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氏父子中，曹丕應該是最難把握的一位。與才華橫溢而又命運乖蹇的弟弟曹植相比，曹丕似乎顯得才華不足卻吉星高照；與世人皆知的“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父親曹操相比，曹丕的人格似乎並不那麼容易定義。而曹丕人格難以定義的主要原因是後人對其人格本色的挖掘和認知不夠。換句話說，雖然人們能夠從正面看到曹丕本人的文學成就和政治才能，但這兩方面的分量很難抵銷他人品的那些汙點所造成的人們對他的整體負面認識。
換個角度看，我們對曹丕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認知不足。如果能從這方面重新挖掘認識，曹丕這個歷史人物形象正面和負面的對比判斷有可能要顛倒過來了。
01
曹丕負面人品的主要表現
說到曹丕人品的負面表現，世人皆知的就是他對手足的殘忍迫害，其中又以曹植“七步成詩”的故事最為著名：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世說新語·文學》）
古今中外，大概找不出因為七步之內做不出詩來就要掉腦袋的明確法律規定。但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帝王就是法律。曹丕之所以對骨肉同胞如此殘忍，根源於他和曹植因為王位繼承問題而造成的關係惡化。可見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儒家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倫理價值還是要讓位於政治需要的。
儘管這次生命危難被曹植本人的才華暫時化解，但曹植並沒有從根本上逃過被親哥哥壓制迫害的命運。甚至在曹丕死後，曹植以為這會給他的命運帶來轉機，幾次上書請求入仕。雖曹丕本人去世了，但防止曹植東山再起的政策沒有變。魏明帝曹叡即位後，沒有給自己的叔叔提供這樣的機會。曹植最終抑鬱而死。
如果說曹丕對曹植是慢慢地折磨，讓他自己在煎熬中死去的話，那麼對他的另一個親兄弟任城王曹彰則是親自下手，讓其當場斃命的：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棋，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世說新語·尤悔》）
從這個故事後面卞太后的警告來看，曹丕沒有對東阿王曹植下殺手，似乎是因為母親的面子和警示。這段描寫，曹丕對於親兄弟曹彰堪稱趕盡殺絕，所用手段之毒辣兇殘，令人髮指。當然，作為小說家言，《世說新語》記載或許未必完全屬實。葉嘉瑩先生對此事的真實性提出過兩點疑問：一是黃初四年（223）諸王來朝的時間應為農曆五月，當時棗子並未成熟，不可能有棗吃；二是曹植受封東阿王的時間為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卞太后不會在黃初四年稱曹植為“東阿王”。根據這兩點疑問，葉先生否定曹彰為曹丕所殺，而是暴病而亡（參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第三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葉先生的說法很有道理，但畢竟只是推測，所以還不能作為否定曹丕殺害曹彰的鐵證，理由也有二。其一，文中提到吃棗，並未明確指定為鮮棗。既然如此，那麼就不能排除所吃棗子為幹棗的可能。如果吃的是幹棗，也就不會受到季節的限制。而《世說新語·紕漏》就明確記載王敦在舞陽公主家的廁所，誤將用來塞鼻的幹棗吃光的故事，說明吃幹棗在當時並非難得。其二，關於卞太后稱呼東阿王的問題。首先應該明確，這段文字是《世說新語》的編寫者所書，不是卞太后本人。大家都知道的古代文化常識是，一個人去世之後，後人為了表示尊敬和紀念，一般習慣用其諡號或封號來稱呼他。而《世說新語》的作者生活在黃初四年二百年之後的劉宋時期，用“東阿王”稱呼曹植並非沒有可能。因為這些緣故，所以還不能以受封時間作為否定曹丕殺害曹彰的關鍵性證據。因而，我們仍然可以認為曹彰死於親哥哥曹丕之手。
除了對骨肉同胞的殘忍，曹丕負面人品的突出表現就是荒淫的生活了。后妃眾多，喜新厭舊，這些封建帝王習以為常的行事作風在曹丕那裡也未能免俗。只是他在這方面還有一些自己獨特的方式，其中一個非比尋常的表現就是喜歡搶父親曹操喜歡的女人——他的皇后甄后就是這麼得來的。
袁紹去世後，曹操攻下原屬袁紹的地盤鄴城。曹氏父子一生戎馬倥傯，戰事不斷，但這場戰役與其他戰役最不同的一點，就是曹操和曹丕都懷著個人的小心思——他們都是為了一個女人——袁紹次子袁熙的夫人甄氏而來的。
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
