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齊梁文化風盛行，詩歌得益於各大民族的流動和接觸，使得北方和南方各種文化相互交融並從中誕生了新的詩歌文體。在文化學術方面，更是推行博聞強記之風，文人墨客無不以引經據典為傲，而由此也導致了其文學創作引經據典太多，成為中國詩文化中一面鮮明旗幟。而南朝交遊之風盛行，士人交遊對象廣泛，交遊範圍極大，交遊之頻繁密集遠勝於各個朝代，而對於他們的交遊對象只要細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南朝士人當時所處的社會形態、人們的價值取向。
齊梁士人的隸事遊戲盛行，靠著引經據典就可以名揚天下
對於古代的文人墨客而言，高談論闊、辨經論道的場所極其之多，田野、山澗、亭臺、樓閣都是文人聚會的絕佳場所。而南朝恰是一個隸事之風盛行的朝代，這其中尤以齊梁時期的隸事發展達到頂峰，創作了大批隸事形式的文章和詩作。
隸事即為文人聚會時以故事來交談，看誰引經據典更多的一種娛樂活動。簡單來說，這就是一場比拼記憶力的遊戲，看誰讀的書多，記得書多，誰就可以成為最後的贏家。文人之間較量的僅僅是博學和記憶程度罷了。
隸事之風興起於王儉，據《南齊書》所載，其幼年時就喜愛讀書通常可以做到“專心篤學，手不釋卷”，在其成年後，二十二歲就撰寫了《七志》四十卷，獻於朝廷後，做到了吏部尚書的位置。而他的記憶力好到“朝儀舊典, 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而憑藉著這一天賦，每次隸事遊戲時往往都戰無不勝，自然就喜愛隸事這樣的遊戲。
而當時非常有名氣的“竟陵八友”，也是喜愛王儉常奔走於王儉門下，由此隸事之風一起，藉助各大官員府邸的幕僚和賓客，擴散於廣大士林之中。就連當時很有名氣的梁武帝蕭衍在尚未即位時就常常參與其中，在即位後更是對於隸事一事樂不思蜀。而從幕僚到官員再到帝王的隸事之風，也直接影響了文人雅士的聚會方式，由此隸事遊戲之風越演越烈。
齊梁士人的學風與文化看似自由，實則還是掌權者手中的棋
如果說僅僅是覺得能夠引經據典，就可以平步青雲，那就痴心妄想了。事實上，在隸事之風盛行的背後依然有著明確的階級文化制度，從前文中可知，隸事之風的興起絕對不是文人墨客的主要功勞，最主要的還是官員的推行和當朝者的喜愛。
《南史·劉峻傳》“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範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 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鹹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
蕭衍的文化素養確實不低，但與範雲和沈約相比，無論是學問還是文章都略有不及，心中多有遺憾。所以在其即位之後，又多次帶領貴族驕子和其聚會，一爭長短。而另外兩人深知其心性，所以可以收放自如，博取歡心。而劉峻不懂深淺，御前爭名，讓皇帝丟了面子，自然招到厭惡，致使其縱身不能得志。
所以當隸事成為帝王的遊戲時，就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文人雅士之約，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在這場戰鬥中，文人墨客能夠不漏痕跡的保持不勝就已經是小勝了。更何況，古代的文人墨客更是有著極高的文人風骨，很多文人只因偶爾的真情流露，才學展現過多，就遭受到各種刁難。
不過也正是因為文人遇到了蕭衍這樣一心喜愛文學才藝的君主，所以才會使得齊梁的博學之風盛行，而齊梁的隸事作為一種純記憶力對抗的博學遊戲也是歷史上較為罕見的，而南朝士人推崇博學所帶來的引經據典的文化成果，自然也非其他任何一個朝代所能相比。
齊梁士人的齊梁新體詩出現，引領時代潮流的同時也成為詩史上的一顆明珠
齊梁新體詩的出現離不開文人沈約的“八病”理論，也就是在作詩時對於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這八種弊病應該儘量避免。但是這八病的規定想要完全避免非常艱難，所以基本上很多律詩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違反。因這種律詩已經將聲律和對偶進行了融合，所以也就成了具有格律的新體詩。而由於這種詩體誕生於齊武帝蕭賾的永明年間，所以又稱永明體。
