的，他不出席任何帝國禮儀，不制定參與決策，不提拔官員，但是整個大明帝國，並未因此而出現混亂，帝國仍然運轉如前。這是專制制度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連皇帝也不過是制度的需要而已，而且沒有皇帝帝國照樣正常運轉。到明代後期由朱元璋開創的內閣制度已經發展成熟，他發展到一種限制皇帝的制度，文官集團愈來愈需要的是一個合乎利益的守成之君，如弘治皇帝，越是順從文官，文官越是認為你賢明。明代後期的皇帝是生活在一種被限定的道德規範之中。

那麼限制皇帝的道德來自於哪呢？來自於文官集團。帝國內的一切事都有道德來安排，帝國的一切問題在爭論到最後都可以轉化成道德問題，百姓，官員，皇帝多生活在一定的道德規範之中，而所有道德問題終極裁決都是皇帝來做。但是人是有私慾的，大家都是在道德規範之下，謀求私利，表面一套，私底下有一套，張居正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在他的死後查明他的家產數十萬兩。而萬曆皇帝從小卻是被他教育要恪守道德，當這一切看透的時候，萬曆皇帝表現出一種對道德的反感。

官員的私慾又會分成相互不同的派別，而不可能團結，後來的首輔申時行則發現其中的癥結，所以極力調和文官集團，又促使皇帝與文官之間的合作，而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皇帝要做出道德表率，如前參加各種儀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比文官集團更加痛苦，因為他被要求不能有什麼私慾，就算有私慾也一定要在一定的規範之下，它的位處帶整個帝國的最上層，所作所為都受全國的注目，特別是文官集團。這是一種不對稱的結構，權力最高者卻最不自由，萬曆皇帝是一個具有超越意識和叛逆精神的君主，因為他看到文官皆有其私，對一切道德規範都持有一種蔑視的態度，認為這不過是一種虛假的表象而已，所以他會認為御史鄒元標的直言犯上是“訕君賣直”。然而他又不像他的叔祖正德皇帝那樣完全不在乎文官集團，只好生活在其中有采取不願意與文官合作的態度。

其實這種道德規範還是很有作用的，有些文官的確受此長期的薰陶能夠在其需要的時候奉獻自己，比如東林黨人。然而萬曆皇帝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因為自己作為皇帝還要受到這種道德規範的限制，他與文官長期不合作。其實我們想一想每個人都有私慾，為什麼卻不允許作為一國之君的皇帝毫無私慾，作為皇帝是萬分痛苦的，更何況萬曆皇帝又看透了這種規範的虛假。

那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因為帝國依靠道德來上下維繫，皇帝作為帝國的象徵，必須要有崇高的道德，做一個有德之君，才為萬民所敬仰，才能維持帝國的正統性。帝國的一切制度安排都以道德為核心。而萬曆皇帝如此消極怠工，是萬民失去道德支撐，文官似乎感覺自己為國家盡忠是毫無意義的事，因為他們根本看不到皇帝的任何一點積極回應，皇帝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虛假的去成就其私而已，由是百官之風日漸萎靡。皇帝作為帝國道德的終極判斷，對一切置之不理，不置可否，那麼文官又如何不亂呢？

在皇帝不對事物作出道德終極判斷時，官分必然大壞，因此文官結黨營私相互攻訐必愈來愈激烈，因為沒有一個對錯標準，大家不用擔心會出現失敗。所以明實錄上寫到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也。萬曆皇帝不履行自己的作為皇帝的職責，而是文官集團陷入一種無法挽回的分裂局面。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南明小朝廷，因為後來的皇帝更不如前更無能力解決如此大的矛盾，崇禎皇帝雖然力圖重振，但他疑心太重。

東林黨人是一群深受傳統道德影響，他們以道德自詡，力圖挽回這種風氣，然而這種作為如果沒有皇帝的參與必定是要失敗的。他們是一群不幸的人，楊漣、左光斗若有皇帝的支持，挽回世風還有希望。但是他們以自己的道德標準去攻擊其他官員謀求私利，可是在其他官員看來（萬曆也一定如此看）他們又何嘗不是在謀求其私利呢？在終極道德缺失的情況下，他們有怎麼說自己是正確的呢？

