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实历史来说，这一场中法之战并非我们认为的“不败而败”，而败的很惨。 由于部分网友拒绝承认清政府是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所以笔者使用“清法战争” 而非“中法战争”。
主和派言论
当法军入侵越南时，自强运动的灵魂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反对在中国完成海军计划和海防计划之前挑战法国。中国既然没有权利废止法国与越南的协议，又没有实力驱逐法国出越南，因此不可轻言战事，以免酿成大祸，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他警告说，即使如此其前景也是黯淡的，因为中方的任何胜利只能使法国重新努力延长战争，而法军的胜利将把中国军队驱逐回本国。李鸿章因而主张通过谈判迅速解决事端，当时的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军机处领班大臣恭亲王也同意，中国不应该仓促的挑战一个西方头等强国。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清流党的干涉和干扰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被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官员抨击及嘲笑为绥靖与失败主义。这些人是些优秀的学者，出身翰林，长于奏疏，但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哗众取宠，正如在伊犁危机中那样主张好战方针。他们自称为清流党，其中呼声最甚的，一为在伊犁危机中博得盛名的张之洞，一为在目前的中法危机中效法张之洞的张佩纶。
张佩纶
张之洞
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认为它是个濒临崩溃的国家。他们主张以战争来捍卫中国的荣誉和朝贡国，谴责姑息，认为这样必然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声称，中国如果在安南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遏制日本在朝鲜、沙俄在满洲，以及英国在缅甸的冒险行动。他们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与美德方面的素质，而非取决于武器:人的精神决定胜负 。他们嘲笑地抨击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惟独李中堂一无所知”;“窃虑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而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他们还鄙夷地将李鸿章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妊臣秦桧(1099 -1155年);并对其他一些主和派大肆恫吓。李鸿章一位朋友抱怨说:“不当事之徒草率妄言，仆不胜其忧.....彼等轻议政事，继之臧否人物，大多言语欺凌不堪”。
战争爆发
中法又展开了一些谈判，却均无果而终。清廷由于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Courbet)率领十二艘法国船舰对福州发动全面攻击，在一小时内击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并将1866年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在山顶上见此情形率先脱逃。但他给朝廷的奏折却以模糊而华丽的言辞歪曲事实，以致北京还以为中国赢得了这场海战。几日后，真相大白，张佩纶被戍边，清廷最终也不再犹豫，向法国正式宣战。战局的不利使的朝廷重新起用老将冯子材，打了一场另后代大书特书的“大捷”。镇南关之战，是役中国军队30000人，法军1600人。战争结果清军以阵亡1650人的代价后仅仅取得了击毙法军74人的可怜战果。所谓的镇南关大捷不过是以血肉为代价暂时击退了法国人而已 ，所以其实大清不仅在海上一败涂地，在陆上也没有所谓的大捷。如果战争继续进行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后来军机处发给两江总督张之洞的电文就表达了这一点："现桂(军)甫复谅(山)，法即据澎(湖)，冯(子材)、王(德榜)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亦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现在很多网友举出了“镇南关大捷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议会否决了军费追加案，总理儒尔·费里旋引咎辞职。” 的理由，可是没过多久法国立刻又向越南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国内舆论一片要向清国宣战之声，再打下去，后果可想而知。
事件责任
清廷在整个事件中的优柔寡断与举棋不定，令人哀怜。清廷并不想进行战争，但却为清流党所迫，自陷其中。如果从一开始清廷就立场坚定，决意打一场持久战，那法军也许就不敢挑衅。如果遵循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福建舰队与马尾船坞或许可以免遭摧毁。领导集团庸碌无能的代价，是顿失了前二者并失去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集团必须为进行这场不切实际，意气用事的战事负很大责任。政治上，他们之中只有张之洞一人的仕途卡受这场灾难的影响，其他人却渐次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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