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具有幾分傳奇色彩的美國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首先讓人想到的便是他那本斐揚海內外的著作《萬曆十五年》。1982年此書在中國大陸首次出版後，其敘事方式、語言風格以及蘊含的大歷史觀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一掃人們對歷史書籍枯燥呆板的固有印象，成為廣受大眾追捧的歷史暢銷書，經過多次再版至今已經發行了三百萬冊。 1979年前後，圍繞黃仁宇與《萬曆十五年》，還發生了一些故事，值得今人回味深思。
難以釋懷的被解聘恥辱
1976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任教的黃仁宇完成了《萬曆十五年》的初稿，其後三年中他在美國四處尋找出版商，希望能將此書付梓，不過他等來的確是一盆盆無情的冷水。無論是商業出版社還是大學出版社都對此書興趣不大。在商業出版社看來，《萬曆十五年》應屬於學術性著作，因為該書雖提及宮廷生活及妃嬪間恩怨，但是書中又涉及到了明朝的財政和中國的思想，學術氣息濃厚。而在大學出版社看來，將其定義為學術性著作又十分牽強，該書缺乏分析與解剖，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屬於不倫不類的作品難以出版。《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如此不被待見，讓黃仁宇陷入極度苦悶。
正當黃仁宇對《萬曆十五年》的出版困惑迷茫時，1979年4月10日他收到了紐普茲分校校長考夫曼的一封信。在信中，黃仁宇被告知學校要進行人事縮編，他屬於被解聘的人員之一。 這個消息對61歲的黃仁宇而言無異於晴天霹靂，一向對工作兢兢業業的他萬萬沒想到自己會被解聘。他在這所學校已經工作了12年，1969年還被聘用為了終身教授，這曾讓黃仁宇覺得自己不會有被解僱之憂，可以專心做學問。學校的失信讓黃仁宇無比的憤怒，更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他在《黃河青山》的回憶錄中憤懣地寫道：“我被解聘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個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我無法忘記這件事，因為別人也不可能忘記。無論我到哪裡，似乎都貼著不名譽的標籤，……有能力的專業人士永遠不可能被解聘，這是大家的預期。失敗就是不名譽，沒有人會替你找藉口。在大眾面前，我沒有能力去保護內人和小孩”。
年輕時的黃仁宇（右）與弟弟黃競存合影
其實所謂的人事縮編裁員，不過是校方辭退黃仁宇的一個冠冕堂皇的說辭而已。歸根到底還是黃仁宇的學術和教學不能讓校方滿意，導致其被解聘。黃仁宇在紐普茲分校執教期間，出版著作較少，而著作數量多少又是該校衡量教師水平業績的一個重要標準，這讓他處於不利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黃仁宇講授的中國史學生選修的很少，加之黃仁宇教學嚴格，使得學生的逃課現象嚴重，但黃仁宇又不是一個妥協的人，“在不景氣時，入學人數很重要。……我可以向現實屈服。我可以減少閱讀的分量，降低考試的難度，分數給得比較寬鬆。這些我都可以調適，但一切總有個限度。我絕不可能教我自己認為錯誤的內容，課程內容即使稀釋，也必須仍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範疇內”。學生上課人數少使得校方對黃仁宇的教學能力產生了懷疑。
被解聘後的黃仁宇，不得不面對著尊嚴的喪失、親友的不理解以及生活的困頓，這種艱難對剛過花甲之年的黃仁宇而言壓力前所未有。他回首自己60餘年時光，少年投筆從戎、壯年血戰疆場、中年退役學史、晚年大學失業，經歷了不知多少酸甜冷暖。為了捍衛自己的勞動權益，他曾和妻子格爾去紐約州社會福利局和勞工局進行申訴，結果遭到的是拖延塞責，無果而終，此時的黃仁宇感到十分無助。對於一個60多歲的老人而言，重新找工作已變得極為困難，
沒有了工作薪水和科研經費，黃仁宇一家不得不靠領取每月不到1700美金的社會救濟金和福利津貼度日，日子過得異常艱難，以至於黃仁宇有段時間“只要一聽到熱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頂有破洞，心都會一陣抽痛”。
黃仁宇與妻子格爾
除了經濟上的困窘，黃仁宇還要忍受著心理上的巨大折磨，這種精神上的摧殘遠比物質打擊來得更猛烈。就在黃仁宇得知被解聘前，耶魯大學出版社對《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產生了興趣，向其投來了橄欖枝，這讓黃仁宇一度燃起了希望的曙光。然而在知道被解聘後，黃仁宇變得內心頗為忐忑，畢竟出版社一旦得知自己遭到解聘的消息後，很可能會拒絕書稿，出書變得渺茫，沒有哪個出版社願為一個失業的大學教授出版書稿。
