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小營
古代公務員大部分無住房？
在現代人們的眼裡看來，封建社會的官員可以說是吃皇糧的“特權階層”了，因此他們的住房問題國家是一定會管的，然而，我們的這種想法其實只對了一半。
比如說，在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的朝廷官員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員的工資實行“秩石制”，也就是說他們的工資是糧食，而官員職位越大，他能領到的糧食及越大，可除此之外也就沒有其他的特權了。從西晉開始，為了優待官員，才正式按照官品佔田。
但是，皇上給的地卻常常和官員任職的地方不在一起，而且按照當時的規矩，官員如果退休了，在職時的俸祿就會停發，當然皇帝給的地也就要歸還了。
所以，古代的公務員們為了避免麻煩，也為了辦公的需要，很多都直接把家安置在了衙署裡——就像是我們經常提到的的機關宿舍。
“杭州市長”蘇軾的“宿舍”也很悲催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務員一退休便無家可歸了。有一些人家裡本來就有土地，自然就不用發愁住房的問題了;而且在任職期間，如果政績好，皇帝也會給官員土地和房屋。
到了宋朝，按照當時的制度規定，凡州軍常例之外的財務，不能由地方擅自決定，需要事先稟報代表中央財政的轉運司，申核上奏。舉例來說，北宋元祐年間，蘇軾擔任杭州知州的時候，就給中央上了一道《祈賜度牒修廨宇狀》。
裡面說的是，杭州的機關用房大多豆是五代時期留下的建築，腐壞破敗了，需要進行修繕，而那機關辦公用房到底壞到什麼程度了呢？蘇軾說，房屋都成了樓歪歪。蘇軾還派人核查計算了一下，預計要把所有的辦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四萬餘貫錢。於是，他“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
由此可見，古代公務員的薪資待遇其實也並非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優厚，而“為房所困”的公務員也不在少數。
保定中公教育
1.雖然我國古代並無“公務員”這個概念；但各級官員和辦事員其實也屬“公務員”範疇。在公務員工資成為熱議話題的今天，一起看一看，古代“公務員”的俸祿什麼樣？
2.古代“公務員”也是拿工資靠俸祿生活的，但古代“公務員”更看重補貼的豐厚。所謂補貼，則指正常工資之外的正當收入，不屬於貪汙腐敗、巧取豪奪得來的灰色收入。在古代，“公務員”最典型的工資性補貼之一，是各式各樣的“賞賜”，一直到清代都不絕。
3.以西漢為例，賞賜便有定期賞賜、慶典賞賜、功勳賞賜三大類別，有的直接賞錢，更甚的則是賞繒帛、酒肉、車馬，甚至連奴婢、房子都賞賜。
4.朝廷一年有兩次定期賞賜，分為春賜和臘賜。臘賜更實惠：除了錢、糧，連牛肉都賞賜。如“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
5.在漢代，官做得越大，所得賞賜便越多，很多時候得到的賞賜性補貼超過正式工資，官員僅靠賞賜便能致富。
6.如漢武帝時期酷吏張湯，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廉官員。《漢書·張湯傳》記載，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遭構陷，時任相當於今中央監察部部長的御史大夫張湯冤獄自殺，死後清查，其 “家產不過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賜，無它贏”。
7.當時的1金為1萬錢，張湯所任最高職位御史大夫月俸4萬錢，“五百金”的家產僅靠死工資的話，不吃不喝也要積攢10年。張湯生前不腐敗，這些錢財大部分都是靠賞賜得來的。
微榆林
中國古代的“秩祿”制度，等級森嚴，不允僭越。秩是官秩，是官位的高低；祿是俸祿，是朝廷發給官吏的薪餉。
官秩品在秦漢時以穀物多少計算。西漢從萬石到佐史分為二十級，曹魏時以一品至九品定分為九級，南北朝逐漸改為正從九品十八級，隋唐沿襲南北朝的秩品等級，以後各朝也大抵如此。
漢代的官俸以穀物計算，最高秩萬石月俸350斛(一斛相當於14公斤)，最低秩月俸僅為3.6斛。兩者相差近百倍。
唐代官俸有職田、祿米、錢貨。京官一品、外官二品授田12頃，京官八品、外官九品授田2頃50畝。武德初年，正一品祿米700石，從九品祿米50石。貞觀時一品官月俸錢6800文，九品官為1300文。唐後期，俸祿厚外官、薄京官。
宋朝百官的俸祿在歷代封建王朝中最為優厚，月薪餉最高達400貫(一貫為千文)，是漢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錢外，還有祿米，宋朝大小官員錦衣美食，生活奢華。
