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宣仁太后高氏同聽政。
哲宗生於神宗熙寧十年（1077）十二月，即位的時候年僅9歲，所以宣仁太后垂簾聽政。
宣仁太后，她的母親是大宋開國名將曹彬之女。曹彬還有一個孫女是仁宗的慈聖光獻皇后。後來蘇軾因詩獲罪，慈聖皇后病中聽到這個消息，對神宗說：“仁宗以制科得到了蘇軾兩兄弟，非常高興，說：‘我給子孫得了兩個宰相。’現在蘇軾因為一首詩而被羅織罪名入獄，莫不是仇人的中傷嗎？從他的詩裡面尋找過錯，何至於此。我大病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你要仔細察辨。”神宗涕泣。蘇軾因此得免。
哲宗即位後，馬上召來了司馬光、呂公著，二人並命為相，同心輔政。又起用老臣文彥博，讓他推薦可用之才。一時，天下名士紛紛入朝。
契丹的耶律洪基知道了以後，告誡臣下：南朝行仁宗之政，勿生事於疆場。
宣仁太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世人稱她為“女中堯舜”。
五月，時相王珪卒。蔡確、韓縝相。起司馬光知陳州。以宗正丞召程顥，未行而卒。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王珪作詔。王珪說：“這等大事，非得面受聖旨不可。”第二天，王珪問仁宗：“真的是您的意思嗎？”仁宗說：“嗯，我決定了。”王珪再拜賀，然後回去作詔。歐陽修聽說後讚歎：“真學士也。”
神宗曾經說：“官制將行，我要新的、舊的官員兼而用之。御史大夫之職，非司馬光不可。”王珪和蔡確聽了，相顧失色。
王珪憂慮甚急，蔡確給他獻了一計，說：“陛下一直想要收復靈武，正好你有權利任命統帥，如此相位可保。”王珪大喜，謝過蔡確。隨後命俞充作統帥，上《平西夏策》。果然，神宗皇帝把司馬光這茬給忘了。
後來，“永樂之敗”，死亡十多萬人，其罪王珪不可推卸。
王珪從執政做到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樹。當時人稱他為“三旨相公”，因為他一天干的事有三件：上殿進呈時，他說“取聖旨”；神宗決定後，他說“領聖旨”；退朝後告訴同僚，他說“已得聖旨”。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進士以後，調邠州司理參軍，結果鬧出了賄賂醜聞。轉運使薛向按治其罪，一見蔡確，發現他儀表堂堂、秀偉可奇，和他聊了兩句，沒想到此人語出不凡、偉岸自立，於是不但沒治他的罪，反而更加推崇。再後來，王安石推薦他做了三班主簿。沒過多久，又升為監察御史裡行。
他這個人善於察言觀色，與時俱進。在他知道神宗厭煩了王安石的時候，就蒐羅王安石的過錯，向神宗進諫，以顯得自己正直。
御史劉摯、王巖叟接連上書，說此人“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於是蔡確被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
韓縝字玉汝，外事莊重，以嚴厲著稱。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論韓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給契丹，邊境的人都對他恨之入骨，不可讓他居相位。
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薦程頤。
呂公著字晦叔，他的父親呂夷簡是仁宗朝的宰相。呂公著還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後人，就是與朱熹一些編《近思錄》的呂祖謙。縱觀有宋以來，呂氏的家學，源遠流長，無人出其右。
以前呂公著做宰相的消息，一傳到王安石的耳朵裡，他就高興地對人說：“晦叔做了宰相，我輩可以出門做官了。”後來，王安石得志，以為呂公著必定成為他的左膀右臂。誰知《青苗法》一開始，呂公著就極力陳言：“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
哲宗提升呂惠卿為御史。呂公著說：“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沒想到這皇帝轉臉就把原話，說給王安石聽了。王安石惱怒，惡語相加，把呂公著貶到了潁州。
韓絳字子華，前面的那個韓縝是他弟弟。他曾經對神宗說：“臣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請陛下省察。”於是王安石把他當作助手。熙寧七年，他與呂惠卿意見不合，發生了多次爭吵，於是秘密地請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
他臨事果斷，不考慮後果，又喜好接引士大夫，多次推薦司馬光可用，但是因為他和王安石一黨，所以當時的人對他少有清議。
◎元祐元年（1086），宣仁太后臨朝。
二月，程頤至京師，授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臺諫孫覺、劉摯、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交論蔡確、章惇罪。
閏二月，蔡確罷。司馬光相。
三月，章惇罷。以範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命韓維、呂大防、孫永、範純仁詳定役法。詔程頤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性豪俊，博學善文。他曾經與蘇軾一起去南山遊玩，到了仙遊潭，絕壁萬仞，他竟能如履平地、垂索挽樹，題字於壁。蘇軾看見了他的異常行為，說：“將來你必定能殺人。”他一愣，問：“為什麼？”蘇軾說：“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
