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因就是内部文明精细化程度，外因就是外部压力大小。
古希腊处在欧亚非大陆的中心，即文明的交汇处，国家又小，即压力大，所以辉煌。英国也小，且距欧洲大陆近，能受惠于大陆文明，又有海峡相隔，大陆攻入不易（希特勒能占领法国，但无法占领英国），自保能力又胜过半岛国家，且整个欧洲小国林立，竞争充分，即压力大；英国还处于欧非美海上航运中心，也是文明交汇点，正如十字路口交通要道。近陆岛国位置最优越：文明精细化既达到一定程度，又与作为外因的外部压力达到最佳搭配。日本同英国情形相同：日本承接中国文明，又受中国威胁，但因隔海相望，忽必烈也无法占领日本。以色列压力太大了，被赶到世界各地，也接受了各地文明。
欧洲向英国移民，欧洲文明提纯造就了英国，欧英向美国移民，欧英文明提纯造就了美国，庞杂的文明被提纯了，同人挪活的道理一样。日本人也不可能不是中国的移民。中华民族无此情形，所以文明庞杂，正如同很少搬家的家庭必定旧家具多一样，即有较为沉重的文化惰性（行为、思维惯性），改变过程较其它国家为长。美国才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最单纯干净、“拿来主义”地嫁接了欧英文明，但这种嫁接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一个宽容度狭隘的弊端——只提取了最好的，忘记了世界还有那么多不那么美好的，甚至是相当糟糕的、但不可缺少的情形存在。世界不是理想国。
从文明的起源来看，人多必定力量大，idea、story多、即文明的素材或原材料太丰富了，文明必然繁盛，所以，大国很容易在古代强盛辉煌，小国很容易在近代辉煌，因为小国压力变动力，技术和制度进步都快。中国的百年屈辱很容易理解:谈不上什么技术、全凭人海战术的古代必定让位于技术远胜过人力的近代——一支枪远胜过千根棒，可以说，打了中国一个冷不防。文明精细化程度同人群的体量成正比，中国首屈一指，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在东亚“一国独大”，没有任何外在压力即外因。外在压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急不生智；本事都是憋出来的；没有高温高压，再多的粮食也造不出好酒。百年屈辱绝对不是哪一个皇帝的责任，而是有其必然性。近代很多思想家归因的分析错误不少。最简言之，就是古代几千年靠人海战术取胜长期养成的惯性使然。家大业大，必定危机感不强烈。哪有什么愚昧麻木的民族劣根性。
很简单，一个小国要抵抗外侵，对民众的依赖程度很高，不实现政治平等，很难调动民力；而一个大国与此正相反，总是不缺乏兵源，且领土辽阔，很不容易被外侵一锅端，在外侵面前总有回旋余地，如英法联军入北京，咸丰逃往热河，八国联军入北京，慈禧逃往西安，日军占南京，蒋介石逃往重庆。大国不怕外侵，怕内部起义，小国与此正相反。政府决策肯定取决于其最恐惧的方面，如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担心共产党胜过日本侵略者很正常。并非外国的统治者天生有民主作风。一个大国战胜外侵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拖也能把入侵者拖垮（这就是俄国战胜拿破仑、希特勒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天生花岗岩脑袋，而是国家庞大的客观原因使然。清政府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不懂得放进来打持久战，而抗日战争则因做到了这点而取胜（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应该有这层考虑）。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打出去，扭转为放任外敌进入以持久作战的思维和做法也不是很容易。咸丰接受不了外使驻北京也就不难理解了。
内部起义很难引起制度质变(即内部矛盾调适)，因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外侵压力面前接受改变要比在内部反抗面前接受改变从情感等方面看要顺畅得多，如日本一扩大侵略，国共就合作，抗战一结束，国共就内战。中国古代多少农民起义导致的改朝换代都只是简单重复的原因就在于此。
大国小国因为外在压力不同而导致制度质变难易快慢的情形可以同平时、战时官兵关系处理难易的不同相类比：平时无压力，战时有压力，战时官兵关系要比平时容易处理，因为他们面临共同的威胁，任何一个将军也不会制定一个只是有利于军官而不利于士兵的作战计划——而平时军官的对立面是士兵，军官的决策很难让士兵参与。小国就像是永远处于战时，大国总是承平日久，所以大国官民关系很容易不佳。没有什么好责备的。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外族入侵的历史，但这种压力绝对达不到足够的程度（持续性很重要，真正侵略的次数并不一定多）。所以说，整个近代外敌入侵给中国送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什么西方文明，而是压力，中国绝对不缺乏文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主张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一般认为三权分立是西方政治学说的精髓，但实际我国古代思想家商鞅就说过类似的话：“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则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治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商鞅和亚里士多德基本是同时代人）。中国古代在世界或者说在东亚几千年来一国独大，内因足够，外因没有。
做一简要、也许不太恰当的形象说明：一家父子5人，一家父子2人，前者父亲的自律性，或父子关系的融洽度肯定不如后者；后者父子不甘心长期被辱，会更迫切地寻找武器，一旦武器在手，肯定能打败前者；前者父亲被儿子多次指责，也不会改正，因为威胁不到他的地位，但一旦面临被后者占领家庭的危险，则必会放下身段，笼络人心。问题就这么简单。
虽然中国近代化落后于英日，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与人之间生存压力大，保证了内部民众智慧不退化。俄国国土也辽阔，但人口稀少，生存压力不大，所以文明精细化程度也不高。远洋岛国难得大陆文明之惠，文明精细化程度低，又无压力，发展也慢；半岛国家接受大国文明很便利，但受其威胁也太重，发展进程常被打断。可见，国情对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作用很大。总之，人多无压力，必定不重技术，体量大、惯性大、条件成熟慢、制度质变慢，这是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根本原因。居安很难思危。
