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飛:背誦是寫作的童子功

徐飛,蘇州園區中學語文教研員,蘇州市首屆十佳班主任、學科帶頭人,中國教育報2014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

我今天想跟你聊聊關於背誦的話題。

貌似背誦與寫作無關,其實不然。

只有你心中儲存了大量範文佳句之後,你才能在運用時得心應手。正如練武之人,只有熟練掌握了很多招式,才能在臨陣對敵時變化組合,靈活運用。背誦積累猶如練武之人需要練好的童子功一樣,需要從小打好基礎並不斷溫習鞏固。背誦積累正像跳舞要掌握基本舞步一樣,只有肚子裡滾瓜爛熟地裝上幾十篇範文,才能循規為圓,依矩成方,進而方圓自如,為其所用。作家梁衡在《背書是躲不過的捷徑》中說:

應該趁記憶好的時候,多背點東西,不然太可惜了。我現在寫的文章裡面經常會冒出一句我中學時期背的東西,許多就是教材裡面的。……我在《跨越百年的美麗》這一文裡,寫到居里夫人得了很多獎以後,把名譽看得很淡,仍然冷靜地繼續搞研究,突然冒出一句話,“她漫把浮名換了精修細研”,寫完後我才覺得這是從柳永的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中化出來的。……當你把書背得很熟,作文時,你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冒出這一句新話或一個新詞。像武打,不管敵人從哪個角度來,你都會突然冒出一招,這一招肯定就是你平時積累的,肚子裡有的,所以我主張,如果有志於學寫作,第一步還是要背書。這好像很笨,其實是捷徑。

提起“背誦”,很容易使人想起“死記硬背”。但對於經典詞句,“死記硬背”並不為過。猶太人有句話,和我們中國的學習方法很像,說小時候應該學會一種“生吞之功”,就是你要會生吞活剝,首先你要把它吃下去,東西吃多了以後他會自己學會消化。胡適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9歲的時候特別喜歡一句話‘人心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就是覺得好玩,並不是很懂。到了60歲,我還是喜歡這句話,這時候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義。”9歲的胡適並不完全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但“生吞”下去後,用歲月和經歷的腸胃來慢慢消化,自然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很多東西,小時候解釋再多也理解不了,長大了,閱歷增多了,自然就懂了。

何兆武《回憶吳雨僧師片段》一文寫道,他1939年秋考入西南聯大讀書以後,“每次考試,先生必定有一道題目是要學生默寫出自己所能背誦的最長的一篇詩文,並且往往還有一道題目是評論一部文學名著。大都意在強調學生的基本功。”“在課堂上,他(吳雨僧先生)也屢次指出我們中文基礎不夠,——我們一代人和吳先生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吳先生一代人是從舊學發矇的,所以舊學根底都非常之好;我們一代人所受的已是新式教育,從小是文、史、地、數、理、化、音、體、勞一起上,所以就沒有老一輩那種深厚的舊學基礎了。”在課堂上談論《紅樓夢》時,吳先生對書中的全部詩詞都能脫口而出,背誦如流。

1980年,錢穆的孫女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她向祖父請教讀書問題。錢穆回信說:“《論語》外,須誦《孟子》《大學》《中庸》與《朱子章句集註》。《莊子》外,須誦《老子》。四書與老莊外,該讀《史記》,須全讀,不宜選讀,遇不易解處,約略讀過,遇能解又愛讀處,則仍須反覆多讀,仍盼能背誦……”要求孫女背誦,作為史學大師的爺爺,自然更能背誦。能夠背誦《史記》,讓人不敢想象。從《八十憶雙親》裡,知道錢穆9歲時就能背誦《三國演義》。從張恨水的《山窗小品》裡,知道他在14歲前,就能背誦一些典籍:《三字經》、《論語》、《孟子》、《左傳》、《大學》、《中庸》、《詩經》、《書經》、《禮記》、《易經》、《千家詩》、《古文觀止》。作為文史學者的曹聚仁,《儒林外史》他讀了一百多遍,都是一本正經地讀,不是隨便翻翻;讀《紅樓夢》趕不上俞平伯,也讀了七十多遍,《聊齋》讀了四五十遍,《水滸傳》讀了二十多遍。《史記》讀了多少遍,他沒說,只說這是最愛讀的書,是下過一點苦功的。不是鄭振鐸親自檢驗,我們怎麼也不會知道茅盾能夠背誦《紅樓夢》;不是周建人的回憶文章,我們也不會知道魯迅小時候是背過《綱鑑》的。從根本上說,是讀書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那麼,應該背誦哪些內容呢?

