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拿之前几篇文章灵感的源泉，哪哪都会提到的明神宗开篇，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有许多代指：朱翊钧是他的本名，万历是他的年号，神宗是他的庙号，显皇帝是他的谥号。这些称呼在历史中的戏份也会跟着时间的推进而产生变化：李唐以前，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文帝等，唐以后由于谥号文字的增加，庙号的影响力开始扩散，如唐太宗，宋太祖等，明清以来则因为年号的减少，一般一个君主只采用一个年号，于是对于皇帝又多了一种年号的代指，如万历帝、康熙帝等。
明神宗
回到当下，据杭州市公安局首次公开新生儿最热名字排名（数据基于2016杭州50067名新生儿）。其中，排名前三的男宝宝名字分别为“宇轩”（199人），“梓睿”（164人）和“子轩”（158人）。排名前三的女宝宝名字分别为“梓涵”（234人），“诗涵”（203人），“一诺”（182人）。我们可以发现在取名这件事上只要没有开启蒂花之秀模式，就很容易在未来发现自己名字的镜像，在眼下这个社交媒体高度发达，个人想象如此发散的时代都能如此，更遑论古人了。由于庙号用字的稀少，庙号相同的君主自然也有许多。
这其中用神字作为庙号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前文中所提到的明神宗朱翊钧，另一位则是宋神宗赵顼。神这个字如果用在谥号上，那么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是这么形容的：“民无能名曰神。”是最高级的赞美，因为最早语出《论语·泰伯·子罕》：“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惟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大意是说尧为天子，太伟大了，他的恩惠是如此广博，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好了。
但是庙号不是谥号，神字假若用在庙号上就是明褒实贬，有功业不足、半道而废的含义。
具体到宋神宗、明神宗两个个体，可以发现这两人竟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
宋神宗
他们的父亲宋英宗，明穆宗在位时间都不长一个四年，一个六年。他们也都面临着积弊日深，国内外危机加剧的政治环境，就宋神宗来说，此时宋朝开国将近百年，冗官、冗兵、冗费的困局日益严重，新兴的西夏虎踞西北，而燕云十六州缺失这一先天不足导致即使有檀渊之盟的存在也不敢放松对辽国的边防，为了改变现状他们也都或主动或被动的展开了变法图强的策略，变法也都有一位位居宰辅的领袖人物所主导，最后变法失败的结果也是相似的。
然而虽然最终结果类似，但是论及变法内容、过程及阶段性成绩，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则与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改革有着显著的不同。
首先我们从变法团队上来看：
由于宋英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执政时间不长，到了神宗一朝，重臣多为仁宗朝旧人，这些朝堂元勋基本都是深信孔孟之道的儒学名家，与宋神宗变法图强的理想格格不入。为了寻找支持者，王安石走进了君主的视野。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名列唐宋八大家，文名极高。早在仁宗一朝，其就已提出变法主张，虽然并不为宋仁宗重视，但是其阐述变法主张的万言书在后来被一心变法图强的神宗所知，。熙宁二年，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组织变法事宜。然而变法图强并不是一个人就能推动的，掌权的大员并不赞同，那么自然需要新人，而正好新人也想借新政来开拓自己的政治前景，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行动本质上并不是由变法图强的信念来驱动，而是有自身利益得失所决定的，其变法的执行力度之低可想而知。王安石的变法并没有一个类似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来节制考核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吏，变法难以有效落实，而王安石既不能考核改革政策的落实度，而且核心团队所用多为非人，变法失败的因子一开始就被种了下去。
从变法内容来看
张居正改革包括全国范围的土地丈量以及一条鞭法的推动，主旨还是通过核算土地数量增加税收来源，赋役统一纳银简化税收流程双管齐下来达到增收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国家经济政策的根本
王安石变法核心思想也是加强国家垄断经营，强化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富国的目的。王安石所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美好理想，更是超越了时代的框架。他跳出了传统的加赋富国的思路，看到了社会经济的增长潜力，主张通过对资源的利用即通过发展生产与流通，使经济总量扩大，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国家的财政，而不是单纯的提高老百姓的税率，最终达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目的，然而其超前的策略却因为地方官照本宣科的解读执行，甚至有意识的忽略而导致变法失去了原有的含义，本来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想局面，而现实仍是通过取材于民实现富国的目的。接下来我们从王安石的几项变法中来具体说明这个情况。
北宋开封府地图
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在以往资金周转困难的那部分农户在这个时间，无法同时维持生活以及耕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民间借贷，由于高额利息的存在，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会陷入恶化，最终不得不将土地贱卖给借贷人，加剧了土地兼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青苗法体现了现代金融的思维，它将政府资金以借贷的形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首先由于利息的存在使得资金的时间价值能够变现，其次通过对拥有可增值产品——青苗但缺乏增值条件的农户进行金钱上的扶持，使得农户能够可持续的生产，而产量的提升又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刺激了手工业生产，使得国家并没有加税事项却能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民众没有承担过大利息负担，却能实现农业产量的提升，从设想来看可谓利国利民。
但是这其中产生了许多问题，首先在于官员对于变法的不理解，出于对增收的考虑，他们不跟据农户的实际情况，而是强行摊派了利息；其次有些地区受限于经济水平的不同，并没发放贷款的余力，然而官员却以此作为地方增收的突破口，即使没有发放贷款也在夏秋征税的同时征收了相应的利息；最后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政府对于风险的评估不足，贷款的发放也没有根据各地及各农户的具体情况进行审计，而是粗暴的将贫农和富农绑定，由富农进行担保，一旦天灾人祸出现，陷入破产危机的不仅是贫农甚至是大量的富农。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本意是通过资金的流通来刺激生产增加税收，却转变成了取财于民，国家富足，百姓贫弱的现实。