文明的差异，不在于是一元还是多元，而在于精细化程度，即博大精深程度（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几千年文化）。同样的经验教训重复二十四遍，印象或思维深度不可能不深刻，哪个国家比得了。文明从来就不可能是一元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相反的主张永远有。中国进入世界的“竞技场”始于鸦片战争。压力具备，进步就是必然的。文明精细化程度最高，是解释改革开放近几十年中国发展令世界瞩目的根本原因。
西方有一个解释中国近代落后的说法：中国人天生宗教色彩淡薄，为真理献身精神差。当然这是不对的，原因仍在于以上：人多必定对自然力恐惧少，所以宗教色彩淡；因为人多国大，不像西方小国林立，出逃它国很容易——难以逃脱，必然隐忍，并非黄种人天性比白种人社会责任感缺乏、恐惧死亡。东西方政治精英为民族奉献的动力，前者以“青史留名”为主、以宗教精神为辅，后者正相反。一个是向伟人效法、一个是向上帝看齐，都是为了达到德才兼备的目的。
总之，国与国之间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客观原因，谁也没有什么自卑与自傲的理由。小国领土狭窄，必定比大国危机感强烈，常有侵略的冲动；人多必定文明的素材丰富，精细化程度高；物以稀为贵，人多必贱，大国在人权方面必定欠缺；统治阶级必定更提防百姓内乱，而不会看重其在抵抗外侵方面的作用；还由于人口众多，必定容易对秩序构成极大的压力，那么为了达到同样的秩序，管理必定容易趋向高压，忽视个性；大国政府存在时间很长，百姓必定以进入政府为荣，且容易依赖政府、信任政府，政府也容易承担较多责任，而小国则与此正相反——存在时间很短，想指望也指望不上；无法利用政府实现个人利益，只好研究科学，所以，西方重科学，中国重伦理；中华文明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体量大，无法撼动。面向太平洋的东亚大陆这片区域，面积大、地形平坦、气候温暖、河流环绕，焉能人丁不兴旺。孟德斯鸠强调地理环境的至关重要半点错没有。
从1840年，中国开始百年屈辱，也就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进程，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无压力不会改变，即使有了压力，因为体量大，耗费时间也比小国长得多。英日完成近代化尚需近百年，中国约需二百年。
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初识压力，甲午中日战争才真正使中国开始因痛苦而觉醒，八国联军入侵使中国感受到的就是耻辱了，而接受现实，开始想到“放进来打”这个正确的办法，就到抗战了。一般来说，一个小国，30年的屈辱就足够了，但对于中国是远远不够的——一头大象很难像一只兔子一样把一次拳击当回事。这需要几十年。
外侵问题不解决，不可能解决内部争战。此后再有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内战。
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之所以恋权，应有一个重要的心理活动，即他认为他需要回报，回报他在清帝退位上的历史作为。这个心理活动并不难理解。后来的蒋介石之所以容不下共产党，也基本是这个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消灭北洋军阀、及抗战中有一定历史贡献。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现代化缓慢的原因，也是人之常情，难以避免。又几十年过去了。
战争年代，正是用人之际，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民生、民权问题更不可能提上日程。蒋介石政府被推翻，腐败是根本原因。
在中国这个近代化过程中，每一个政府的宽容度都在增加。都是曲折磨合、主张碰撞、认识提高的过程。
内战不解决，不可能着手解决贫困问题。
建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不可能很好的摆脱军事家重对立轻统一、命令作风、忽视个性、轻视科技、重改变轻秩序等的思维惯性的弊端，套用一个术语，即军事家的政权很难做好“行政去军事化”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与汉高祖刘邦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颇有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来自于主张暴力革命和社会理想描述的马克思主义，在真正执政后会出现党的历史方位、指导思想调整难的问题，再套用一个术语，即“政党理论具体化”（或理想现实化）的问题。所以，就有改革开放前套用计划经济曲折发展的近30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中国真正发展始自改革开放。作为党和国家缔造者的毛泽东同志终身任职，虽然带来一些问题，但无法避免，可以理解。蒋介石也是终身任职的。
越是顶尖的军事家越是容易在和平时期的经济问题上捉襟见肘：军事才能的核心目的是算计并消灭对手，而经济才能最高超的核心智慧是挖掘自己并达到共赢，起码需要互通有无呀。“战胜”、“掘墓”之类的理论指导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开放。
解决不了贫困问题也很难真正着手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以及更长远的依法治国问题。近些年如果不是较好地解决了经济问题，也不可能如此大力度地反腐败。
总之，完成任何一件大事，都需几十年时间。要懂得等待条件成熟，或者说，顾得上；分析问题越客观越好，能较好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杜绝偏激，也对未来发展保持冷静、理智和希望。历史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目标很简单，实现很困难。很简单，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正像动物孕育新生命一样，体积越大，怀孕时间越长，国家越大，改变制度的条件越难成熟。航母移动肯定比一只小船移动费时费力。责怪个人意义不大，历史总需要一个长期的自然演变过程。我们期待中国梦的很快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