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夫人张氏病危，再三嘱咐：“相公为相执政，千万不要恃权报怨。”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端王赵佶在其皇兄宋哲宗赵煦死后，继承帝位，建元建中靖国，是为宋徽宗。这年二月，徽宗贬逐前朝宰相章惇，把他流放到当时极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湛江雷州）。
经过千辛万苦，章惇好不容易来到了贬谪所在地，地方官得知他开罪了当今皇上，谁也没有好脸色看承他。章惇无奈，只好到处打听适当民居，以便租借来作为安身之所。街市上转了一圈，觉得一户较为宽敞，进屋表达来意。户主听说是贬谪官员求租，连连摆手摇头，“不租不租。四年前苏公租住我屋，惹恼朝廷当权的章丞相，派人把我捉到官府，追逼拷问，非要我诬赖苏公强租民居。苏公是个好人，人家出钱租我房舍，我岂能昧良心落井下石，诬良为盗。好在借据分明，白纸黑字，纠缠一阵，他们在我这里实在挖不出什么证据，才放我回来。要不是借据清楚，苏公结局不堪设想，我亦差点破家亡身。对不起，不能再租。”户主并不知道，眼前来求租的流放官员便是大名鼎鼎的章丞相，他提到的苏公，便是章惇的政敌—大文学家苏辙。
此时的章惇，羞愧交加，懊悔万分，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初任宰相之时，夫人张氏病危，临终再三嘱咐：“相公为相执政，千万不要恃权报怨。”（即“君作相，幸无抱怨。”）办完丧事，章惇仍悲悼不已，向朋友陈瓘述说悼亡之痛，整日以泪洗面，未能忘情。陈瓘劝他说，与其徒劳悲伤，何如记取夫人最后话别之语？可惜章惇被仇恨迷住了心窍，听不进亡妻和朋友的劝解，当政时一味把政敌往死里整，下手毫不留情，谁知加于他人的苦果，今日轮到下台后的自己来品尝？
章惇是嘉祐年间考取进士进入仕途的，又经过英宗短暂的治平四年，神宗继位，重用王安石，实行新法。章惇积极支持新法，人又聪明能干，被委以编修三司条例司重任，是王安石变法团队的重要骨干。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朝廷任命章惇为湖北察访使，负责抚靖洞庭湖南北的少数民族。到第二年，他采取抚剿两手，制服了闹事的少数民族首领，朝廷便在那里设置了沅州（今湖南芷江），展示了他处理棘手问题的才干。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章惇回朝升任参知政事，但仅一年多，便因事去职。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死，九岁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一改神宗推行的王安石新法政策，召回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老臣执政，废除新法，贬谪王安石集团的成员。章惇、蔡确、韩缜、张璪被旧党称之为“四害”，受到政治打击，被迫离开执政中枢，陆续被外放到地方任职。
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太皇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决定继承父皇遗志，重新推行新法，开始起用章惇等新党被贬逐大臣。章惇入朝为相，大力恢复新法，残酷打击旧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宋哲宗念及宋朝祖训“不得诛杀大臣”而未得逞，但章惇总觉得仇恨报得并不淋漓痛快，深以为憾事。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死去，没有后嗣，皇太后向氏召集大臣，议定由谁来继承帝位。章惇主张简王或者申王来作新皇帝，向太后则主张立端王赵佶为帝。章惇这次却表现出为国家敢于负责的气节，开口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话音未落，副宰相曾布就打断他，“章惇是个人意见，没有与我们讨论。我认为太后圣谕非常英明。”另两位大臣蔡卞、许将连忙附和，表示当依向太后懿旨。其实，这四人都是新党干将，平时抱成一团，没想到关键时刻有人心怀鬼胎，不恤国事，专为个人前途打小算盘。这样，行为轻浮，颇有文学书画才能的艺术家赵佶便当上了皇帝，也正是这位风流文人亲手断送了北宋赵家的天下，丢掉了北方赵宋半壁河山。
赵佶当皇帝不久，曾经反对他继位的章惇便被罢相。接着，被贬逐到雷州作司户参军的小官。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与章惇贬官后租不到住房相类似，在此前约一千五百年，为秦国富国强兵竭尽心力的商鞅，被人诬告谋反，他逃亡途中根本住不上旅店。店主异口同声地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颁下法令，秦人出行需要官府发给的通行证，无证住宿的，旅店主人要负违法之责，而商鞅执法严酷，动辄倾家荡产，或至充军杀头。这样谁敢知法犯法？可怜商君一路逃亡，只能露宿山野，他追悔莫及，禁不住仰天长叹：“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俗话说得好，上台要思下台时。当政者在制定法令，采取行政措施时，应该秉持儒家倡导的“忠恕”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办事立法要时时处处讲究公平公正，这样也替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因为，当政者不可能永远在待台上，总有下台或者倒霉的时候。正如一位政治家说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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