梁啟超他說:“我希望熟讀成誦的有兩種,一種是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一種是有益身心的格言。” 我們現在的學習不同於古人,面對大量信息,很難集中精力去背誦那些大部頭的經典著作,但是要提高語言修養,背誦一些經典範文和名言佳句,是應該的。

我們要養成對文字的“潔癖”,非那些最好的文字不背誦。理性類的作家適合同學們背誦的有魯迅、史鐵生、龍應臺、周國平、王開嶺、林賢治、筱敏、熊培雲……感性類的作家中適合同學們背誦的有張曉風、簡媜、遲子建、潘向黎、鮑爾吉•原野、劉亮程……我們要找他們最好的文字來讀並背誦。比如周國平,他的《人生哲思錄》集粹了他語錄體寫作的精華,我們可以反覆閱讀,背誦自己喜歡的文字。我們不妨來看幾則。

也許,尋求生命的意義,所貴者不在意義本身,而在尋求,意義就寓於尋求的過程之中。我們讀英雄探寶的故事,吸引我們的並不是最後找到的寶物,而是探寶途中驚心動魄的歷險情境。尋求意義就是一次精神探寶。

人天生是軟弱的,唯其軟弱而猶能承擔起苦難,才顯出人的尊嚴。我厭惡那種號稱鐵石心腸的強者,蔑視他們一路旗開得勝的驕傲。只有以軟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著尋常苦難的人們,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相信人有素質的差異。苦難可以激發生機,也可以扼殺生機;可以磨鍊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啟迪智慧,也可以矇蔽智慧;可以高揚人格,也可以貶抑人格。而這一切全看受苦者的素質如何。素質大致規定了一個人承受苦難的限度,在此限度內,苦難的錘鍊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則會把人擊碎。

為了抵禦世間的誘惑,積極的辦法不是壓抑低級慾望,而是喚醒、發展和滿足高級慾望。我所說的高級慾望指人的精神需要,它也是人性的組成部分。人一旦品嚐到和陶醉於更高的快樂,面對形形色色的較低快樂的誘惑就自然有了“定力”。最好的東西你既然已經得到,你對那些次好的東西也就不會特別在乎了。

普魯斯《影子》一詩中寫道:“每個人在自己的小路上點燃燈光,活著時無人知曉,工作不被重視,隨即便像影子一樣消失。”點燈人真像影子一樣消失在時光的暮靄中嗎?至少火光喚醒了沉睡的螢火蟲。點燈人消失了,但光在螢火蟲身上得到了延續,歲月如同退落的潮水,它試圖捲走一切,但在退潮後的沙灘上,一定還會留下潮水的痕跡和幾隻閃亮的貝殼。歲月帶走的只能是物質的殘骸,但帶不走精神的路標。

每位作家的語言風格都是不同的,你要善於發現他們的不同,在此基礎上找到自己喜歡且適合自己的作家作品去背誦。比如同樣寫“成熟”,下面兩段文字一段是周國平寫的,一段是王開嶺寫的,你能分辨出來嗎?

1.許多人的所謂成熟,不過是被習俗磨去了稜角,變得世故而實際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個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應當是獨特個性的形成、真實自我的發現、精神上的結果和豐收。

2.所謂的“成熟”,表面上是一種“增值”,但從生命美學的角度來看,卻實為一種“減法”過程:不斷地交出生命中天然的美好元素和純潔品質,去交換成人世界的某種經驗、某種生存策略和實用技巧。就像一個單純的天使,不斷地掏出衣兜裡的珍珠,去換取巫婆手中的玻璃球……

周國平的文字中性平和,富有思辨;王開嶺的文字借象說理,感性嫵媚。與這兩位的理性姿態相比,龍應臺的文字儘管也很理性,但情味更濃。不妨看她《回家》中的一段:

弟弟踱了過來,我們默默對望;是的,我們都知道了:媽媽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個有郵政編碼、郵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間,而是一段時光,在那個時光的籠罩裡,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鬧、廚房裡正傳來煎魚的滋滋香氣、丈夫正從她身後捂著她的雙眼要她猜是誰、門外有人高喊“限時專送拿印章來”……

媽媽是那個搭了“時光機器”來到這裡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車的旅人。

除背誦這樣經典的美文語段外,我還特別建議你去背誦一些詩歌。詩歌的語言凝鍊精美,是語言中的上乘藝術,存藏了我們的文化基因。曾看到網上的一個段子。說我們之所以要多讀書多背誦 ,是因為當我們看到傍晚的湖面上有一群鳥飛過的時候,能吟誦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水長一色”,而不是說“哇噻,全是鳥!”當我們去戈壁旅遊騎著駿馬飛馳的時候,能吟誦出“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而不是說:“媽呀,全是沙子,快回去吧。”這當然是調侃,但也說明了背誦積累大量詩詞能使我們對生活有更深切的體察,也使我們的血管裡能流淌著中國文化的血液。

除古詩外,我們還要多背一些經典的中外現代詩,艾青、顧城、海子、余光中、食指、北島、普希金、海涅、狄金森、葉芝、泰戈爾、里爾克、弗羅斯特、茨維塔耶娃、聶魯達、谷川俊太郎……多背誦優秀的詩歌,讓心靈沐浴在詩歌的光輝中,我們不妨一起來背誦顧城的《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中的一段: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我想塗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畫滿窗子

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

都習慣光明

我想畫下風

畫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嶺

畫下東方民族的渴望

畫下大海——

無邊無際愉快的聲音

當然,強調背誦絕不是限制創造。文字是有繼承性的,只有記住了前人的東西,才可能進一步創新。古代詩文中的的很多名句都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宋代詞人秦觀的“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就是從隋煬帝楊廣“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的詩中化來;王勃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水長一色”,則脫於庚信的“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現在人們多記住了秦觀、王勃等後人的名篇佳句,倒忘了楊、庚等前人的舊作。不正說明我們可以在背誦的基礎上借氣、借勢,翻出新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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