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實在難以理解美國這樣一個對控制非常敏感的國家，更難以理解美國人民對個人自由的極端追求。
東西方疫情治理的對比，使我們感慨：自由制度下的美帝人民真可悲，“病毒可怕、口罩有效、疫苗該打” 這些百年前就是常識的東西，如今的美國政府卻無法讓人民執行。
其實這並非自由民主制度的過錯——韓國、日本、香港和臺灣都屬於自由民主制度，整個東方的疫情也都控制得不錯。
東西方在疫情管控上的差異，跟國民氣質有關：東方人自古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性情相對內斂，習慣於自我約束，且大局意識和群體道德意識都很重。而西方人的自我意識以及對個體自由和尊嚴的超高要求，是由西方人熱愛自由的文化氛圍所決定。
韓國、日本、中國香港和臺灣是東西方文化和社會制度相互交融後，所呈現出的社會形態。
東西方文化的一個明顯差異是，西方文化注重個體存在、個人主義；而東方文化注重共存、整體主義。
由於人的存在既是個體的，又是共存的，所以人既需要活出個性，也需要活出共性。如果只注重個體或者只照顧整體，兩者都只是做對了一半。
人需要活出個性化的自我人格，這個人格作為在世生存的工具，同時又要符合整體的規則。
個體與整體，又是一個對立的矛盾結構，所以二者的權重需各佔一半，否則會失衡，會相互消解彼此的意義。
在中國人看來，儒家傳統文化有多溫暖，個人主義就有多冰冷。中國人理解的普世價值是照顧好整體的利益——從整體共存的角度溫暖這個世界。
但是，如果沒有個體感受視角的互補，整體利益的溫情將會被解構 ，不注重個體感受的社會，人民也會變得世俗、淺薄、泛道德化、工具化，進而失去生命活力和創造力。
東方與西方，個體與整體，需要互融互鑑，人類才能更靠近存在之真相，世界才能完整。
在一些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國家級宏大項目上，權威制度更加高效，但這樣的制度照顧了整體，卻往往被認為以忽視甚至犧牲個體權益及個體感受為代價。
而純粹的自由市場體制，以尊重個體權益為基礎，但往往也被詬病為不能很好地兼顧整體、大局和決策效率，正如某些美國國會議員的感慨：我們多想做一日中國 (以高效決策一些因民主而扯皮的民生項目)。
中國傳統哲學告訴我們，在整體與個體，集權與自由之間，兩全之策在於平衡與兼顧。執其任何一端，都意味著看上去偏執又狂熱，或被稱為極端主義者。但也並非要站在中間的某一個位置，中間不是一個位置，它是一個平衡的連續獲得。
事物存在於動態中，所以，任何確定性的概念、標籤或主義，都可能是對真相的遮蔽。
為了靠近真相，為了不被遮蔽，為了保持活力，即使一個共產主義者也需要傾向資本主義者，而資本主義者也需要傾向共產主義者——存在之真超越對立面的兩者。
思想概念總是直線式的，它定義事物的同時，也遠離了存在。“石化的存在”總是由於僵化的思想。存在是活的陰陽魚，當我們不得不使用概念來捕捉它、利用/擺置它，也不要忘了要像老子那樣，一邊用一邊掃，一邊說一邊否：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說，集權可以確保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凝聚，以抵禦外敵，以確保文明的延續，以不至於使古老文明變成那些躺在博物館裡供人瞻仰的標本。
還有人說，威權體制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走向工業化，實現國家富強的制度保障，例如英國幾乎是在普遍選舉開始之前實現了世界霸權，並且在實現普遍選舉之後，很快就從大英帝國，變成了歐洲小白兔。
這樣的下跪式思維，把世界霸權等同於人類文明，把人性和人格降維到動物，把人類社會降格到叢林社會。
大英帝國的霸權沒落以及普選制在英國的落實，實屬人類文明之大幸，其本質是人類個體生命的自由、價值與尊嚴，戰勝了原本屬於人類工具的國家機器、統治概念，以及集權、霸權主義。
人類文明的方向，不僅只有權力的維度，還有愛的維度。在權力的維度，以價值判斷為依據，以支配地球資源的多少為價值衡量標準。人類在權力的維度，生來不等，即，先天擁有的資源和資質都不等，唯有不等，人類才會活出個體獨一份的生命。
