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天下分裂動亂，政權更迭頻繁。公元386年，鮮卑族拓跋部首領拓跋珪建立政權，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的第一個王朝。
到了公元471年，北魏第七位皇帝拓跋宏登基，是為孝文帝。
由於拓跋宏繼位時僅有5歲，年紀尚幼，便由祖母馮太后臨朝執政。因為，馮太后是歷史上一位出色的女政治家，所以，在她的影響下，拓跋宏更是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公元490年，孝文帝親政，開始進一步推行漢化改革。孝文帝覺得一個民族若沒有文化底蘊，即使王朝再輝煌，也將會成為曇花一現。
所以，他要改變整個民族的本質，要讓鮮卑族和文化底蘊深厚的漢族相融合。公元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提倡穿漢服、說漢話，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名為“元宏”。此外，鼓勵鮮卑上層人物和漢族進行聯姻，並且，參照南朝典章制度進行官制改革。
可以說，孝文帝的漢化改革，為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意義非凡。499年，一代大有作為的皇帝病逝，年僅33歲，廟號高祖，諡號孝文皇帝。
我們都知道，鮮卑族拓跋部原是北方的遊牧民族，統治者在建立北魏入主華北之地後，為了穩固自己的政權，在漢人居住的地方，利用漢族士人來統治漢民，而漢族士人也通過鮮卑統治者，來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但是，鮮卑貴族和漢士族之間，卻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北魏初年，漢族士人的政治地位較低，一般無權參與國家的政治決策，這種地位上的不平等，讓漢族士人大都心懷不滿。權且以崔浩為例，崔浩作為漢士族的代表，出身名門望族，祖上世代為官，父親崔宏在北魏時，曾官至吏部尚書，賜爵白馬公。並且，崔浩比起父親來那是更甚一籌，博覽經書，滿腹才華，曾輔佐北魏三代皇帝，在北魏統一北方的諸多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
北魏道武帝時，實行王、公、侯、子四等封爵制，但是，崔浩卻極力主張恢復封建制度五等爵位。要知道，崔浩曾被封為武城子，後襲封白馬公。由此可見，他的主張不僅僅是要把四等改為五等，他是想讓世家大姓，按割據勢力的大小受五等爵號，歷代世襲並得到北魏皇帝的認可。就像西周時期那樣，諸侯各自治理自己的封國，只對周王室保持著朝貢的關係。
因為，崔浩在北魏政權漢化中逐步得到了重用，使得他誤以為北魏可以完全漢化，甚至，認為只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就可以達到鮮卑和漢士族共同執政的局面。
但是，這無疑觸碰到了鮮卑皇權的底線。
自古以來，皇帝都想的是如何加強皇權，而不是與人分權。到了公元439年，魏太武帝令崔浩編修《國書》，要求根據真實資料編寫一本魏國的國史，以留給皇室後代翻閱。漢士族講究禮制，而鮮卑族相對落後，而且，鮮卑拓跋部人喜歡把頭髮打成辮子，穿著都是便於騎馬的服飾，這對於一向喜歡衣冠齊楚的漢士族來說，當然是看不慣的。
此外，拓跋部人的同姓通婚，更是為漢士族所不齒，最終，諸如此類不雅觀的事，都被崔浩毫不避諱地寫進了書裡，並且，他還將其刻在了石碑之上公佈於眾。這種做法徹底激怒了鮮卑貴族，最終，在公元450年，崔浩被殺，株連九族，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國史之獄”。
然而，崔浩想平分北魏皇權的理想，正好反映了鮮卑貴族和漢士族之間的尖銳矛盾，而崔浩正是這種矛盾的犧牲品，想來“國史之獄”只不過就是一個藉口罷了。
北魏克柔然後，南朝成了它最大的威脅，再加上，北魏統治下的漢人居多，若北方士族響應南朝北伐，那麼，北魏政權將會陷入危機之中。公元489年，魏孝文帝向諸臣尋求良策，大臣李彪建議：“對接近南朝七個州的漢士人進行加官封爵，給予和鮮卑貴族同等的待遇，這樣就可以籠絡人心，穩固政權。”
之後，孝文帝採納了李彪的建議，開始重用漢族士人，極力調和漢士族和鮮卑貴族之間的關係。在鮮卑入主中原後，面對眾多的漢士族和漢民眾，鮮卑統治者想要收服人心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公元494年，孝文帝之所以力排眾議遷都，並實行漢化政策，除了仰慕漢族文化、想要易鮮卑風俗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要維護鮮卑政權，更深層次的來穩固拓跋氏在中原的統治地位。”
此外，孝文帝的改革使得北方社會的經濟有了明顯發展，不僅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連商業活動都日趨活躍。而且，不僅加速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封建化進程，還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甚者，最主要的影響是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為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
參考資料：
【《魏書·帝紀第七·高祖紀上》、《資治通鑑·第一百三十六卷》、《魏書·太祖紀》、《魏書·崔浩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