另外，隨著中國打開開放大門和中美正式建交，中國與美國的學術交往日益增多。黃仁宇原本想申請參加美籍明清專家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藉此為中美之間的歷史交流做出貢獻，結果黃仁宇的申請被無情拒絕，理由其實很簡單，他在美國的學術界屬於無名小卒，世人對其一無所知，黃仁宇想做貢獻都無處施展才能。
1978年底《人民日報》關於中美建交的號外
黃苗子的信與廖沫沙的題簽
任何事情都是否極泰來，當黃仁宇在美國沉浸於解聘的痛苦之中時，他收到了來自好友鬱興民的好消息，《萬曆十五年》可能會在中國大陸出版。原來在1978年的夏天，任職於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的鬱興民要訪問中國大陸，臨行前黃仁宇委託其在中國找到合適出版商，出版《萬曆十五年》。其實黃仁宇做出這個決定，多少有些碰運氣的味道，他已經離開大陸數十年，對大陸出版界的情況是一無所知。而當時《萬曆十五年》在美國又投稿無門，他不得不賭一把，萬一西方不亮東方亮呢。
當年秋天鬱興民返美時，他告訴黃仁宇，他的姐夫黃苗子願意把書稿給大陸的出版社，這讓黃仁宇聽後十分高興。通過鬱興民的介紹，黃仁宇對黃苗子有了一定印象，他知道身為作家和藝術家的黃苗子在中國文化界是有一定威望的，若其能夠打通《萬曆十五年》的出版通道，那將是令人無比振奮的。
黃苗子
黃苗子讓黃仁宇儘快把書稿寄給他，不過書稿的寄送不太順利。第一份書稿影印本黃仁宇在1978年10月發出，他原本想經空運寄到黃苗子手裡，但這份書稿石沉大海，黃苗子沒有收到。於是在1979年1月，黃苗子催促黃仁宇再給他寄一份。正在此時，鬱興民的女婿卡爾·華特為了做有關中國銀行方面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去中國大陸的簽證。黃仁宇知道這個情況後，為了穩妥起見，將書稿交給了卡爾·華特，讓其親自帶到北京交到了黃苗子手裡。
隨著黃仁宇得知自己被解聘的消息，如同對耶魯大學出版社的擔心一樣，他對《萬曆十五年》最終能否在中國大陸出版也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在黃仁宇看來，“在中國，教授備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絕不可以像領日薪的工人一樣被開除，這是尊嚴掃地的事。總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傳開，支持我出書的人一定會收手”。
不過黃仁宇的擔心顯得多餘，《萬曆十五年》在中國大陸的出版並沒有受到多大的阻礙，進展得很是順利，經過數月的審讀，在出版界享有巨大聲望的中華書局便原則同意出版《萬曆十五年》。這其中黃苗子和廖沫沙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5月23日，黃苗子給中華書局任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傅璇琮寫了一封信：“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歷史教授黃仁宇先生，託我把他的著作《萬曆十五年》轉交中華書局，希望在國內出版。……現將全稿送上，請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將結果通知我更好，因為他還想請廖沫沙同志寫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這些都要我給他去辦。”
在這封信中，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個是黃苗子將黃仁宇的學術頭銜稱為耶魯大學教授。至於為何要將黃仁宇稱為耶魯大學教授，或許是黃苗子的筆誤，也可能是黃苗子想抬高黃仁宇的學術地位。畢竟耶魯大學是世界知名高等學府，能夠在該校做教授恐怕學術成就也是不可小覷的。
第二個是信中稱“三家村”之一的雜文家廖沫沙是黃仁宇的好友。這應該是黃仁宇想借重廖沫沙的文化影響力。那時的黃仁宇在中國大陸可說是無人知曉，而要想打動出版方，除了書中的內容，還有就是通過透露其和廖沫沙的好友關係，可以讓出版方對此書加以重視。正如黃仁宇所言：“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這本書要在中國出版應該不會太難。”
三家村：左起鄧拓、吳晗、廖沫沙
黃仁宇和廖沫沙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38年，當時正值日軍大舉侵華華北淪陷，正在南開大學機電系求學的黃仁宇不得不隨學校南下來到了他的家鄉湖南長沙。1937年11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了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後來隨著戰事的加劇，1938年2月長沙臨大不得不西遷昆明。此時的黃仁宇面對山河破碎，打定主意要中斷學業投筆從戎，以此保家衛國，可這個想法遭到了他父親的反對。黃仁宇的父親想讓其考慮一段時間再做決定，黃仁宇就沒有跟隨學校西遷，而是在長沙停留數月。
