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怪兽讲历史
秦孝公24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君，即秦惠王。同年公子虔等告商鞅反，商鞅欲逃魏，魏拒之，返，入商邑，反，攻郑。秦军攻商鞅，斩之渑池，车裂其尸于咸阳，并灭其族。但去人留法，秦惠王治国的基本制度还是延续商鞅的法治。
嬴驷继位之后，继承孝公遗志，继续进行东进攻魏。公元前330年至328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率领兵精将强的秦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陆续攻占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及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蒲阳（今山西隰县）等。魏国大败退之下又割让上郡15县（今陕西东北部地区）给8秦。公元前325年，嬴驷自称为王，改元为更元元年。公元前318年，乐池相秦，韩、赵、魏、燕、齐与匈奴的联军共同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将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8万2千。 但西边义渠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惠王及时改变战略，于公元前316年，用司马错之策攻蜀，破蜀军于葭萌关。灭蜀。公元前313年，遣张仪自秦赴楚，阴行反间，诱使楚国绝齐。然后又设计激怒楚怀王，诱使楚国冒险出兵。秦惠王命魏章率领公子疾、甘茂在丹阳（今河南西峡以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占领了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蜀的威胁。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大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 。秦惠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扩大了疆域，而且针对犀首并相六国，发动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的形势，采用了张仪的连横之策，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退了六国的进攻，取得了政治外交上的胜利。
义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是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公孙衍说动秦惠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秦惠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秦惠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很大的疆域。
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埋在咸阳北原。据说秦惠王是因操劳国事而死。
秦惠王在位时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扩疆拓土，壮大国力，使秦国强盛其时。同时也是一位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掌控局势的彪炳史册的伟大帝王。
根据秦惠王具体其人其事，假如商鞅没有被车裂，而继续为秦惠王嬴驷重用，应该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会变化很大。因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秦国的发展思路，擅于审时度势的秦惠王的所作所为、施政军政是最佳策略。孱弱的秦国转强的基本任务已经被秦孝公和商鞅基本完成，擅长以法治国的商鞅也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若商鞅好在，嬴驷根据情况应该会让商鞅继续循法经国，处理国内诸多内务，促国发展。下一步的诸侯争霸需要在复杂的纷众国家参与的局势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运筹帷幄，终取霸业。而雄才大略的秦惠王与纵横捭阖的张仪应世而出，对张仪，赢驷求之，试之，任之，信之。在秦与到列国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终击溃五国灭秦之兵。
故不管商鞅车裂与否，有无商鞅，秦惠王开疆拓土成就功业为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基础的结果是必然的。
刘文广
会更惨，惨不忍睹，不忍直视。既然要做历史假设，那不妨干脆做个大的，来个刺激的，否则就没有趣味性了，不是吗？毕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无情，没有一点人性可言，极为地错综复杂，让人谈之色变，不堪烦扰。
