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為什麼商人的地位非常低?

古笑


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身份的高低通常都受出生,功名,職業等來衡量。封建王朝維持社會道德倫理約束也是靠這些等級來管理的。

中國古代從秦國商鞅變法後就確立封建社會的時代,是以小農經濟的封建經濟模式生產的。國家是以土地為財富的基本依託的,這就決定了自後的任何朝代是以土地為根本的封建社會經濟模式繼續的前行。

這種經濟模式也就決定了封建時代的思想文化意識,士農工商,商人地位低於前三者,從封建社會的統治需要出發來看,1,從秦朝開始以官吏為師到隋朝以科舉取士,士子就是讀書人和為封建王朝服務的士人,必然是封建王朝統治者首要的團結籠絡的對象,對待服務王朝的士人都是名利雙收,地位高於一般社會人,久而久之出現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言論,2,農民是封建王朝經濟主要的生產者和稅賦捐納對象,封建王朝都是以耕戰為主要的牧民而治的統治而言,因此,必然要抬高農民的地位,3,工就是手工業者,在封建王朝手工業者可以解決很多科學技術的問題,方便提高生產力,也是可以為封建王朝服務的對象,固定職業固定產所,方便封建王朝統治,不會串聯。4,商,在古代就是商人,商人在封建王朝的意識中是以賺錢為主,沒什麼君父臣綱的儒家道德,商人在商品的交換中獲利,需要經常流串,屬於流動人口,不從事土地的為主的生產,管理難度大,從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不符合他們要求的良民,但現實社會必須存在商人無法杜絕,只能在身份上降低等級,區別其他的職業的高低,讓天下人看到做商人不被看好。


銀河鑑史


不止中國。古代歐洲商人的地位也不高。

比如大革命前的法國,商人賺了錢就想盡辦法花錢買貴族頭銜,送孩子去讀法律,從而讓後代不做商人。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爆發就是因為商人、知識分子、農民、工人以及資產階級對貴族特權不滿導致的結果。

如果商人、資產階級地位夠高,他們也不會跟著工人、農民一起造反了。畢竟他們都是有錢人,跟工農根本就不是一個階層。推翻了舊貴族後,他們馬上變成了剝削工農的統治階級。



還有西班牙、奧地利也是如此。商人們賺了錢之後,首先就是去買地,買貴族頭銜,爭取讓後人成為吃地租、免繳賦稅,不用勞動的上流社會人。這一點與中國古代的士紳很像。都是先爭取考官,考不上就去買。買一個掛名頭銜也是值得的。

英國也差不多。之所以現在我們感覺英國商人地位高,主要是因為英國貴族經商,拉高了商人在社會上的整體地位。而除去這些經商的大中小貴族,當年英國普通商人的社會地位其實也就那麼回事。

所以其實不止中國,只要是舊體制國家,大多數商人的地位都不算高。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我們想一下,“商人地位不高”這一概念是誰告訴我們的?

是工人、農民嗎?當然不是。

在貧窮的工農眼裡,商人雖不是上流人,但卻有機會過上上流人的奢侈生活。只是他們沒有上流人(中國是士大夫階級,歐洲是貴族和教士)的政治地位而已。

而自己想過上那種生活,幾乎不可能。

不是工農,又是誰呢?其實就是所謂的士大夫和貴族、教士們告訴我們的。

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裡面說: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



在白居易這個士大夫看來,商人逐利,跟著利潤走,沒有信仰。內心極度鄙視這種人。

還有歐洲的很多著作,商人在其中幾乎都是反面角色。這些人放高利貸,非常缺德。逼得百姓逼迫賣兒賣女,心中一點對上帝的敬畏感都沒有。被統治階級極度鄙視。

所以“商人地位非常低”實際上是一句帶有誤導性的話。

古代商人地位確實不怎麼高,但古代商人活得並不算悲慘。

比如《聰明的一休》裡面的桔梗店老闆,他地位雖不高,在足立將軍和一休眼裡,只是個丑角。但他的生活水平不低。

我國古代雖然把商人排在了農工後面,但農工並不比商人過得好。這點一定要搞清楚。

▼《聰明的一休》中的桔梗店老闆



那麼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歐洲的舊貴族、教士階級為什麼要鄙視商人呢?

