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上位者”哲学——卧薪尝胆,不轻易出底牌!(下)

卧薪尝胆,不轻易出底牌!

曾国藩的“上位者”哲学——卧薪尝胆,不轻易出底牌!(下)

曾国藩在衡州编练水陆两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本打算在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之后,再出省作战,去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深知太平军绝非以往的农民起义,自起义开始,从广西一路北上,过关斩将,使清政府苦无良策,频频更换钦差大臣和军中主帅,致使清军不敢贸然与太平军交锋,只能尾随其后。在兵多将广,日益壮大的太平军面前,没有形成一支劲旅而轻易与之交战,那必将是以卵击石。况且在太平军率先取得长江中下游水上优势以后,没有一支技术先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军,是无法与拥有帆如叠雪,所向披靡的太平军相抗衡。因此,曾国藩抱定:战船要坚固耐用,战炮要配置先进的洋炮,兵勇要训练有素,船炮不齐,决不仓促出征。“不练之兵,断不可用”,“此募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庶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然而,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却不容曾国藩去按部就班完成自己的计划。面对太平军北伐、西征的凌厉攻势,清政府疲于奔命,四处调兵,明知湘军水、陆两师刚刚组建,缺乏战斗力,但为解决兵源不足,征调湘军出省作战的谕旨却也源源不断地飞到曾国藩的手中。黄州告急!庐州告急!武昌频频告急!这使曾国藩着实为难。要想担负起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断不能草草出征。可面对一份份措辞严厉的谕旨,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以船炮不齐、兵勇不足为由,拒绝出征,“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这使咸丰皇帝十分恼火,他无法理解一介书生能作出何等事业。当曾国藩面对太平军西征,提出四省联防、合力堵围的措施时,咸丰皇帝便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现在安徽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著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的“上位者”哲学——卧薪尝胆,不轻易出底牌!(下)

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所编练的湘军,只不过仍是团练,调其出省作战,无非是去配合绿营军,以解燃眉之急,而曾国藩开口要编练成军,训练有素,闭口要四省联防,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捧。面对咸丰皇帝的嘲讽和高压,曾国藩十分为难,听其调遣,则一个时期以来的心血及努力必将付诸东流。无奈,曾国藩在接到谕旨后,依然拒绝出省作战,他在陈述其不能出征的诸种理由之后,激昂地表示:

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钝利败,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迄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阅了奏折以后,也深为曾国藩的赤胆忠心所感动,在朱批中安慰到:“成败利钝不可逆睹,然汝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为坚持其断断不能草率出征的原则,不仅拒不执行咸丰皇帝的谕旨,同时也对处于危困之中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等的求援于不顾。

曾国藩在局势急转之下的情况下,即使千呼万唤,仍坚持不可草率出省作战的原则,使他赢得了编练水陆两军的时间,为其日后独立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基础。当然,也使曾国藩付出了当前利益的巨大代价。然而“忘其小丧而志其大得”。这也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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