或许，有些人不适应，但无可奈何，历史的漩涡，总是令人那么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商鞅作为一个极具盛名的历史人物，无疑被推到了社会、历史的风口浪尖上，遭受无数人审视、探讨，这不可避免，也无可厚非。谁叫他的所作所为，造就了后来秦国的不可一世，进而统一了诸夏，影响华夏数千年。如此人物，后辈看之，必不会等闲视之，肯定是慎之又慎，极为小心，生怕触及了某些人的逆鳞，发生一些不可言说的事情。
好了，言归正传，说说商鞅的命运。在古代，个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例子，那是少之又少，万年难遇。恐怕除了刘邦、朱元璋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了。因而商鞅的命运他说了不算，要么天意如此，要么君王如此。即使他本人那么厉害，还是于事无补，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说来也是可悲，但人力岂能回天，古代更是如此。所以说，商鞅的命运几乎是注定了，必死无疑，人人都是看客。
诚然做了大胆的假设，可商鞅不死，哪有后来的历史，哪有今天人们对他的认知。换言之，倘若历史真的能变，那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人亦复如是。具体而言，商鞅继续被重用，得罪的可不仅仅是贵族阶级，还有他们的代言人。一旦商鞅的利用价值用完，那么就是他的死期到了，快的让人发指。显然，秦王必然是第一个下达命令之人，正是提前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句古话。一来，商鞅身居高位越久，得罪之人越不能安然入睡；二来，商鞅一直被重用，秦王威望何在，忌惮是必然。如此一来二去，商鞅焉有不亡的道理。或许，他不亡，秦国社稷就要亡了，二者孰轻孰重，却是一目了然。先前，商鞅只是变法以谋权，后来则是变法以亡国了。故商鞅下场势必极为凄惨，乃至不忍直视，以深刻阐释“活的越久，遭罪越大”的人生哲理，说来也是没谁了，徒留一声唏嘘而已。
总之，假设商鞅之命运，必然产生非同寻常的后果。除了大势不变外，自然也有反噬之存在，却是更加注定了他异于常人的生命起伏，可谓天道不可欺也。
史过境迁客
商鞅的死是必须的，秦惠文王不可能留下，如题主所想接着重用，那是不可能的。商秧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暴炸？破坏力无边。
商鞅是有才无德的人。性格缺陷是其悲情而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困素。
首先肯定他是当时的天下奇才。在魏国时，与大夫公孙痤诽谤时政，言无不中，深得激赏，公孙痤临死之时，向魏惠王荐贤，说商鞅能力强于自己十倍，希望自己死后让他接班，也该着商鞅能成大业于秦。这个魏惠王就是个二X。展转入秦后，商鞅的抱负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通过变法得以完成。变法后秦国加快了蚕食六国的步伐，客观上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应当肯定并予以赞颂的。
商鞅变法是其法家思想的社会尝试，但成功了。成功得出乎意料。这是短平快的速成。商鞅说给秦孝公的话，有二处，很耐心深思。‘’小民狃于目前之安，不顾百世之利，可与乐安，难于虑始‘’。意思是不用跟老百姓讲什么道理，法在，执行就是了。还有‘’欲强兵莫如劝战，诱之以重賞，而后民之所趋，胁之以重罚，而后民之所畏。赏罚必信，政令必行，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这些话，不难看出老百姓在商鞅心里的位置，他们不过是被利益驱使的会说话的动物而已。
回过头来，看看商鞅变法实现的过程。新法既出，百姓说好不行，说坏也不行。商鞅说：‘’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亦媚令之民也。‘’悉籍其姓名，发配到边境为戍卒。大夫甘龙丶杜挚私议新法，贬为庶民。因太子言变法之非，坐罪于师傅，将太傅公子虔劓鼻，太师公孙贾鲸面。仅一天，因言变法之非，就诛杀70O余人，渭水为之尽赤，哭声遍野。可见变法执行起来有多血腥，有多残忍。
为更好坐稳宠臣之位，得势后商鞅首选进功之地便是魏国，他要求百姓以信，而他都却用极卑鄙的手段诓骗了与之厚交的魏将公子卯，几乎是兵不血刃拿下吴城。其实换一种方式，以秦国当时的军力拔城，并不费吹灰之力，从这，就足见商鞅的人品如何？因战功，商鞅被秦孝公赐为列侯，封商于之地七百里，故后世称其为商君。功成名就，更加恣肆拨扈，府里府外皆道路以目，能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奉承话。谋士赵良劝其激流勇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惨然而无所应。秦惠文王继位，宣告了商鞅悲惨命运的开始，为自保去魏国，魏国没有容身之地。投宿没有照身之贴，这是他当年订的法规。最后，无路可逃，束手被擒。
秦惠文王以五牛分尸的极刑处决了商鞅。他这么做，自然有对被损害利益的贵族阶层的感情弥补。但也不能忽视底层百姓的呼声。商鞅死时，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所以说客观形式决定秦惠文王不可能留用商鞅，他必须死。因为变法连着血腥，国运兴于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