正一品官，月領祿米150石，俸錢12萬文，外加每年綾20匹，羅1匹，綿50兩； 從九品官，月祿米5石，俸錢8000文，外加每年綿12兩。 除以上薪餉外，各種福利補貼名目繁多，計有茶酒錢、廚料錢、薪炭錢、馬料錢，等等。官員家中役使的僕人衣食及工錢也由政府“埋單”。
宋代公用錢借貸利息與職田的收入，除由部門長官支用外，大部分進了部門“小金庫”，隔三差五發放給官吏們，成為收入的一部分。官員出差或赴任時，可以憑朝廷發的“給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領用糧食衣服等。
宋朝還設立“祠祿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級官員進行定期療養，一切費用均由國家承擔。宋朝的不少官員能領取兩份薪餉，名曰“職錢”。
優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員很少有自願致仕(退休)的，有的為延長任職期限，竟改動年齡。因此，朝廷只好強迫官員致仕，對年滿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課，不給升遷。官員致仕時，往往給予加官晉級，類似當今公務員的“即提即退”。宰相級的官員致仕後，仍可參議朝政做“高級顧問”。官員自動致仕的，其子孫可以“蔭補”一定的官職，致使“官二代”從政者眾多。
白居易月薪一萬五 生活清閒自在
約在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白居易為校書郎時，他在詩歌中寫道：“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便升左拾遺，工資跟著增加了一倍，“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史載唐寶曆元年(公元825年)，54歲的白居易任蘇州刺史，不知是因為蘇州是江南頭等富庶地方，還是白居易資力比較老了，反正那時候他的工資已經比較的豐厚了。“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
白居易為賓客分司時，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
隨後，白居易調進中央政權機關，為太子賓客，分司洛陽時，工資已是他剛做官時的十倍。“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接著，升為太子少傅，工資漲到了頂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而且還相當清閒自在，很是令人羨慕。連蘇軾也表示豔羨：“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到晚年，白居易退居林下，回到洛陽履道里的大宅子頤養天年，還可以領到一半的養老金，“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壽及七十五，俸佔五十千”。
《白公說俸祿》還記載：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
從白居易的詩裡，我們可以大約地瞭解到唐朝時做官人拿的工資是多少，不過白居易個別詩詞裡自說俸錢亦有誤。如白居易有送陝州王司馬建赴任詩云：“公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白居易當時與王司馬同級，五品官。一司馬，俸錢怎能敵尚書？他貶到江州不久，即寫信給元微之，略雲：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信內言月俸四五萬，這才是老實話。唐代官制，司馬薪級約略如此。至於尚書官俸，唐製為一百貫文，即十萬也。司馬僅為五十貫文，即五萬，差一半，怎可敵尚書﹖可能是白居易當時的誇大之詞。不過這個按照唐時一文銅錢約摺合後世人民幣三毛計算，月俸四五萬相當於人民幣12000至15000左右。
王安石月薪九萬 超出明朝宰相收入5倍
王安石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王安石受命危難之時，立志通過改革，“均天下之財，使百姓無貧”，開始大力推行改革。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被罷相。後來，王安石與宋神宗又產生分歧，最終，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
在宋時，宰輔去職，或調任，或罷免，或致仕，或去世，只要不是被貶謫的，朝廷都有格外恩典，以示優厚大臣。王安石便帶個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那麼，曾身為宰相的王安石此時的養老金是怎樣的呢？