東林黨人的失敗，說明這個朝代已經出現了道德危機，而在以後的又無法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挽回，加之以內憂外患，明朝的統治根基由此動搖。

小太史

最初提出“東林黨”這個說法的可能是其對頭魏忠賢陣營的人，孔子說“君子不黨”，文人為主的東林黨人自然不會以黨自居犯下此錯。

明萬曆後期，由中央官員致仕的顧憲成聯絡高攀龍等人重新修建了無錫東林書院，本意是在此教書育人。但此時正值大明王朝逐步進入深淵，處於內憂外患之際，因此顧、高等人在講學中免不得會藉此針砭時弊，諷喻朝政得失，並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此舉在讀書人中引起極大反響，也得到朝中官員的響應與擁護，部分動機不純的官員也加入進來，摻雜了政治因素的東林書院不再是單純意義上教育基地，而成為結黨營私的場所。

如果是現代民主國家，有東林黨這樣的在野黨監督對手執政，未嘗不可，但在集權時代的明帝國，實在是一種災難。

早期的東林黨人還是比較正直的，對國家也有一定的貢獻，並敢於與惡勢力鬥爭，如被魏忠賢迫害寧死不屈的六君子：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人。

此後東林黨在魏忠賢的閹黨壓迫下，消停了一段時間，但並沒有被趕盡殺絕，是身為木匠愛好者的天啟皇帝放過了他們，或許是天啟皇帝玩的平衡術，以東林黨制衡魏忠賢。

等到崇禎皇帝上臺後處死了魏忠賢，朝政一下失去平衡，大臣們以東林黨為榜樣，分別結成“楚黨”、“浙黨”、“齊黨”等，這些朋黨以小集團利益為重，即使國家大事也要為團體利益讓路。

後起的這些朋黨為了得到更多的權利，先後與東林黨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如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移宮案”、“紅丸案”都充斥著黨爭，東林黨在這些朋黨的聯手下迅速衰敗。

黨爭最終搞垮了整個國家，明朝滅亡後，東林黨也宣告瓦解，一部分有骨氣的東林黨人投入反清復明當中，絕大部分捨生取義。然而，作為東林黨後期領袖、也是明末清初文壇領袖的錢謙益、龔鼎孳卻先後投入了滿清懷抱！

寒山寺北

從歷史上看，東林黨並不是一個政治團體，更不是一個“黨”，所謂“東林黨”實際上是政敵把它誣為“朋黨”之後的一種稱呼。歷代朝廷大臣權貴，凡是要攻擊政見不同者，往往攻擊為“朋黨”，由此引起黨爭、釀成黨禍的事情是很多的：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之爭，北宋的新舊兩黨，以及本文要說的明代東林黨爭，都是比較重大的黨爭黨禍。

時說新語

天啟皇帝皇帝，借用魏忠賢太監勢力打壓東林黨，對東林黨進行屠殺，使東林黨精英盡失。

崇禎繼位後剪除魏忠賢及其太監勢力。致使東林黨一家獨大，失去制約。東林黨代表江南地主富商利益，部分東林黨人本身從事商業活動，逼迫崇禎取消礦稅商稅。把財政壓力全部轉嫁到農民身上，加重農民負擔。加上天災，致使明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

為黨派利益犧牲國家利益，言官站在道德制高點攻擊在外作戰大臣，對於戰局敗壞有巨大責任。

利用封駁權掣肘皇帝，利用道德綁架皇帝，把明朝推行萬劫不復之地。

隨著明朝滅亡，東林黨投降的投降被殺的被殺殉國的殉國，而消失在歷史塵埃中。

人生如夢zhw

明末太風光，滿清來了，讓他們寫史，這幫人立馬跪舔，抹黑明朝出了大力氣。但就像乾隆說的，養文人和養倡優沒區別，給點小利，想拿權就是找死。

關鍵字: 內閣 言官 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