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些特殊，或者说，样貌有点模糊。表面上柔柔弱弱，沾染了杭州的烟雨气，但文化和科技上又发生着巨变。自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后，宋朝便重文轻武的拖着一条腿前进，文人在宋朝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宋朝有国训：不杀士大夫，因此当时的朝堂上政治开明，谏臣频出，文人毫不担心会因触怒了皇上而丢了性命。
文人地位提高，文人气质就上升成国家气质。我在讲述晚唐诗歌时就说过，唐诗是开阔的，壮丽的，宋词则收敛了许多锋芒，连年的战败让文学也自然的把创作范围不断缩小，从边疆拉回，开始对自我生命意识的审视。
另一方面，唐诗被李杜推上巅峰，物极必反的道理文学世界里也表现出来，唐诗已经成为了文人的专门创作，在民间，渐渐减少了传诵。所以老百姓需要他们的文学，民间创作又开始了。词一开始流行于民间，并不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更白话一些，更通俗一些。
钱穆先生说，词是女性的，是闺房的，不像诗具有社会性。这确实是词和唐诗最明显的差异。词诞生于五代，但真正把词这种形式上升到艺术高度的，是李煜。
李煜不是宋朝人，但他对词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曾评价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谈李煜，总也绕不开他亡国之君的身份。李煜的人生于他自己是个悲剧，于文学是一种幸运。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一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江山，却可惜自己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李煜和后来的宋徽宗有点像，艺术上成就惊人，政治上昏庸到底。这两个人都是十足的艺术家风范，创作上饱含热情，却都处在王朝的尽头。
所以李煜的词作读起来有一种彻头彻尾的落寞、彷徨和阴郁。从大唐到南唐，从南唐到北宋，这中间尽是王朝嬗变的悲与喜，是从繁华到落寞的忧伤，李煜词中的情绪，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李煜词作的巅峰是在他亡国后的创作期，我们选择一首名篇来看看：
《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首词是婉约派词作的开山之作，凄凉、沉郁。“无言独上西楼”，一开始便是自己情绪的展现，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词更多反映自我生命的细微变化，这是和唐诗的贵族气质不同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看看这一连串词语的堆砌，将一个阶下囚的无奈、落魄与孤寂描绘出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断然写不出这样的词句。
这种冷寂和李煜前期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亡国前，李煜沉醉在奢靡的生活中，写出的是“晓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他还是个多情的男子，为爱妻大周后写下过“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这样艳情的句子。可惜这些场景都已化作云烟，“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这当中的滋味，究竟是怎样的，除了李煜，谁也体会不到。
再来看一首流传更广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应该是家喻户晓，作于李煜降宋三年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这一句已是很直白的宣泄了，有无奈，有悔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心中的哀愁，犹如眼前春水滚滚不绝。我觉得这首词不单单是对故国的思念，更是对人生的伤怀，对生命的怜惜。这就如我一开始说的，词代表着繁华消亡的过程，我们看到生命的艳丽过后，一片荒凉。
《虞美人》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宋太宗在李煜42岁生日这天赐他牵机药自裁。李煜死得很痛苦，全身抽搐，首足相接，以一种扭曲的死态凋谢于中国文学历史之中。
阴暗的一段故事落幕，大宋将迎来一段盛世，词将开始成为主流文学活跃在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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