城破之後，曹操便迫不及待地“令疾召甄”，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手下給曹操的彙報是：“五官中郎已將去！”（事見《世說新語·惑溺》。按，曹操攻破鄴城在建安九年（204），而曹丕受封五官中郎將在建安十六年。如果按上文葉先生的說法，這時還不能稱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此可為上文關於後人撰文往往用其在世封號或去世後的諡號的又一旁證）見此情景，曹操也只好做個順水人情，承認了曹丕對甄氏的所有權，同意曹丕將甄氏納為正妻。
可是曹丕似乎並沒有因此改變對父親喜歡過的女人的喜愛和狂熱獵取，並且愈發變本加厲了：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後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雲：“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世說新語·賢媛》）
父親屍骨未寒，做兒子的竟然就把父親身邊的女人全部收為己用（按輩分曹丕應該稱這些女人為小媽）。儒家“三綱五常”的倫理之說，在此蕩然無存。難怪連他的母親（卞太后）都無法接受，罵曹丕豬狗不如，連身為皇帝的兒子駕崩，都憤然不去弔唁。
再者，曹丕負面人品的表現是政治角逐中手段的卑鄙。這對於政治家來說似乎已經不能算是多麼特別的品性了，但與常人相比，仍然算是一個不小的人格汙點。
前面所述曹丕對於曹彰、曹植兩位弟弟的殘害，實際上就是政治角逐的結果。他要迫害兩位骨肉同胞的唯一原因，也正是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因為這種關係對曹丕的政治地位具有潛在的威脅，所以他要斬草除根，永絕後患。除此之外，在角逐太子的過程中，曹丕也是苦心經營，用盡了各種卑劣手法：
（楊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三國志·魏書·曹植傳》裴松之注引《世說新語》）
魏王嚐出徵，世子（曹丕）及臨淄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鹹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三國志·魏書·吳質傳》裴松之注引《世說新語》）
參與曹丕與曹植政治角逐的還有他們各自身邊的謀士。站在曹植一邊的楊修、丁儀等人完敗於曹丕的摯友兼謀士吳質。曹植和楊修、丁儀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們是被吳質教唆曹丕用這麼不入流的手段擊敗的。
曹丕政治手腕卑劣的另一表現是以魏代漢。從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開始，曹魏取代漢家天下已經只是時間問題。但這個問題的最終落實畢竟還需要一個儀式和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歷史性地落在曹丕身上。曹丕成功地完成了父親的遺願，從形式上取得漢家天下的過程，也顯示了他陰險和“無恥”品質。一方面，他與司馬懿率二十萬大軍壓境，並派遣賈詡、王朗等人去許都恐嚇漢獻帝，要他主動禪位; 另一方面，他又做足真心辭讓的表演，給人造成一種他如果不登基，就對不起皇天后土、天下百姓的假象。這種影帝般的表演無疑在中國歷史上開了一個無恥的先例，給後來的懷有“司馬昭之心”者提供了鮮活而生動的模仿範例。
02
為什麼說曹丕是一位文化巨人
儘管曹丕人品上的汙點如此之多，但站到歷史大幕的遠端眺望，還是應該看到他對於中國文化史所起到的無可替代的作用。
曹丕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被遠遠低估了。
進入文明社會之後，中國文化史的發展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產生並形成了三個內在性質不同而又相互關聯的文化時段：先秦兩漢時期為帝王文化時段，魏晉南北朝至唐宋為士人文化時段，元明清為市民文化時段（參寧稼雨《中國傳統文化“三段說”芻論》，《求索》2017 年第3 期）。而曹丕正是處於從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轉變過渡的關鍵時期的關鍵人物。其理由如下：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過渡的特殊歷史時段，需要一位既能代表帝王文化，又稔熟士人文化，並且與士人群體有密切的交往和溝通，有條件進行雙向交流和會通的關鍵性人物來完成這個使命。而曹丕恰恰是最符合這些條件的理想執行者。