但是，人的存在另有一個維度——愛的維度，人作為自然之子，因愛而生，生而人格平等。人類文明是為了活出愛，活在天人合一的德性中，活出創造性和存在的可能性。
愛的維度，是存在的維度，也是體驗的維度，對應後現代存在哲學的身體主體；而權力的維度，可以看成頭腦維度，對應自笛卡爾以來現代哲學的理性主體。
權力維度，是實現整體管控的理性工具。然而，放下權力，才能看見愛。愛是合一。愛是整體與個體的合一。
當一個社會只剩下權力的維度，意味著整體利益大於一切。當抽象的整體思維盤亙在社會的上空、黃金般炫目、統治一切……個體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柔軟的個體真實感受，被權力的意志和形式主義的戾氣所取代，於是，人人都在說謊，人人都在下跪，人人都飽受著沒有存在感的屈辱……個體人格的尊嚴、獨立、活力與創造力，都無從談起。
在一個空氣中都充滿了沙礫的粗糙的社會，在一個偉大的整體利益高於一切的國度，個體感受的疼痛從來沒有被看見。萬能的理性，父愛主義的權威，救贖的頑念，已經使生活變得令人窒息。
當學校裡每一個人都必須步調一致、整齊劃一，當學生和老師都被裹挾著，犧牲掉個性，或麻木或機械、或神經亢奮地旋轉著……我們正在成功製造著大批量的肉身機器。其實，地球上的每一所學校，都是不同程度的衡水中學……
哈耶克認為，個體的“自由之根，就是世界具有不確定性，唯有自由的人才有能力應對”。
正因為世界具有不確定性，而追求確定性，才成了人性的一部分，確定性是人的理性和自我存在的根基，也是生存工具。然而，不確定性是本源。
一個反本質主義者，或一個存在主義者，甚至一個老子或莊子，都可能會追問——民族與國家的整體利益是否真的存在?
如前所述，整體與個體是一對悖論結構，一半一半，沒有100%的整體利益，也沒有絕對的個人利益，因為人的存在既是共存，又具有個體的主體性。強調絕對的國家至上，不顧及個體感受，以及強調絕對的個體自由，都是顧此失彼，也都是意識形態的騙局。
從存在哲學的視域來看，那些偉大的形而上的抽象目標，如果不能兼顧個體感受，無非虛妄。國家以及一切人類組織，都只是公共管理的理性工具，是抽象的統治概念，它服務於個體感受。
在一個蓬佩奧式的政治人物眼裡，共產與自由不可調和，整體與個體自由不可調和。在這樣的形式邏輯之下，人類是頭腦理性主體與身體主體的分裂存在，然而，存在之真不是非此即彼——真理以身心一體統合自身。
存在，並不保持自身的同一。存在是悖論，即它是A又是非A。這種悖論，也可以看做是黑格爾辯證法，它作為理性自身的發展會在自身的邏輯發展過程中以辯證的形態將自身揚棄掉。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爾，和老子、莊子，都涉及到了存在自身的矛盾問題。
但老莊的思想與黑格爾辯證法有著天壤之別，道家是鮮活的存在哲學，是後現代反本質主義，黑格爾卻是遠離存在之真的形而上學，正是他把我們引向遠離真實的抽象目標和宏大的整體思維，這必然導致權威主義。
作為悖論的存在，是非理性的。所以，理性對於存在的把握必然無能為力，它只好讓位於由存在自身而來的經驗與個體感受。個體感受力已經成為了後現代社會文化的最終價值選擇。
而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就是，由現代文明向後現代文明過渡。後現代文化的包容性和世界主義、全球主義，以及歐美國家對異質文化的寬容，以及國家主義在日本九零後中徹底去魅與消亡，以及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一家”等全球治理理念，實屬人類文明發展方向之大幸——中國的對外開放的國策正是得益於這樣的後現代文化氛圍。
然而，中國人傳統思維中不合時宜且老謀深算的上位思維和輸贏思維，令今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現代主義價值觀詐屍甦醒——為了對抗中國的威脅，他追求“讓美國重新偉大”，重拾美國文明的優越感、使命感、霸權主義和領導地位，而這在西方屬於逆後現代文化潮流。
綠！202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