這個原因,中外不太一樣。我國古代之所以要抑制商人。一方面是生產力所限,要是大家都不種地了,糧食就不夠吃了。另一方面是因為要集權。這一點,在《商君書》中有明確的解釋。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商君書農戰篇》

這段話很長,簡單翻譯意思就是:工人、農民工作環境固定,沒見識,好管理;而商人到處跑,有錢,且見識廣,很難被忽悠,不容易管理。如果舉國皆是商人,那就沒有多少人願意為主君征戰沙場了。

我們知道,古代最重要的兩件事情是祭祀和打仗。這都是大工程,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動員國內一切力量才行。而所謂動員國力,無非是動員兩樣東西,一個是招人,另一個是徵糧。如果你是主君,你會怎麼招人?怎麼去徵糧?你認識每個老百姓嗎?不可能的。

所以,你需要推行戶籍制度。你需要把每個子民都登記在冊。而如果要搞這件事,那你就必須要求子民不能隨便遷徙,否則一旦每個人都隨便搬家,戶籍就亂了,你就沒那麼容易招到人服役、納糧了。

而把人穩住後,專心種田,發展農業,恰恰既可以提供糧食賦稅,又可以束縛老百姓不到處跑。一舉兩得,所以才要提倡。

至於商人,到處跑,既無法快速徵召,同時又不能生產糧食,所以自然要抑制。不能讓老百姓都變成商人了。

歐洲與中國不同。因為歐洲是封建制,並不需要大量徵糧招人。歐洲舊貴族之所以也鄙視商人,主要是因為:貨幣有拉平各種社會職能的能力。而掌握貨幣的商人天然就對傳統貴族具有威脅性。

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西美爾說的。



把他這句話套到古代歐洲來看,可以發現很有道理。比如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商人花錢買頭銜就讓舊貴族很不滿。

在舊貴族看來,自己的貴族身份是靠打仗立戰功贏來的,如果花錢就能買到頭銜,那不僅會敗壞貴族階層的聲譽,還會損害國家的整體戰鬥力。

這一點跟我國古代士大夫極度鄙視商人的情況類似,士大夫寒窗苦讀十年才考了一個功名當上官,結果商人花錢就能買。這嚴重損害了士大夫的聲譽和科舉的神聖性。是絕對不能縱容的。

另外,商人有錢,可以買地。一旦當大量土地落入了商人手中後,必然會導致大量失地農民變成了無業遊民甚至債奴。這在傳統社會,是舊貴族不能忍受的。

因為在傳統社會,土地資源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基礎。老百姓不需要交易,只需要小範圍內的互惠即可。如果這個傳統社會關係讓商人用市場邏輯瓦解了,那整個社會統治秩序也必然是瓦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西方,也包括日韓等國的政壇,都是商人逆襲的結果。有錢人才是幕後大佬,政客只不過是被他們推到臺前的提線木偶罷了。


作為舊貴族而言,這種地位轉變當然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就要抑制商人。只不過,資本主義是大勢所趨。誰也不可能跟錢過不去。

貴族後來也加入到了資本階級之中,有錢人滿滿做大,通過資本控制社會,於是才變成了今天的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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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社會對職業的分級是士農工商,商為最低級,從商的普遍不召待見,也不被主流社會認可,秦朝時商人都不能穿絲綢衣服,唐朝時出身商人家庭的都不能參加科舉考試,著名詩人李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經濟方面

古代都是農業經濟,自給自足,沒有多餘的物資進行買賣,也沒有需求。交易時貨幣的使用也是個問題,古時候的銅錢,攜帶不是那麼方便,到了宋朝出現了“交子”紙幣才方便一些。

政治方面

古代的治國基本國策是“重農抑商”,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利於統治階級的統治,而商人手裡有錢,有時被統治階級認為是潛在的危險隱患,比如他把錢如果資助給起義的人員,他的財富就對朝庭形成一種威脅,明朝大富豪沈萬三被朱元璋殺掉就是犯了這個忌諱。

地理方面

商業,有一點重要的是奇貨可居,一招鮮吃遍天,地方差異,商品的獨特性完成交易需貨品的流動,古代交通不發達,南北東西距離又大,等到東西運到時,黃花菜也涼了,只有朝庭才可以實現,杜牧的《過華清宮》“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為了運到新鮮的荔枝供楊貴妃吃,都不知累死多少匹馬。

商人有悖社會道德

古代社會受儒家思想影響,道德水平備受推崇,商人往往與缺斤少兩言過其實聯繫在一起,“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在人們看來,財富來路不正,人品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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