首先，曹丕本人不僅是一位帝王，也是一位有足夠分量、能夠代表那個時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文學家。從曹丕本人的文化文學修養來看，他與父親曹操和弟弟曹植共同建立起文學史上之建安文學“三曹”的扛鼎地位，成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他的七言詩，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七言詩創作，在文學史上具有開先河的作用，這是中國文學史無法迴避的事實。但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曹丕本人文學修養的價值不僅在於他個人的文學成就，而且還是作為曹魏時期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轉變過渡的關鍵人物的必要資質。
其次，曹丕是建安文學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與“建安七子”有著非常密切的交往。與其說他們之間是君臣關係，不如說是親密的摯友。這一點，從曹丕《與吳質書》的字裡行間便能看得非常清楚：
明·王問《建安七子圖》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複道哉？
文中對建安七子的個人性格和文學成就逐一點評之後，曹丕又滿懷深情地說：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看了他的文字，完全有理由相信，曹丕與“建安七子”之間是純粹的文人式的同道摯友關係。如果說他的帝王身份在他們的關係中有時能發揮一點作用的話，那麼不是他們之間友情的冷卻劑，而是催化劑：“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世說新語·傷逝》）在為往日摯友王粲送葬的時候，曹丕以老大哥的身份，帶領大家用驢叫的方式，向好友寄託最後的哀思。這份深摯的友情，天地可鑑，震撼今古。
曹丕作為文化巨人的終極價值，是他把自己深厚的文學修養，連同他與他那個時代成就最高的文人所形成的親密關係，以及在所有這些經歷中對於文學的體悟，上升到劃時代的高度，以他的帝王身份，宣佈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作為士人文化核心精華的文學，將要取代以帝王文化核心價值為主導的政治價值說，從而拉開了士人文化作為中國文化舞臺上主角的大幕。
稍有文學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文學的一個重大轉折就是從自然走向自覺，從模糊走向純粹，從蕪雜走向獨立。而成為這個重大轉折的號角和宣言的，可以說正是曹丕的《典論·論文》。
在魏晉南北朝之前，文學之所以難以從其他各種實用性文體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文體樣式，其根本原因在於帝王文化的大背景下，服從專制統治的王權和相應的道德觀念是一切文化樣式的要務。文學必須以服從封建禮教政教為前提：“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
沒有什麼比儒家政治倫理教化更重要的文化形式了，所以，對於文人來說，一切工作和事業的價值只能是把傳達“聖人”的聲音作為最高的人生價值和不懈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成為先秦兩漢文人的價值標準和事業方向的規範。這個規則不突破、不修正，文學對於政教的附庸地位就難以改變，文學也就難以獨立。
在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第一次敢於向“三不朽”的戒律發起挑戰和衝擊的便是曹丕，他以極高的膽識，把文學提升到與“三不朽”同等的地位上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典論·論文》）
曹丕不僅把文學的社會地位提升到“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的高度，而且還對文學具有永久價值魅力的原因做了深刻的挖掘和分析。這顯然具有時代號角的作用。它激勵人們從“立德、立功、立言”這傳統的“三不朽”中解放出來，為新的“不朽”事業——文學，而努力奮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沒有曹丕對文學地位和價值的評價與認識，也就難以出現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自覺”局面。再進一步說，沒有曹丕以帝王的身份對於文學價值的肯定，中國文化史上從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過渡，不知還要等待多少年！
餘話
一邊是被母親罵成豬狗不如的無恥之徒，一邊是推動中國文化轉型的文化巨人。這二者為何能夠集中表現在一個人身上？由此也許能夠使人想到，那些號稱完人者果真完美無缺嗎？而那些所謂不齒於人者就真的一無是處嗎？
每個人也許都會找到自己認為滿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