而新體詩所要求的聲律和用韻已經非常考究，所以對於晉宋文人所做的過於艱難繁澀的詩的語言進行了規整。所以詩的篇幅進行了大幅度縮短，句式也趨向於定型，五言詩漸漸成為主流。在加上當時所追求的博學之風，使得當時的律句中出現大量的典故。整體詩風從沉重呆板轉變成圓潤易懂。在創作上，要求更高，整體構思巧妙，詩的意境得到極大發展。
而詩體的創制成功後，如何進行推廣也是一大難題。而沈約卻剛好有這個能力，畢竟沈約旁邊的好友都是詩作大家，再加上蕭衍的詩作和詩才廣為流傳，所以在他們的帶動下，新體詩得到了大量的相應和使用，雖然八病的毛病無法完全規避，但大量的集體賦詩，即推動了新體詩的流傳也使得齊梁詩作得到了補充和發展。
齊梁時期交遊之風盛行，皇室文化的體現——宮體詩
齊梁時期的代表性人物“竟陵八友”就非常喜愛交遊，在選擇上上到皇親貴族下到中下層小士族均有交往，總體交遊呈現出廣泛性和階級性。在八遊的交遊中，皇室所佔比重超過30%，這個數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以來士族特權的逐步下降和皇室貴族對文化的重視，而且從側面說明了中下層士族在為官一道上對皇室成員有天生的依賴性。這個時期的皇家同時擁有著政權和文化代表的雙重身份，這也是竟陵八友選擇與其交遊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南齊起，皇室成員皆愛好文學同時具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同時有大量宮體詩流傳。蕭道成有《群鶴詠》“八風儛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借群鶴本應飛行萬里聲傳九野來暗喻自己也如這苑中所養的群鶴一般苦惱，寄託自己渴望掙脫朝廷之束縛，卻因身不由己受到召回而不得不做起了“苑中禽”。
但是這只是詩人所想，在歷史上，蕭道成在《南史·齊本紀》被稱為“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所以想要真正瞭解一個人，還是需要多加分析才能知其全貌。而蕭道成的兒孫們也是滿腹經綸，兒子蕭賾有《估客樂》詩，孫子簫子良有集四十卷；簫子隆有集七卷；蕭長懋有集十一卷。皇室對於文化的偏愛即促進了文學方面的進步，也加速了皇室與士族之間的交遊。
而在詩歌方面，宮體詩可以說是齊梁皇室文化的成果展現。宮體詩是在永明體詩歌的基礎上進行演化而出現的一種新面貌詩體。宮體詩的內容以豔情和詠物為主，在形式上更為精巧華美，其詩用詞華麗情調纏綿，追求一種文學之美。而宮體雖是因蕭綱為東宮太子時所提倡而放大，但創始人則是他的老師徐摛。
宮體詩在分類上大致分為兩類：描繪和表現。描繪一般刻畫的多是女子在體貌、著裝、歌舞之姿方面的美，而表現則多是集中於寫人物在喜怒哀樂方面的情感，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
總的來說，文人交遊，以文會友在那個朝代都有所體現，交遊本身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好像趙翼《甌北詩話》所言：“士當窮困時，急於求進，干謁貴人,固所不免。”這就很好的反應了當時齊梁交遊之風的問題，大多為“利”交，為勢交。雖說“天下熙攘，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交遊者一旦皆“利”而交遊，那麼當權勢變化時，文學創作的侷限性就一覽無遺了。
齊梁時期上層統治者對文學的偏重與鍾愛，使得士人藉助交遊這個平臺，就可以進入皇室和當權者的視線中，很多士人都憑著才學而獲得了名望和提攜，為士人交遊提供了上升渠道，這也是南朝士人交遊興盛的外在條件。但交遊本身應該是士人內在心理尋求自我需求的一種體現，在階級的干擾下，士人交遊的目的變得過於功利性，也使得原來的門閥士族制度在不斷衰亡，新的皇權政治不斷得到加強，不過這也使得整個朝廷多是同道中人，而非各抒己見，各大官員對於非同道中人多采取打壓政策，發展性不足。
參考文獻：
《南史》
《甌北詩話》
《南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