熙寧初，王安石推薦章惇做了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
哲宗立，章惇知樞密院事，極力駁斥司馬光更定的“役法”。呂公著說：“章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章惇憤恨不已，在宣仁太后面前敷說爭辯，出言不遜。宣仁太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接連上章攻擊章惇，結果把他黜知汝州。
呂大防字微仲，祖上是汲郡人。他為人樸厚惷直，不植黨羽，與範純仁並相，同心戮力，以相王室。與他的兄呂大忠、弟呂大臨一起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首推呂氏。曾經立《鄉約》：
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 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四月，韓縝罷。呂公著相。司馬光請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程頤受經筵之命。
是月，故相荊公王安石卒。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在他沒有名氣的時候，他想到了當時的兩大家族：韓家和呂家。於是他就去結識韓絳、韓維及呂公著。三人佩服他的才華，交相稱讚，讓他的名譽漸起。曾經他衣服髒了不洗，臉髒了也不洗，世人都稱讚其賢。只有蘇洵一眼看穿了，說：“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惡的。”
當時有一件案子鬧得滿城風雨，朝野皆動：一個少年得了一隻鬥鶉，他的朋友想要不給，趁他不知道偷了就走，少年發現後，追上來把這個朋友殺了。眾人都說這個少年該得死罪，王安石反駁道：“按律，公取、竊取都是盜。那個人不予取，也就是盜，追上去把他殺了是捕盜。”
後實來行了“新法”，幫助王安石得到聲譽的呂公著、韓維二人，向朝廷推薦他的歐陽修、文彥博二人，跟隨他的富弼、韓琦二人，與他交情深厚的司馬光、範鎮二人，他一併極力排斥。
又有一件案子，就是到了現在還有人拿來去攻擊司馬光的“阿雲案”。
首先在《宋史·王安石傳》裡是這麼記載的：
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斮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為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為令。
而在《宋史·志·刑法三》裡是這麼記載的：
熙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雲，母服中聘於韋，惡韋醜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顗請罷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復位。公著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
——請注意，兩處的記載都是關於“阿雲案”用刑的辯論，阿雲是沒有死的。《宋史》成書於元末至正年間，如果後來阿雲真的被追殺，史官何吝筆墨，不添上一筆呢？……
王安石之子王雱，為人慓悍，無所顧忌。一天，王安石請程顥到府中議事。朝中的大臣雖多，能和王安石談得來的，程顥是少有的一個。往日在中堂議事，王安石動不動就大聲叱呵，甚至破口大罵。唯有程顥氣定神閒，徐徐說道：“天下事非一傢俬議，願平氣以聽。”王安石為之愧屈。他們二人也有些淵源，早在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提刑江東刑獄，與濂溪先生相遇，語連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如此看來，二人有同門之誼。
王安石與程顥正在說話，王雱進來了，只見他披散著頭髮、光著雙腳，手裡還拿著一個婦人冠，問他們聊什麼呢。王安石說：“新法為人所阻，正在與程君商議。”王雱說：“砍了韓琦、富弼的腦袋，懸掛在菜市口，新法就能執行了。”王安石趕緊訓斥道：“我兒誤矣！我兒誤矣！”
後來，呂惠卿與王安石反目。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一個人，他叫鄧綰。他在王安石卸任宰相之後，馬上依附於呂惠卿，等到王安石復相，他為了消除以前的影響，揭發呂惠卿之弟呂升卿強借秀州富民的錢，在“華亭”這個地方置辦田地的事情。這也就是後來的“華亭獄”，最後的結果是把呂惠卿出知陳州。
這一切，王安石都被矇在鼓裡。等到呂惠卿知道了背後的黑手竟然是王雱後，立馬向神宗打報告，說：
（王）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
呂惠卿又把王安石寫給他的私信，裡面有“咱倆說的事、不要讓皇上知道”之類的文字，統統呈送到了神宗面前。
神宗當面質問王安石。王安石堅決地說沒有這回事。
回到了家裡，王安石叫來王雱一問，王雱承認了自己陷害呂惠卿的事實。王安石狠狠責備了王雱一頓，王雱憤恨交加，背上發疽而死。
兒子一死，王安石心如死灰，公開宣佈鄧綰的罪惡，說：“鄧綰曾經為我的子弟謀求官職，又推薦了我的女婿蔡卞。”
六月，以呂惠卿是眾惡之首，竄之。命程頤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他初見王安石時，談經論道，意見多合，於是成為定交。王安石在神宗面前誇讚呂惠卿，說：“惠卿之賢，不但今人，就是前代的世儒也不能比。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只有惠卿一人。”
