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場農民起義，如果沒有士大夫的參與，基本上成不了什麼大事。太平天國作為農民起義，他們的所謂宗教是基督教跟中國文化結合的產物，其結合的那部分是他們領袖的樸素的農民意識，他們對於儒家文化採取了一種排斥的態度，雖然對儒教也並沒什麼實質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權威，把孔子變成了一個小丑似的形象。
所以曾國藩的動員綱領就是“衛道”，他在《討粵匪檄》中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是：“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願一為之所也？”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在野的漢人士崛起了，起兵了。
湘軍，是曾國藩模仿戚家軍的模式建的，但是區別在於，戚家軍是將領們建的，而湘軍是儒生建的，一種儒生帶鄉農的模式。就是說曾國藩弟子門生很多，這些人都下鄉招兵，招那些老實巴交的農民。他們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當過兵的。招來以後，這些兵都是一個地方的，將領就是當地鄉紳，士兵就是本地鄉農，自然凝聚力很強。這實際上形成一個共同體，大家是有密切關係的，本來就是一個村出來的。當然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塊，要渴一塊渴，要餓一塊餓，要打一塊打。湘軍還有很強的道義感。而且曾國藩是個理學家，他刻意強調儒學倫理道義，並以身作則，所以湘軍的道德感也特別強。
湘軍不是國家軍隊，在體制內就是民團。國家是不給團練發軍餉的。那麼錢從哪裡來？就是收商稅，“開徵厘金”。但在曾國藩還沒有職務的時候，設釐卡，收商稅，經常被地方政府趕走，他們的經費很緊張，一開始是湊出來的。搭幫胡林翼幫助湘軍很大，他不是湘軍的頭，但實際上可以當湖廣總督的家。湘軍就是這樣成長起來了。
這個時候，如果不是漢族湘淮軍的崛起，清王朝就真的早就完了。準軍的組織模式其實還是湘軍的，但到了江蘇時已經不一樣了，已經不是儒生帶鄉農的模式了，而是一幫雜七雜八的人，甚至好些是太平軍的降軍。所以淮軍的風格跟湘軍已完全不一樣，但是確實很實用。淮軍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洋槍洋炮出洋操。以前的中國軍隊是不搞列隊，不搞齊步走的。淮軍的口令“向前看齊、齊步走”全使用英語，教練走後，還是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語。李鴻章可不像曾國藩那麼古板，墨守成規。
正當戰爭的緊要關頭，朝廷發生政變了。咸豐死後，西太后聯合在北京的恭親王發動政變。她原是咸豐皇帝的妃子葉赫那拉氏，給咸豐生了個兒子，升格為西太后。大家不要以為西太后是一種尊稱，在滿人眼裡是以東為尊的，東邊是大的，西是小的。也就是說，凡是講史，稱葉赫那拉氏為西太后多少帶有一點貶義；稱她為慈禧太后則為褒義，因為慈禧是她的封號，是很光明的形象；如果再貶一點，就稱她為那拉氏，康梁失敗後，就一口一聲：那拉氏是先帝的一個小妾而已，把她氣得夠嗆。
太平天國鬧到江南之後，當地的士大夫都往上海跑，因為上海有租界。太平軍三次進攻上海都沒打下來，可能他們和洋人是兄弟。所以上海是一塊福地，上海的租界更是福地，大家都去避難了。他們帶去了資金，帶來了人才。在太平軍鬧之前，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粵商，太平軍鬧之後，就成了寧波商人的天下了。江南本地的商人數量大大超過粵商，這些人有經商傳統，有資金，也有才華，還很聰明，所以很快把上海帶起來了。
租界的發跡實際上沒有用過西方國家一分錢，租界全部是用當地華人的錢建的。但是有一點肯定的是，儘管是租界，是國中之國，卻是用西方的方式來建，用西方的方式來管理的。這一套現代城市發展與工商業的結合，在租界裡面體現得很好，並提供了一箇中國現代城市化的樣板。上海的華界都是跟租界學的，其他城市又跟上海學。租界的存在也給中國最早的民族工商業提供了機會，不過叫民族工商業有點彆扭，很難說叫什麼工商業，有時候它也確實跟外國人有點勾結，但又不能說它是完全的外資。在後來的歷史敘述中，那個時候的買辦資產階級是一種最腐敗的階級、最反動的階級。實際上，買辦階級當時不僅僅是描述的這種階層。因為最早是買辦接受西方的東西，是他們最早用西方的方式去開辦工廠、招收工人。太平天國在江南製造了大量的孤兒，而這些大量的孤兒也為最早的工業，提供了員工。
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這個插曲，中國融入世界還會晚若干年。因為，如果沒有太平天國把中國漢人士大夫的積極性煥發出來，即使是英法聯軍逼得朝廷簽了條約，中國還是變不了。雖然還是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命運的根本，採用西方近代科技,仿效其教育、賦稅、武備等辦洋務,挽救清王朝.但總算開始了進入世界的步調，興起了所謂“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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