宋朝的宰相一旦離任，給予這些曾經的國家重臣最通常的賞賜是進官加職。據《宋史？王安石列傳》，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
王安石進的“職”是觀文殿大學士。宋代官制，官、職、差遣分離，“職以待文學之選”。殿學士指諸殿大學士、學士，包括觀文殿、資政殿、端明殿、保和殿，以及曾置而改名的文明殿、紫宸殿、延康殿、宣和殿等的大學士和學士，都是職名。
各“殿學士”為宋朝最高級職名。《宋會要？職官》稱，朝廷設此，特用以恩寵離任的宰相和執政，“學士之職，資望極峻，無吏守。無職掌，惟出入待從備顧問而已”。《通考？職官考八》說：“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
宰相的進官加職，有一個演變過程，其趨勢是越來越豐厚。《宋史職官志》裡列有宋朝各級官職的俸祿。其中，資政殿大學士的“工資”是：“料錢、衣賜隨本官。”端明殿學士的“工資”為：“貼職錢五十貫，米麥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萬字茶二斤，春、冬綾五匹，絹一十七匹。羅一匹，冬綿五十兩。”因為王安石的觀文殿大學士是諸學士之首、從二品，他所得也比較豐厚，王安石的養老金是：料錢、衣賜隨本官。
衣賜，相當於服裝補貼，是俸祿的一部分；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別階官和職事官，用階官定俸祿，階官的俸祿稱為“料錢”。宋代中、上級官員的待遇一般比較優厚，本官月俸給1/3錢，2/3實物。外任地方官還配給職田，自三四十頃至一二頃不等。宋神宗後，一些下臺的或勢將下臺的官員有的還被授予或自請擔任宮觀官、監岳廟等閒官，坐領“祠祿”。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官員首次大幅度加薪，仁宗嘉祐年間正式制定“祿令”，宰相、樞密使月俸三百貫，有人據當時每石米價約六七百文到一貫文折算，得出宰相的月薪幾近90000元人民幣。
至於林林總總的福利，如祿粟月一百石，春、冬衣共賜綾四十匹、絹六十匹，冬綿一百兩，隨身傔人的衣糧七十人，每月給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給炭一千六百秤、鹽七石。
有一種說法認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約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輔的五倍以上。據此，宋的宰相離任之後也可有著豐裕的生活。如王安石辭官後就閒居“半山園”，追求精雅的山水閒情生活過得輕鬆愜意。
包拯年薪：高於一個州每年上繳的稅收
包拯年薪最高的時候，應該是在臨終前，他既是樞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給事中、上輕車都尉，同時還被封為東海郡開國侯，官品和爵位之高僅次於當朝宰相，所以這時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資最高的時候。
包拯“倒坐南衙開封府”時，頭上戴有三頂帽子，即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事。按宋仁宗嘉佑年間頒佈的公務員薪水法規《嘉佑祿令》，包拯作為龍圖閣直學士，每年有1656貫的貨幣收入，還有10匹綾、34匹絹、2匹羅和100兩綿的實物收入。
按《宋史？職官志》，包拯在開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糧，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麥。此外每月還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乾草、1500貫“公使錢”。
另外，作為外任藩府的高級地方官，朝廷劃撥給包拯20頃職田，也就是2000畝耕地，允許他每年收租，並且無需納糧。這2000畝耕地按每畝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進項。再查《嘉佑祿令》，權知開封府事每月還有100貫的添支，每年冬天又發給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總計包拯一年的各項收入：20856貫銅錢、2180石大米、180石小麥、10匹綾、34匹絹、2匹羅、100兩綿、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乾草。