开封府沙盒复原
市易法、均输法则具有明显的政府宏观调控意义，市易法通过市易务，在商品价低时买入，价高时卖出，本意是稳定物价，减少垄断造成的盘剥。均输法则是通过设置发运使根据地方生产情况以及宫廷需求，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换言之中央会在歉收导致物价高涨的地区，征收资金；再拿征收到的资金，到丰收的地区，以低价购买物资，上供朝廷。而如果多个地区物价情况差不多，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
这些措施，理论上带来了物流费用的减少，物价的稳定，削弱了大商户对市场的控制。然而官商在监控上的缺失，导致了宏观调控过于强势，而官商的政府背景，又使得官商在争利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如此一来，本来的竞争市场彻底演变成官商主导的完全垄断市场，与原本富民增收，稳定物价的理想南辕北辙。
如果说以上诸法偏向于财政方面，那么保甲法、保马法则是涉及到地方治安，军制方面。
通过将地方民户民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忙时耕作生产，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保甲在其后历史中时常出现，作为民兵制度的雏形，他加强了政府在地方的统治，扩充了大量兵源储备。又因为北宋西北养马地为西夏占据，燕云养马地被辽国占据，造成了大量战马的缺失，进而使得在广阔平坦的北方战场宋军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力。为此保马法将政府统一养马改为由保甲户自愿养马，并给与相应的赋役减免。但是这两项本意是加强军事储备的法度也都流于形式，在执行过程中保丁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劳动，保甲户也因为战马并不适合散养，大量马匹的死亡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赔偿负担。无论是保甲法还是保马法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加重了农户的负担，降低了生产效率，使得民间怨声载道。
通过对王安石变法的部分内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张居正的万历改革以丈量土地，简化赋役征收来开源，节省官员宫廷支出来节流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变法触及到了更深层次的经济规律方面的探索，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远远超前于北宋那个时代。然而正是由于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脱离了当时封建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即使北宋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顶峰，但其本质上仍是一个农业为导向的社会，众多商业上的调控并不能有力引导国家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宏观调控的官商仍是儒士出身，本身不具备专业的经济思维，加之在封建社会对于士子来说功名利禄是成功的唯一标准，造成了官商滥用职权，垄断市场，加剧矛盾，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而恰恰是张居正浅显简单的改革措施在阶段中取得了成功，因为其并没有跳出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框架，以流程细节处的改善，人员的考核监察推动改革进程，最终一改明中期以来的积弊的政局。
从变法领导者来看
明朝万历改革是由张居正一手主导执行的，总所周知，张居正作为明朝历史上最具实权的首辅，在万历前十年拥有着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可以说处于总摄国政的地位，对于变法的执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而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以宋神宗和王安石为核心进行展开的，相对于明神宗在改革过程中弱化的地位，宋神宗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和参与度，在王安石离开中央以后，更是直接作为领导者继续推进变法。由于朝堂之上众多身居要津的重臣并不赞同变法，其面临的阻力远大于张居正的改革，也正是因为反对势力的强大，虽然君主变法的决心坚定，但受到众多反对变法声音的影响，以及变法虽然富了国家，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不理想现实，造成了宋神宗对王安石及变法产生了犹豫。
而且张居正个人与王安石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两人虽然都性格张扬，但却表现在不同的方面，王安石好学而泥古，论议迂阔，因为其过分执拗，所以有了一个拗相公的名声，尽管如此，其个人生活却极为朴素，品德高洁，即使是政治上的对手也完全跳不出他品德上的毛病。而张居正的张扬则表现在吃穿用度上，张居正本身是个强势之人，黄仁宇先生曾有考证其出入极其讲究排场，甚至僭越礼制，配备火铳队为私人护卫部队，且由于明朝官场大环境的影响屡有有贪污腐化的行为。然而在人际施政上他又有王安石所不具备的变通协调能力，明中期的经济困局从根本上并不是吏治造成的，张居正却把改革的重点首先放在了整顿吏治之上，也正是因为吏治的改善，成功减小了后期改革推进的阻力。
北宋疆域图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宋神宗王安石主导的变法为什么没有取得类似张居正改革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变法聚焦了经济、军事、基础建设、赋役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却忽视了吏治的改革，造成所用新人各有企图，为变法奠定了失败的基调
其次变法内容过于激进，超出了那个时代所能接受的范畴，官员的恶意解读执行导致变法的理想与实际效果相距甚远
再次，变法的各项措施缺乏有效的监督核查，国家的调控反而在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造成了国家与民争利的状况，这也违背了当时
最后，王安石个人品质虽然无法质疑，但其个人并不能对朝堂上的反对意见加以区分，对游移者进行团结，对质疑者进行引导，所用也多为小人，导致变法核心力量的弱小。
可以说王安石与宋神宗具备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政治理想，遗憾的是因为种种的先天不足以及后天执行产生的问题，导致了变法失败，更遗憾的是由于变法的持续影响，变法派与保守派从最初的政见不同转化为意气之争，愈演愈烈，形成了有宋一代最为激烈的党争，最终招致了靖康之耻。于是，东晋以来，汉族王朝中再次出现了衣冠南渡的局面，这无疑是宋神宗以及王安石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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