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信道：“諂諛之人，對今天的你來說誠為有用，你一旦失勢，他必定出賣你以求富貴。”王安石讀了此信，心裡不爽。
王安國（王安石之弟）深深厭惡呂惠卿，曾經當著呂惠卿的面把他罵了一頓。呂惠卿懷恨在心，等到機會，構陷成罪，狠狠報了一仇。從這時開始，王安石和呂惠卿之間有了嫌隙。呂惠卿在背叛了王安石之後，凡是能夠陷害王安石的手段，無所不用，無所不為。
九月，司馬光卒。
是年，調楊時徐州司法，以憂去。
在行“新法”之前，司馬光和王安石有一次針鋒相對的論戰。王安石說：“國用不足，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反駁道：“善於理財的人，也不過是善於按人頭收稅。”
王安石又說：“不對。善於理財的人，不加賦而國用足。”
司馬光說：“安有此理？天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你設法奪民，這個危害要甚於加賦。”又說：“平民放貸收息，尚能蠶食下戶，更何況現在放貸的是急求政績的縣官！”
隨後，司馬光又對神宗說：“今天說‘青苗’的害處，不過是騷動州縣，這只是今日之禍。臣憂慮的事，是在十年之外，並不是今天。且說民之或貧或富，是因為辛勤或懶惰。懶惰的人常常貧窮，所以必須依靠他人。現在官府拿錢去放貸，有錢的人是不會來貸的，但是官府又要出政績，必然會出現分派的情況。官府擔心貧窮的人還不了貸，必定要富人來做擔保。窮人還不了貸，大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富人不能，這時官府肯定要富人來代還窮人的貸款，有的富人可能要代還好幾家的。如此一來，窮人更窮，富人也變成了窮人。試想一下，十年之後，百姓能活下來的還有幾人？”
爭論的結果是：司馬光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洛陽，自是絕口不論政事。從此，他有更多的時間去編修《資治通鑑》。
司馬光居洛陽十五年，天下的人都認為他才是真宰相，田夫野老都稱他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君寶”。——司馬光等二十餘家，集資給邵堯夫買宅買田，也是這個時候的事。
神宗崩，司馬光趕赴闕下，衛士們遙遙望見，都以手加額，說：“這是司馬相公。”京師百姓遮道圍觀，車輛不能前行，向司馬光請求：“公不要回洛陽，請留下來相天子，活百姓。”
元祐元年，司馬光得了疾病，寫信給呂公著，說：“我把身體託付給了醫生，把家事託付給了愚子，只有國事未有所託，現在託付給你了。”
到了九月，司馬光薨，年六十八。京師裡的人都罷市前去憑弔，有的窮人賣掉自己的衣服前去參加祭奠，大街小巷裡的哭聲淹沒了車水馬龍。
在這裡插敘一個故事，讓大家對當時的學術之爭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司馬光去世後，朝廷命伊川先生程頤來主持喪事。這一天也正好是明堂禮成，這是國家的一個重大活動。明堂降赦，臣僚稱賀完了之後，二蘇（蘇軾、蘇轍）要去司馬家哭一哭司馬光。程頤說：“（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怎麼能在這邊剛參加完了慶賀，轉頭就去弔喪？”
有人反駁道：“子說‘是日哭則不歌’，又沒有說‘是日歌則不哭’。現在已賀赦了，前去弔喪，於禮無害。”
蘇軾諷刺程頤道：“鏖糟陂裡叔孫通。”一時的戲謔之語，開啟了“洛黨”和“蜀黨”之間的互相攻擊、迫害。
關於“哭和歌”的問題，南軒先生張栻解釋的最為恰當：
哭者，哀之至也；歌者，樂之至也，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即使是聖人，也不能遍說天下之事。聖人未說的，當推測其本義，不能曲解經典，偽造私說，以便私利。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怎麼能夠不莊重、嚴謹呢？
蘇軾縱然才華出世，文章譽滿天下，然而在道德學問這方面，不足為後人師。
後來的朱熹，這樣評價東坡：
天情放逸，全不從心體上打點，氣象上理會；喜怒哀樂，發之以嬉笑怒罵，要不至悍然無忌，其大體段尚自好耳，‘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吾於東坡，宜若無罪焉。
葉水心對他的評價是這樣：
以文為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
王夫之在《宋論》裡是這麼評價司馬光的：
而溫公（司馬光）在“知言”這方面的失誤更大了，他對於“道”持守中正，對於“德業”卻疏忽了。……他因為憂世太甚，求治也急，別人的建議但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徵，又善於剖析當世之利病，他一概給予嘉獎，認為他們不謬於聖人之言。對於明道（程顥），他肅然敬之，對於（王）安石，他也竦然慕之，甚至對於蕩閒敗度的蘇氏，他也翕然推之。
侈口安危，則信任這個人是愛國的；極陳利病，則相信這個人是憂民的；博徵之史，則喜悅這個人的學識是博大的；雜引於經，則羨慕這個人的治學是有本的。
一個人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閒邪，想要求“知人”之明，不為邪慝之所欺，必然會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誤了。……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在王安石敗露之後頗為後悔，而又與蘇氏交相好。沒有別的原因，因為他只知道其人之言，而不知道古今先哲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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