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些人喜欢把旧党都洗地成正人君子，新党都是奸佞幸进。在我看来是阶级斗争，最后失败的一方是新党。王安石一派是皇权派，司马光是士大夫派。这些都是肉食系，在瓜分底层食草系的利益上出现矛盾，王要扩大皇帝利益，进而加强皇权，因此就有本钱对国家进行富国强兵。司马要维持现状，将底层和皇帝隔开，皇帝必须依靠士大夫这个环节，而对这个阶级进行妥协，承认其既得利益。如果是没有巨大财政压力用于军事，那么皇帝必然妥协来维持这种局面。
旧党元老文彦博反对新法时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神宗这句话是怎么问的？“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说明皇帝也是清楚，变法的本质和目的不是损害或压榨底层食草者的利益，但是因为加强了对底层的控制，间接损害了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但是最后变法变成扰民，必然是执行环节出问题了，那么除了官吏能力品德问题，应该存在士大夫阶段的干扰（舆论宣传或直接对政策歪曲执行必然存在）。
青苗法给民众提供低息贷款，断了士大夫放贷聚敛的财路；均输法平抑粮价，使士大夫囤积粮食也无法获利。这也我国建国后，国家屯粮平抑粮价，防止财团干扰市场。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提供低息向农民提供稻苗，防止欠收。效果都很好，说明方法是对的，执行上也没有出问题。为何这种方法在古代就不行？值得思考，而不是大放厥词。
司马光就黄河治理上书于神宗，神宗想让司马光主持治理黄河，旧党元老吕公著如何反驳？此非善待儒臣之法也。儒家的士大夫阶级从来不以农业和工商业为学习对象，多以历史典故和圣贤语录为学习对象，这也是儒家学者不懂经济学和农业的根本原因，但是却利于科举，平步仕途。
如果是没有巨大财政压力用于军事，那么皇帝必然妥协来维持这种与士大夫共治的局面。从另外一方面，或许解释了司马光放弃章惇收复失地（对西夏的战争）。章惇主要成就：熙宁变法，开疆拓土，出将入相。宋朝唯一一次主动对外作战，大获全胜的一次。
在当时的人看来，司马光这种放弃土地维持与敌国维持关系的行为也是很难理解的。对于我这个后来人来看，更是短视行为，没有长期战略的妥协和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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