為了打發時光，黃仁宇自薦去了長沙的《抗戰日報》工作。《抗戰日報》創辦於1938年1月28日，以此紀念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創辦人是劇作家田漢，該報的宗旨宣傳抗日主張，振奮民眾抗日精神。儘管田漢是《抗戰日報》的主編，但由於其日常忙於其他的抗日活動，廖沫沙就成了事實上的主編。有一段時間報社只有廖沫沙和黃仁宇是全職工作，由於事務繁忙，兩個人就吃住在報社，床就放在他們辦公桌旁。正是這段時間的相處，讓這兩個相差十一歲的年輕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不過用黃仁宇後來的話說，“當時我從未想過，他有朝一日會成為名人”。1949年，中國發生了滄桑鼎革的時代變化，黃廖二人各奔西東就此失去了聯繫。
1979年初在中斷了幾十年的聯繫後，黃仁宇通過其妹黃粹存與廖沫沙再次建立了聯繫，此時廖沫沙剛剛獲得政治平反。在1979年2月17日廖沫沙給黃粹存的回信中，他寫道：“希望有機會能見一見我的小朋友和老朋友黃仁宇，不知他是不是還保持著他那副頑皮孩子的模樣”。由此可見兩個人雖已經幾十年未曾謀面，但黃仁宇依然給廖沫沙留下了很深的印記。
廖沫沙題寫書名的《萬曆十五年》
儘管最後廖沫沙因病未能給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作序，但其欣然給黃仁宇的書寫了題簽。今天看到的1982年出版的《萬曆十五年》淡綠色封面上，便是廖沫沙題寫的書名。用現在的話說，廖沫沙相當於用自己的名字給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做了廣告宣傳。
《萬曆十五年》的出版稿費
由於《萬曆十五年》原稿是用英文寫成的，後來又是由作者翻譯成了中文，書稿遣詞造句上難免有不少難懂之處，特別是由於黃仁宇離開大陸已有三十多年，“國內的書面語言，無論在詞彙或語法方面，都有一定的變化”，所以傅璇琮找來了自己的大學同窗好友、古典文學專家沈玉成對《萬曆十五年》進行潤色。傅璇琮與黃仁宇溝通後還確立了潤色的幾大原則：一、保持原作的論點和材料；二、儘可能保持原有的文字風格，即文言白話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語言，同時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譯文的意味；三、對某些語意不甚明瞭的，或並非必要的詞句稍作刪節；四、個別段落稍作調整。為了不失作者的原意以及更正其中的史實錯誤，每一章潤色完成後，中華書局都會把潤色稿寄給黃仁宇進行審閱，徵求其修改意見。 對此，黃仁宇相當感激。後來他在《萬曆十五年》出版後的自序中說：“幸經潤色修改，本書與讀者見面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
1982年5月，歷時三年之久的《萬曆十五年》簡體中文版由中華書局正式發行，首印2.75萬冊很快銷售一空，影響非凡，這是讓黃仁宇和中華書局所始料不及的。《萬里十五年》得以成功出版，一些人是出了大力的，比如黃苗子。可以說《萬曆十五年》能夠在大陸出版，黃苗子算是幕後的推手，充當了黃仁宇和中華書局之間的中間人角色，其間的奔波辛苦恐怕只有當事人自知。再比如抱病寫了題簽的廖沫沙，還有為潤色著作勞心勞神的沈玉成，這些恩人讓黃仁宇不敢忘。
中華書局外景
圍繞著作出版後的稿費分配問題，黃仁宇給中華書局兩次寫信說：“殺青之日，仍遵原議，著者不受金錢報酬，接洽人之車馬費，潤色、題簽之筆貲，則請於黃苗子先生裁奪，無庸著者置喙。但祈書成後，立即先用郵航寄下三數冊，將來平郵再惠寄若干，多多益善，著者全部拜領，以便轉贈國外學者親友……舍妹處（廣西桂林橡膠設計院黃粹存）望能惠寄五冊至十冊，以便贈國內親友”“沈玉成先生之潤色費（稿費的三分之一，筆者加），祈於可能條件下優先奉致。廖沫沙、黃苗子二先生應多少給予車馬費；……舍妹粹存，她奔走不多，但如貴局願付與少量報酬，筆者亦不阻擋，只是人民幣三十元、五十元之間則已至矣盡矣，再多一分即與鄙意相違，亦陷筆者於不誠”。
從黃仁宇的信中不難看出，對於己，他的要求是不要一分稿費，只要樣書。因為在黃仁宇看來，《萬曆十五年》能夠歷時三年得以出版，自己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已經感到莫大榮幸，稿費可以忽略不計。但他想把稿費分給黃苗子、廖沫沙、沈玉成等人，但無論是車馬費還是潤色費，三人都沒有收，只當是盡了自己的一份心力而已。
《萬曆十五年》的暢銷，改變了黃仁宇的學術命運，讓其從一個默默無聞被解聘的困窘學者變成了名聲大噪的知名歷史學家。他的那些塵封著作一時間變得洛陽紙貴，《萬曆十五年》更是被譯成多國文字進行出版，一股“黃仁宇熱”席捲海內外，可以說《萬曆十五年》成就了黃仁宇。但在《萬曆十五年》的背後，我們不僅應當記住著者的名字，也不應忘記那些為該書出版無私奉獻的文化人士，正是他們的努力，才使得《萬曆十五年》在中國歷史文化長河中留下了不朽的史學豐碑。