宋真宗熙寧二年，開封米價400文一石，麥價300文一石。宋仁宗嘉佑四年，官定綾價1600文一匹。宋真宗鹹平年間，開封每匹絹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間，每匹羅定價4000文。宋仁宗天聖七年，官府規定每兩綿不得超過85文。宋真宗時某年冬天，官府出售木炭，每秤售價100文。宋仁宗後期，官府收購柴禾，每捆定價50文。宋仁宗寶元二年，開封乾草最低19文一捆。
以上是史料中出現的距包拯任職開封府時間較近的物價數據。利用這組物價數據，我們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項實物收入都換成錢，加起來大致是1022貫，加上20856貫貨幣收入，總共是21878貫。這就是包拯任職開封府時的年薪。按當時400文銅錢的購買力和現在25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是相仿的，21878貫銅錢合計1367萬元。
據宋徽宗時淮南轉運使張根說，他掌管淮南20個州，每年上繳中央的財稅有30萬貫，平均一個州繳稅才1.5萬貫。包拯兩萬貫以上的年薪，比人家一個州每年上繳的稅收還要多。這個結論有點兒嚇人。
京佳教育
秦漢時代的公務員似乎過得不咋地，因為我看了其中兩個人的部分日記。
一個日記出自湖北荊州周家臺30號秦墓，從日記中看，墓主經常侍候上司在外巡視，風塵僕僕，很多時候一天跑一個地方；有時還好，沒那麼趕。比如秦始皇三十四年二月，就有十多天的時間住在“竟陵”。
尹灣西漢墓出土的日記就比前者詳細多了，而且墓主的官職也較大，是東海郡的功曹。日記顯示，他成為功曹的時間，是成帝元延二年十月十九日，怎麼這麼巧，正好就記錄了下來？我想這墓主其實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但提拔為功曹，是他一生最為榮耀的事，所以特意挑出這年的日記隨葬。
從他這年的日記看，實在辛苦極了，幾乎每個月都要出差。比如正月，這麼冷的天，又是新年初始，他就有七天時間住宿在外郡的“傳舍”（招待所）。他常去外郡的彭城，眾所周知，這是西楚霸王項羽的老巢。有一次他住彭城縣政府招待所，還生了病，大概因為病中容易傷感，他還專門記載，“旦雨”“雨盡夜止”，然後，有個朋友“蔡卿”來看他。活生生的基層社會歷史，真是讓人遐想。
上班，他一般“宿舍”，就是住單位宿舍，有時也回家住。住宿舍大概是公務繁忙，因為日記記載，他經常很早出門辦事，晚上回來，還要馬上謁見太守彙報，好像隔了夜，公事就會餿了。
最有意思的是，他常提到繳納房租，“予房錢二百”“予房錢六百”，有一次住“南春宅”大約二十天，給了一百房錢，也許每天房租是五枚銅錢（由於記載模糊，僅為猜測）。最多的一次付了房錢一千，可見那時公務員待遇實在一般，在一郡中，功曹地位崇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卻連房費都不給報銷，西漢政府比較慳吝。
但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古代公務員真的很慘，和現在比，很多享受是沒有。但主要是因為技術達不到，實際上他們比普通人還是過得好得多的。
梁惠王
您好，很高興為您解答
自古以來，住房問題就是一個讓百姓苦惱的社會熱點。為了解決住房問題，古代的各級政府部門也想了不少法子。至於這些法子到底管不管用，那又另當別論。下面來聊聊古代公務員的住房問題。
說起中國古代的住房制度，當屬官員的住房問題。在人們看來，封建社會的官員是吃皇糧的特權階層，他們的住房問題皇帝當然也管。這種想法，只對了一半。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朝廷官員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員的工資，實行“秩石制”，直接發糧食當工資。官員職位越大，也僅僅意味著，他能領到更多的糧食，並沒有其他特權。從西晉開始，為了優待官員，才正式按照官品佔田。
然而，皇上給的地，和官員任職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規矩，一旦官員退休，在職時的俸祿一律停發，這地也得還給皇帝。因此，在皇上臨時給的地上蓋房子、到最後又給別人住的那種傻事，當然沒人肯幹。
為了省卻許多麻煩，更是為了辦公的需要，許多官員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條件相對優越的衙署裡——或者叫機關宿舍更合適。異地做官，則舉家搬遷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場，那就想辦法另謀生路或者回老家過日子。
唐末以後，退休的官員有幸能領到一半的俸祿，但退休後的住房問題，政府還是不管。
希望對您有幫助，有問題可以追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